1981年10月

“猜猜谁找到工作啦？”我边往屋里跑，边大声说道。

杰西卡从楼梯上飞奔下来，弟弟詹姆斯跟在她后面。“耶，是妈妈！”姐弟俩异口同声地欢呼道。

比尔从厨房的角落里转过头来，笑着问：“真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像个3岁小孩儿一样又蹦又跳，“之前说好的，今晚吃麦当劳！快去拿好自己的东西。”

在车上我跟他们说了面试的经过。“我先参加了两轮面试，然后曼医生让我参与了一对夫妇的会谈和一个家庭治疗。事实上我还发言了，所以他今天就开始付我钱了。”

“妈妈，不要往餐厅里看。”詹姆斯深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3岁的小圆脸上满是认真，“这可是个惊喜。”

杰西卡在厨房和餐厅间来回跑着，不时停下来与她爸爸交头接耳。

“再过五分钟就好啦。”比尔对我说，“先别过来啊！”

我回到楼上的卧室，享受这会儿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天是周五，是我工作第一周的最后一天，此时我的大脑还处在无比兴奋之中。整整七分钟后，我走下楼梯。杰西卡来到我面前，她带着夏尔巴长老般的自信，拉住我的手，带我走进餐厅。

餐桌上铺着蓝白相间的亚麻桌布，上面摆放着我们婚礼时购买的瓷制餐具，家传的银烛台上点着白色蜡烛，食物旁边放着一小堆包装好的礼物。

“惊喜！”三张热切的脸庞朝我开心地笑着，我先是惊讶，继而大笑，然后喜极而泣。

比尔用黄油、大蒜和香菜做了法式蜗牛—我们家“非常特殊的场合”下才会做这种正式的菜。他还买了个蛋糕。

晚餐后，我开始拆礼物。比尔年轻的时候在克利夫兰当地的一家珠宝店工作过很长时间。在他的帮助下，孩子们亲手设计制作银饰，作为送我的礼物。他们先做出形状，然后手工敲打出成品。詹姆斯做了一个螺旋状的戒指，戴在我小手指上正好。杰西卡设计了一个花篮形状的胸针。比尔送了我一件棉质毛衣，那是几周前我们一起看图册时我看上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靠积蓄生活，尽量节省每一分钱。现在，我不仅可以给家里带来收入，还终于拥有了我大半生都梦寐以求的一份事业。比尔说，如果我没时间顾及家里，他会承担起各项家务，他会购物、做饭、接送孩子；孩子生病了，他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并在家里照顾他们；他还会照料好家里的植物，付掉该付的账单，喂好我们的猫咪。

这些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1981年夏天，大学毕业十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论文。原本打算在一两年内完成的事情，因为两个孩子的相继到来，花了我六年时间才完成。事实证明，我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即便有个乐于帮忙的另一半，养育小孩仍然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

我的论文《专业背景、机构和相关临床医生的特质对精神疾病诊断的影响》，来自我实习期间的经历。当时，我们病房由一位精神病医生主管，他写过几本有关自恋的书。我们收治的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而被治愈走出医院。我们为自己高超的医术而洋洋自得。

我的论文表明，从1975年到1978年，在康涅狄格州南部，主诊医生的个人和专业背景对诊断结果有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不同的诊断临床医生在评估同一类型的患者时做出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并且这些差异似乎与临床医生的职业（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或精神科护士）、工作地点，以及实习地点息息相关。例如，我实习的退伍军人医院将患者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又例如，我青春期所在的精神病医院对我的诊断等。

这一假设对我很重要，它的内在价值远超出了它作为医学和社会学观察研究的价值。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把我早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理解为当时盛行的精神病学的结果：它是我所处时代的产物。我希望证明诊断结果实际上与我自身无关，它就是个错误。

接下来的事又一次证明，现实远比我预想的更复杂。在我参加临床实习到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六年间，康涅狄格州对心理学执业资格的要求更加严格。要成为合法的心理学家，首先必须拿到行医执照；而拿到执照则必须要有权威认可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是不够的。尽管我的大部分课程和所有的临床培训都在心理学专业范畴，但我的博士学位是社会学博士。这是无法改变的。

