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
早上六点，周围漆黑一片。在观察室里，大部分患者仍在睡觉。我躺在**，嘴巴里插着体温计，真希望这一天能快点过去。负责把我叫醒、给我量体温的那个护士回来了，她取下温度计，然后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疼得要命。这次注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流口水”，是整个过程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虽然，这绝不是最糟糕的。
“跟我来。”护士低声说。她把我从观察室带进治疗室，里面有张轮床—一种狭窄的床或者说带轮子的软垫桌子，上面铺着湿床单，旁边站着一名护士。我的身体早已预知要发生什么，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
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脱下睡衣，赤身**地站着，直到护士让我爬上床。我尽量什么都不想，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当我不在那里。“赶紧的。”她朝着床点了一下头说。我躺在潮湿的床单上，感觉像是粗糙的帆布摩擦着皮肤。护士和护工每次都以同样奇特的方式用床单把我裹紧，他们把我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突然就弄完了。我平躺在**，被裹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湿布里面，我的身体变得冰冷，上下牙齿不停地打战，浑身颤抖。过了一会儿，颤抖耗尽了我的精力—渐渐地，我发现不那么冷了，牙齿也不再打战了，但我仍然不停地颤抖着。
我被湿布一直裹到肩的位置，手臂和腿完全无法活动，只有手指和脚趾还能勉强动一动，于是我不停地活动它们。我感觉身体里有一个巨大的能量堆，却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我更加快速地活动着手指和脚趾。
不久，护士把我的轮床从治疗室里推出来，进入一条长而低的走廊。走廊通往电击室，他们就在那里给病人做电休克治疗。治疗室里又开始用湿布打包下一个病人，这次也许轮到艾莉森了吧。被护士推着穿过大厅时，我认出了一个在健身房见过的女人，每当她打的羽毛球飞过球网时，这位年迈的英国女士就会说“好极了”，她翻来覆去就只说这一句话“好极了”。
她和一位看上去年轻一些的女人打羽毛球，那女人看上去似乎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这两位“羽毛球女士”住在老年病房里，那里混杂着尿味、又脏又臭的衣物和稀释过的玫瑰香水味。住在那里的女人四处闲逛、自言自语。之前我还住在又旧又大的中级病房时，每次去见医生都要经过老年病房。
现在，我住在医院另一边的一栋新建的混凝土建筑里—尼科尔斯小屋，这里感觉就像一个地下室，但如果往窗外看看，又会发现这不是地下室。房间的墙壁粉刷成淡蓝色，里面是粗糙的深色木椅和沙发，铺着油毡地板，上面挂着荧光灯；棱角分明的天花板低低地压在头顶。如果要开窗透气，需要护士特别用钥匙打开窗户。因为我的病情在家里复发并被父母送回医院，医生认为我必须得到监护。
尼科尔斯小屋是精神失常病房，里面关着像我一样想要自杀的病人。
轮床穿过一些可以穿自己衣服的病人，他们坐在走廊一边的长椅上，这些人我一个都认不出来。接下来我们又经过一些还能自己走路的老年妇女，然后又经过无限制病房的病人，他们可以穿着睡衣和浴袍随意走动。这些病人中有一些看起来很熟悉：我以前还在这里时，可能认识他们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
终于，我们来到了轮床病人排队等待的地方。护士把我安排在最后—四号，然后把我的床靠在墙边就离开了。
一缕发丝撩着我的左脸，痒得难受。我使劲撇着嘴唇，用力想把它们吹到一边。我的脚踝隐隐作痛，因为脚趾活动得太厉害。我想动一下腿，但它们毫无反应，最终我放弃了。
现在是事情真正变糟的时刻，等待。
我讨厌电休克治疗。我讨厌**，讨厌被绑在湿冷的裹布里。我讨厌躺在**被晾在走廊里，感觉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我讨厌接受治疗后伴随而来的头痛和胃里的阵阵恶心。我躺在那里等啊，等啊。最终，恐惧盖过了厌恶。虽然目前我的状态不好，但还是清楚地知道：如果你给某人的大脑通电，那么一旦出现失误，人就会被电死。
死真的没那么难，我对自己说，这难道不正是你想要的吗？但即便这样想，也无法遏制巨大的恐惧。
世界需要被净化！去杀死自己！去吧！我抑制不住因恐惧而狂奔的血液，也无法阻止几乎令我窒息的战栗。
等候电击的队列有条不紊地慢慢向前移动，我不知道这次我会不会就此死掉，如果我能自己做选择，我几乎想直接被电死，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受这种罪了。
我前面的人被推进了房间。一名护士朝我这边走过来，轮到我了。
恍惚中，我注意到了熟悉的步骤。我被抬到另一张**，在那里等待接受电击。他们会检查我胸前的裹布，确保我已经被绑紧，这样我才不会从**掉下来。护士在我额头两边靠近耳朵的地方涂上绿色的凝胶，我懊恼地看着她把我的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接上电线。我抬起头看着高处的一张张脸，当我被电击时，这些人会牢牢按住我。我嘴里还必须咬住一个压舌板，当电击引起抽搐时，它会防止我把舌头咬掉。我把全部的灵魂都汇聚到眼睛里，用眼神乞求他们放过我，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知道他们并不想伤害我，但一个细微的失误就可能会杀死我。忽然，房间变成一道强烈的白光，我整个身体如同被冰扎火烤一般，然后陷入无尽的黑暗。
我用手摸着粘在脸上的头发，它们摸起来又硬又脆。医用凝胶已经干了，一片片、一块块地掉下来。我的皮肤发痒，头痛不已。我肚子很饿，却又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恶心。我不想吃任何东西，至少这一点我很肯定。我感觉骨头都散了，看东西时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看清。我怎么会坐在休息室的一张旧塑料椅子上？我想不起来了，也不再去想。我的注意力全在捏在手里的头发上—每股扁平、细长的发丝上都粘上了凝胶，我必须把它弄下来，因为它让我的皮肤发痒；因为除了这个，我什么也做不了。
