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

涨潮的海水拍打在岸边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溅散开。我们住的小屋就在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萨拉在纱门外催我快点出去。大家都想去游泳，可我完全没准备好。“你们先去吧，”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别担心。”

她皱起了眉。我不愿看到萨拉因我心烦的样子，但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动身。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良久，她说“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滩跑去。“你也快点，别再磨蹭啦！”她边跑边喊。

那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我们，或者说我高中的朋友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蒙托克角之行。虽说我们都是高中生，但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应该是朝气蓬勃的，而我只有死气沉沉，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只是轻声附和。朋友们说话时，我脑中总会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铃声或高频的嗡嗡声，而朋友们似乎变得很遥远，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动的玩具。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但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去做。

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游泳，也许我还在琢磨一些实施计划的细节，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泳衣换好。当我终于打开纱门，萨拉、芙兰，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我一脚踏进了阳光里。

我紧紧地抓着浴巾，低头看着脚一步步踩进温暖的沙子里，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留在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起头，向声源处望去，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褐色的雪佛兰，之前它并没停在那里。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车。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脚步。一时间，闪闪发亮的沙子，哗哗的海浪声，与脑中的嗡嗡声掺杂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被巨大的热气球送到了空中，感觉好像飞了起来。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步子迈得更快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那辆车旁，紧挨着萨拉。她站在那儿，跟我父母面对面地站着。啊哦。

“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萨拉跟他们说。她在维护我—她的确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说得更担心。他们都跟她说了什么？

萨拉转向我。“你爸妈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想让你离开，立刻。”芙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艾米丽和施特菲决定继续去游泳。萨拉向后退了几步。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我的父母。我，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终于要被抓捕归案了—就差当着朋友的面给我铐上手铐了。

这个场景透着一股怪异，令我感觉似乎是在做梦。

车子从长岛的尽头离开，开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亲开着车，母亲阴郁地坐在他旁边。无尽的沉默。只有每当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烟时，才会偶尔传出玻璃纸和打火机的响声。随着每一次呼吸将烟雾连同这可怕又由衷的叹息，长长地吐出，淹没了整个车厢。

我静静地蜷缩在后座上，心里自责着：如果你动作快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重塑现实，期望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象着一幅画面：我走进了海里，被淹死了，电台发布了我的死讯。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计划的失败令我难以接受，我的灵魂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车里和车外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异常渺小，而我就坐在最远的包厢里，观看着这出人间戏剧。慢慢地，纷杂的颜色消失了，时间也静止了。

“入院。”父亲嘴里叼着烟，对着门卫室吐出这两个字。一条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车道，从门卫室通往深深的某处。入院，听到这个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父亲灰着一张脸，嘴里衔着香烟，听上去像个行将伏法的黑帮老大，我究竟做了什么？

车慢慢沿着山道往上爬行，几座建筑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庄园之上。最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

“我发誓我不是认真的。”我绝望地恳求着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们只是看着对面的医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唯一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三个人盯着我。无动于衷。

“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带我回家吧。”我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母亲。

她表情僵硬，双唇紧闭，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反对声。以前她总能用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带着恳求的眼神说服我，不要违背父母—实际上就是我父亲—的意愿。她垂下的肩膀，她的叹息和绝望的神情都在提醒我，如果我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就会给她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从幼时起，我就常常有这样的恐惧：如果我不听话或惹太多麻烦，就可能会伤害甚至杀死她。此时，她的眼睛里失去了最后一丝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

“医生让你留在这儿。”她说，把脸别过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停止了恳求，看着他们。

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父亲不停地抽着烟。他说话轻声细语—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顺从医生对我命运的决定。但从他反常的轻柔的声音和不安的手势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

“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努力做最后一次尝试。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维护我，替我说句话。巨大的恐慌不可抑制地从胸膛蔓延开来，涌向我的喉咙，从喉咙里咆哮而出。

那个男医生性格专横，瘦骨嶙峋，长着一头卷曲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张瘦长的猴脸，他身体前倾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我的父母像是瘫痪了一般一语不发，没有表示异议。