令我沮丧的是，起初我感到很有希望的一些面试，最终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几天后，一位深表歉意的主管以我的学位为由，致电撤销了机构的录用通知。我的情绪在欢乐和绝望之间摇摆，像坐过山车一样。当我兴奋时心情也跟着飞扬起来，而当我不知所措和生气时，心情又跌入谷底。我非常灰心。之后，桑德斯医生把我推荐给她的一位朋友，一位正在扩大诊所业务的儿童心理医生—亨利·曼医生。她为我打开了职业的大门，使我以后的职业生涯成为可能。我们一起工作了近9年。而他的合伙人，心理学家丹尼尔·米勒则成了我的导师。

1986年春

我的手表显示3点钟了。周二，这表示与安德鲁的面谈时间到了。

我的小办公室位于曼医生维多利亚式房屋的一侧。我从自己的办公室走下来时，安德鲁的母亲给了我一个短而局促的微笑。方形下巴和肩垫更凸显了她棱角分明的脸，就像一块未完成的雕像。她站在靠近门口的等候区，似乎在犹豫着该走开还是该留下。安德鲁在她身边绕来转去，一反常态的沉默。因为大多数时候，不管是在家里、学校或在我的办公室，安德鲁·麦克尼尔总会不停地自言自语，声音像电视里的卡通人物，或尖锐或低沉，似乎在演不同的角色和场景。

“嗨，伙计！你拿那个切片机在我的手表上干什么？得得得……嗞嗞嗞……”他说得很快，很少停顿。

“从我身上下来，你这讨厌的虫子！你小心点，不然我把你切成12段。嘟—！喔喔喔！啊—！救命啊！不要！抓到你啦！”

安德鲁的脸大而苍白，身高比寻常人高很多，手大、脚大，像知更鸟一样叫个不停。这个收拾得干干净净、金发碧眼的自闭症儿童，跟他同龄的孩子相比，不像一个11岁的男孩，更像他自己对话中演的某个角色。在安德鲁身边多年的特殊教育老师、家人和朋友都很喜欢他，但是他会吓到以前没有接触过他的其他孩子和成年人。

有时候，安德鲁会毫无征兆地突然暴怒，谁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狠狠捶自己的肚子或胳膊，像满月时的猎狗一样号叫。以前，听随身听上艾佛利兄弟的歌还有作用，现在听歌也渐渐无法令他平静—威胁他没收磁带也没用。安德鲁没有直接攻击过任何人，但学校的同学老师还是很担心。他总是那样，早晚有一天会打到别人。

麦克尼尔夫人的任务是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安德鲁5岁的时候，州政府建议将他安置在一个专门接收智障儿童的机构，麦克尼尔夫人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一位气恼的社工指责她不负责任。“我们时刻盯着你呢。”那位社工说，“儿童服务机构有权随时将他带走。”麦克尼尔夫人吓坏了。尽管六年过去了，她还是时时护在安德鲁身边，像只警觉的冠蓝鸦一样扑打着翅膀，随时准备啄食任何胆敢离巢太近的人。我真希望能够安慰这位悲痛、饱受创伤的女人。她的整个人生都被一件事困住了：保护她的儿子。

经过两年的心理治疗，我并不害怕安德鲁。我看着他成长，他是个内心温柔的孩子。随着长时间的接触，有时他情绪不错时，我会和他一起玩些轻松的小游戏，像四子棋或拿小玩具车比赛；有时我们还给对方讲笑话。

“看消防车！”我会说，故作惊讶状，夸张地朝窗外比画。趁他看向窗外时，我赶紧移动一下棋子，而他会逮住我，然后我们都笑起来。他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极偶尔地，他也会使用这样的伎俩。大多数时候，安德鲁的精神都处于游离的状态，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则在一旁仔细聆听，根据他说的话，努力捕捉他可能想要表达的某种意义或感受。我需要做的是让他愿意参与到互动中去，这样他才能知道别人值得他关注。我希望帮助他去辨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并将自己的行为与感受联系起来。

“你好，安德鲁。”走到楼梯底部时，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安德鲁没有理我，仍然一言不发地绕着他母亲转圈，柔和的圆脸上似有若无地带着一丝微笑。他来回晃着六英尺的瘦高身体，像一位古代萨满正在表演宗教舞蹈。