晚上洗漱时，护工把洗手间的门敞开着，站在门旁边等着我。我对着镜子刷牙，看到头顶上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僵硬。洗手间的墙是不锈钢板，上面反射出我扭曲的脸。然而，即使它是扭曲不清的，我还是为自己怪异的发型，以及两边已经变硬发黄的凝胶感到尴尬不已。我以为我已经把它们弄干净了。
夜里，那些僵硬的头发仍然硌着我的头。皮肤更痒了，更多碎屑从头上掉下来。我就是传说中满是头皮屑、需要电休克治疗的女孩；令人讨厌的女孩；不肯坦白的女孩。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记录，续 1962年2月13日 病情加重恶化。已转移到精神失常病房。已经恢复使用电休克治疗，并将继续使用。
距上次病程记录几周后，患者病情持续恶化。她表现出一贯的退行(2)、幼稚、不合群和自我贬低倾向。此外，她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睡眠质量很差。她坚持自我怨恨和自我伤害的想法和态度……几周前，她开始接受又一疗程的电休克治疗，一直持续到现在。迄今为止，缺乏整体改善。
——巴雷特医生
虽然进行了电休克治疗，但是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开始伤害自己，把头往墙上撞，拒绝吃东西。我开始产生幻觉，更频繁地做噩梦。我还开始口吃，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笨拙，不是摔倒，就是撞到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不再真实，除了痛苦。
接下来的一年半，是一段迷离、压抑的模糊记忆。在这段阴暗的时期里，又额外加了两个疗程的电休克治疗。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病程记录，续 1963年4月17日 电休克治疗停止。三氟拉嗪停用。总体无改善。最近出现自残行为。
两个月前，在完成20次常规电休克治疗后，开始对患者进行每周一次的维持性电休克治疗，在进行过6次后，已于两周前停止。在此期间，患者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病理模式没有显著变化或改善。她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愚蠢的混蛋”。她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和蜷缩在沙发或椅子上……对于任何形式的治疗和建议基本没有反应。
——巴雷特医生
最终，他们放弃了。
医院向我父母推荐，将我转入位于纽约市的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但因为我的预后效果很差，而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所以研究院不肯接收我。许多年后，我才得知，后来院长之所以又同意我入院，是因为当时的副州长过问了此事。而那位副州长，正是我母亲儿时最好的朋友的丈夫。他们虽然同意接收我，但并不承诺我的病情会得到改善。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1963年4月24日
佩雷斯小姐的记录复印件和一封信被一同发送给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院长劳伦斯·C·库伯医生。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正在考虑接收佩雷斯小姐。
——巴雷特医生
一旦灵魂被掏空，人的肉体还剩下什么呢？除了一些血管和一些虚弱的肌肉。当我想到自己的身体，感觉它就像是空****的走廊，阴暗的角落里挂着结了丝的蛛网。那里散发着一股地下室的气味：潮湿、发霉，与灰尘、泥巴和动物尸体的味道混杂在一起，掺杂着旧报纸、破布、油和汗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挥之不去。而所有这些，只要你轻轻一碰就会分崩离析。我是否也注定就那样烟消云散？换一家医院，我就能得救吗？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住院大楼里的一间办公室外面，我坐在一张浅色双人沙发上，身体紧紧靠在沙发的软垫扶手上，负责我病房的胖护士卡拉汉夫人挤在我身边，我们一起等着我父母把我送去纽约市的精神病院。
几个护士和医生说笑着走过大厅，经过办公室门口。他们看见了我，显得有些吃惊，然后他们稍微停了一下，又慢慢地走开，就好像我睡着了，不能被打扰一样。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患者通常不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吧。
同屋的人都还没有起床，我就早早离开了病房。“我能跟吉尔和梅根说再见吗？”我边系鞋带，边小声问卡拉汉夫人，“我保证我会很小声。”
“不能，”卡拉汉夫人说道，“我可没空等你干那些。走吧。”
我的主治医生说，转院是个好消息。我相信他的话。对我来说，重新开始是个好消息。对他来说，终于摆脱掉我，也是个好消息。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1963年7月18日 今日从精神失常病房搬出，转去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院。
过去的三个月中，病人的病情基本保持不变。她已经停药，也没有接受额外的电休克治疗。她没有任何企图自杀的行为，但仍处于明显的精神紧张状态：失眠，常做噩梦。整体而言，幼稚、麻木、不合群的行为仍在继续。
她由她的母亲、父亲和一名护士陪同前往纽约市。
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其他类型（抑郁症） 状
态：未见改善
——巴雷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