安德鲁的校长又把他送回了家。

“摩根想坐安德鲁旁边时，他一边用力捶桌子，一边哀号。”麦克尼尔夫人解释道，眼睛一直追随着儿子的身影，她沧桑的脸上满是担忧。

“上学的路上，我嘱咐他要当心摩根。我说那些干什么？” 她说道，生气得皱着眉。孩子出了问题，她很生自己的气。对于安德鲁的自闭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她都责怪自己。作为安德鲁的治疗师，也许我最难的工作是帮助他的母亲原谅自己。

安德鲁继续在门口走来走去，一句话不说。在他母亲讲述事情的前因后果时，他似乎对母亲的痛苦熟视无睹。他的母亲告诉我，这周，安德鲁完全不说话了，脾气也变得更坏了。

通过几年的治疗，我发现，每年4月和5月份，安德鲁会更容易情绪失控，也更频繁地被赶回家。我想，随着番红花和水仙花破土而出，树叶开始发芽，是不是春天这个季节使强迫性自闭症患者不安，因为熟悉和常规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他无法适应新的变化。

“好了，安德鲁。”我用一种就事论事却快乐的语气说道，“你妈妈很担心你。让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来吧。”

安德鲁像一只笨拙的小狗一样，跟着我走上了狭窄的楼梯，走向我的办公室。一进屋，他先绕着周围转了好几圈，摸摸架子上的玩具，看看每个窗外，又摸摸角落里那棵榕树的叶子，然后盘腿坐到地上，慢慢地晃着身体。我面对他，也坐在地板上。

“你有什么烦心事吗，安德鲁？”我问道，“小孩是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的，肯定有什么事情让你非常生气。”我知道，我几乎不可能得到清晰完整的回答，或任何反应，但我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很多意想不到的时刻，不就是在足够的耐心和坚持下才得以发生的吗？

“我的工作是帮助孩子了解他们自己的感受。也许我们搞清楚这中间的缘由，你就不生气了。”我把装着积木的箱子，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人偶和一些玩具小汽车挪到他够得到的地方，“能跟我说说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向后仰，手抵在背后的地板上，撑着上身，希望时间长了我的脊椎不会疼。他没有任何回应。要有耐心，深呼吸，我告诉自己。

稍后，安德鲁停止了晃动，盯着积木箱，严肃而认真。他伸手选了一个大的长方形积木，把它放在面前，又挑出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积木，放在第一块旁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摆，摆成一条直线。之后他又拿起一块，放在第一块积木上方，接着在第一层积木上又搭了第二层。大块积木用完，就用小块的堆。我看着安德鲁，他堆得很慢、小心翼翼地。积木越堆越高，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壁垒。

“看起来就像我们之间的一堵墙。”我说。

安德鲁继续往上摞。

“也许，墙让你感到生气。”

没有反应。他停止了动作，壁垒似乎搭建完了。

“安德鲁，”我说道，“你是想让墙就这样放在那里，还是想要我们一起想办法，看看怎样穿过这道壁垒？”

他仍然无视我。

我坐在地上，身子往前挪了挪，小心地从那堵“墙”中间的位置抽走了两块积木，为避免倒塌，又换上一个长点的。现在墙上有了一个口，像一扇大门。

安德鲁盯着我，没有动。

我俯下身，脸几乎贴到地上，通过那扇“门”看着安德鲁。

他弯下腰，伸直手臂撑在身前，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拉下虚拟的窗帘，挡住我造出来的大门。

我等了大约30秒，然后用手指拉开那虚拟的窗帘。

安德鲁微微一笑，又把窗帘拉下来，我又重新把它拉上去。就这样，我们一个拉开，一个关上，重复了可能有五六次，终于停了下来，停在我把窗帘拉开的状态。安德鲁轻晃着身体，双手捧着脸，坐在“墙”那边。

我改成跪坐，拿起旁边玩具屋里的一个塑料人偶—身高约三英寸的金发男孩。我把它从敞开着的门，放到墙的另一边。

安德鲁看着，不一会儿又把人偶从门里推到我这边，我又把它推回去。

这样来来回回—他那边，我这边，他那边，我这边—几次后，我没再把人偶推回去，我用左肘撑着地，然后把右手和前臂从“门”伸了过去，停在那儿。安德鲁瞪大了眼睛，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慢慢地，我把手收了回来，屏住呼吸等待着。

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安德鲁向前探着身子，然后把手从门那边伸了过来。

“欢迎！”我说。

他笑了，蓝色的眼睛亮晶晶的。穿过“墙”上的“门”，我们握了握手。

松开手时，安德鲁的脸上依然带着那抹顽皮的笑。我没说话，有那么几分钟，我们就只是安静地坐在地上。

如果当时我的经验更丰富些，我会继续等待安德鲁先打破局面，不管面谈会进行到多晚。但那天，我不得不打破沉默：“我很抱歉，安德鲁，到时间了。我们得收拾一下了。”

他没有丝毫迟疑，接着，我们把那些积木重新收回箱子。然后，我们离开房间，走下狭窄的楼梯，来到下面的等候区。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麦克尼尔夫人抬起了头。

“嗨，妈妈。”安德鲁挥手叫喊道。

随着他心情的好转，他妈妈脸上的表情也放松下来，等候区好似充满了鲜花的馥郁芬芳。

如果工作到深夜，我总会在晚饭时间打个电话回家。要打电话必须去经理琼的小办公室，她的办公室差不多有一个步入式衣柜的大小，里面摆着柜台、书架、文件柜和滑门。就算是个瘦子，坐在她那个位置也很难转身。拨号前我需要调整下状态，镇静一下。

我用分娩课上学习的呼吸法深呼吸：从鼻子里吸入，一、二；通过嘴呼出，一、二。双手揉着肚子，让自己放松，把自己从一天的工作状态中拉出来：一个高大的消防员，用愤怒来隐藏他内心那个受虐、害怕的小男孩。最初，他和妻子一起来找我讨论与儿子相处的问题；现在他跟我单独治疗。一个4岁的金发小女孩的母亲，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活泼的小孩是个怪物。还有个律师，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在家里却对虐待狂妻子言听计从，从不反驳一句。我努力把这些人从脑海中清除，为自己和孩子们的相处留出空间。我想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做他们的好妈妈。

那晚，我特别不喜欢屋外的黑暗和房间里的寂静。另外两名为曼医生工作的治疗师，莎朗和艾琳，都已经回家了。曼医生应该也已经回家陪孩子了—他家与办公室仅一墙之隔。

每周只有一次而已。如今这种情况并不是最坏的，每到周三我都对自己这样说。我知道我心里有些不平衡，那种分离焦虑让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婴儿。

我准备拨电话。我伸出手，清了清喉咙，让声音听起来轻快些。我渴望扮演好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一个永远不会与孩子分离的母亲。

“你好啊，小可爱。”杰西卡接电话时，我童言童语地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的报告写完了吗？”

“我很好，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她的声音听上去淡淡的。我继续努力着。

“我最晚10点钟到家，但那时候你已经睡着了，我给你留了一张字条。你今天有作业吗？”

“有，我已经做完了。我们在吃晚饭，所以我得走了。爸爸买了很多东西搭配玉米饼，我们可以卷自己喜欢的吃。詹姆斯想和你说话。”

“好的，晚安，亲爱的。好好享受你的晚餐。睡个好觉，我爱你。”

“我也爱你，妈妈。晚安。”

“嗨，妈妈！”詹姆斯听上去高兴多了，“我做了炸玉米饼。”

“太棒了！我爱你，詹姆斯。”

“我也爱你。你累吗？”

“是的，有点儿，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睡个好觉，好吗？”

骗不了人的。我瘫倒在椅子上，垂下脑袋。我讨厌这份工作。

任何心理治疗都会碰到很晚的预约。我不想错过那些只能在晚上进行治疗的夫妇和家庭，但这意味着我无法陪伴我的孩子们，哄他们入睡。

对我来说，与孩子们分离一直是个难题。理论上，我倾向认为，分离让我感到痛苦的根源在于我与我母亲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联结，再加上独自在精神病院所带来的恐惧。冷静！我对自己说，这种痛苦是你的，不是他们的。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缓解这种恐惧，我觉得我给孩子们造成了痛苦，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让我很自责。

在不能陪他们的日子里，我会在索引卡上画些小画。我刚做治疗师那会儿，詹姆斯和杰西卡才3岁和6岁，还不大认识字，我就以画代替字，留下想说的话。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每周三我都会在他们的枕边留下一幅简笔画，然后再去上班（很多年后，当他们都已长大成人，那些从小收集的简笔画已有一盒子了）。

我努力自我安慰。比如，詹姆斯就说过，他长大后想成为临床心理学家和深海潜水员。就在前不久，杰西卡还宣布她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并找个在家照顾孩子的男人结婚。看见了吗？对于这种安排，孩子们似乎还挺满意的。

自儿时在伊利湖度过第一个夏天开始，比尔就爱上了航行。詹姆斯出生那一年，我们用比尔继承的钱买了一艘小型巡航帆船。我们称它为“自由诗”号，因为它扬帆起航时，带我们领略的风光是那么美好，那光、那天空、那盐湖的空气、那风吹起的音乐、那浪花和那扬起的风帆就像行走的诗歌。虽然在我找到工作之前，我们的储蓄和收入依赖比尔的股票投资收益，并很快就被一系列大量的花销所耗尽，但我们仍然保留了这艘水上的度假小屋。

每年8月份，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在“自由诗”号上待一两个星期。我们从布兰福德出发，沿着湖岸线来回航行：楠塔基特、卡蒂洪克、玛莎葡萄园、布洛克岛、神秘岛、纽约市、杰斐逊港、谢尔特岛、马提塔客等。我们或下船游泳，或坐红色的橡皮艇划到岸边。我们在岛上吃冰激凌，雾天喝热可可。我们收集贝壳，一起读书。我们在日落时分唱歌，在雨中玩“你说我猜”的游戏。但旅程也并不总是美好的，有时我和比尔会吵架，有时孩子们会生病，但总的来说，我很享受一家人在那里度过的时光。

我想，比尔偶尔也应当从家庭主夫和首席保育员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放松一下。我支持他与朋友们出去航行。但是，没有他在家帮忙，我一旦有工作，就照顾不到家里。我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有了空闲时间，于是她在比尔出航的几周里，会过来陪我和孩子。等孩子稍大些，工作日里，他们就到她在白原市的公寓住。

几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除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天我来接孩子，当他们拉着手提箱搭电梯下楼后，母亲突然质问我。“你应该帮助孩子，而不是毁了他们。《我从哪里来？》”她的语气轻蔑，“你怎么能给孩子读这种书？”我意识到她指的是一本儿童流行读物，它跟《月亮晚安》和《霍顿孵蛋》一同放在书架上。可能是一周前她在我家住时看到的。

“你怎么敢把这些想法灌输给他们？”她继续说道，“性，感觉像被羽毛搔痒？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她怒不可遏，我无话可说。这时孩子们回来了，她便没再提这事。天哪，她可真封建，我这样想道，没有在意她的指责。

总的来说，父亲去世后，母亲终于绽放了自我。她喜欢交朋友，并且投身于各种活动。一些守寡的妇女帮助和支持她。她去英国和苏格兰、法国和西班牙、中国和以色列旅行，而且她又开始画画了。她告诉我，几十年前，那时候我还不会走路，她一旦沉浸在绘画里，就会忘记喂我。为了确保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她把画笔都收了起来。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卖掉了家庭住宅，搬到市中心的一间公寓。她重新拾起对艺术的爱好，并结交了许多艺术家朋友。几年来，她在城里负责指导、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艺术展览。

1986年，算是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母亲带我参加了在白原市市中心的人行道和公园举办的艺术节。她时不时地停下来与参展商聊天，并向别人介绍我。我能看出，作为朋友，她很受人们的欢迎和尊重。她侃侃而谈，对有难度的问题也必深思熟虑后作答。这位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对我来说是如此新鲜的存在。她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地呈现在我面前，不再是那个压抑、焦虑、情绪难以捉摸的女人—我印象中的那个妈妈。我很兴奋，作为她的女儿，我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