然后我看到了使我留在这里的证据：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要淹死自己的计划，被我母亲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医生那双干巴、僵硬的大手里。他把日记打开，看了几页，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划过。他时不时挑出一些词语，大声念出来—“危险的……坏的……肮脏的……”—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今却从他嘴里吐出来，这是玷污！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念出我计划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到他说的任何东西。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

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入院记录 1960年5月30日

佩雷斯小姐在其父母的陪伴下，于今日从白原市家中到此入院。在住院部的接待室，她表现得很配合，但非常害羞和害怕。她不认为自己需要入院治疗，但仍然很配合地办理好了入院手续，并安静地跟随监管人员去了住院部大厅。

——瑞恩医生

在一间宿舍模样的房间里，我躺在**，身体不住地颤抖。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没有精神病。我是想死，因为我是个坏人，但那跟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我也解释不清是如何知道的，但我就是确定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注意到还有其他五个女孩睡在周围几张**。我毫无睡意。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整个经历也许是一场梦。而万一这不是梦，那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如果我睡着了，这场噩梦也许就成了真的。那感觉就像世界上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而我手中则握着令它恢复正常的钥匙。我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当爸爸对我说再见时，他几乎要哭了，而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母临走时是如此悲伤，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然而，我越是努力想弄清楚要如何消除这种伤害，就越难以清晰地思考。我像一艘被困在北极冰面上的船，周围都是冰，我的思绪完全被冻结。冰冷彻骨的恐惧在胸口不断膨胀，刺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已经对他们造成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唯有死亡才是我的归宿。

几周后，我变成了一个低电量模式的机器人。由于药物的作用，以及我对一切的不真实感，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电量耗光的人形机器。

不过至少我还是知道了医院每天的例行公事，也知道了大部分护士和病人的名字。我也知道了他们说以下缩写时的意思：OT（职业治疗），CO（持续观察），PT（健身时间），meds（上午、中午或晚上的特定时间分发的药物），EST（电休克治疗）。但我仍然坚决认为我不应该被关在精神病院。

尽管仍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我还是表现得很有礼貌，让我做什么我就照做。跟护士长亚当斯夫人争论是徒劳的，她早就制定好了这里的规则：熄灯后不许讲话，如果她认为你需要更多的社交互动，你就不能留在自己房间里。她的小助理汤普森小姐，则更有同情心，也更活泼有趣。她喜欢玩大富翁和飞行棋游戏，还给我们讲她男朋友和她那三只猫的冒险故事。我对玩游戏没什么兴趣，如果护士或其他病人来邀请我参加游戏，我也会说“好的”，然后假装马上就来的样子，但是随后我就会找借口说要在房间里找件毛衣，以此拖延时间；或者我会花很长时间去卫生间，然后回来的路上故意左顾右盼。幸运的话，等我回来时，他们就已经开始玩了。

在这个楼层，大多数人与其他两三个人共住一个房间。我是新来的，所以还跟其他五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大病房。病房的床脚上统一围着床裙，上面是红色和粉色、带着大叶子的牡丹图案；**铺了配套的床罩。关着的大窗户上装饰着粉白色的窗帘。每个人都有一个梳妆台和小床头柜。墙上贴的花墙纸让人感到家一般的温馨，直到你想起你是被迫来到这里的。

从一开始，电休克治疗及其伴随而来的恐惧便主宰了我的生活。每逢周一、三、五，就会有一名护士早早把我叫醒，先给我注射一支镇静剂，并且不准我吃早饭。到了下午，我只能茫然地坐着，努力不让自己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头痛和胃痛加剧。这意味着我很少能参加其他活动—偶尔在不用接受电休克治疗时，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有时我也会参加一下职业治疗：在那里，会让我们制作茶壶座，可能就是我在小学二年级做的那种；我还会去参加女童子军，编织那种彩色绳子，然后系在方形金属圈上，如果做得好，就会赢得一枚手工徽章。

接受电休克治疗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死亡，那不仅是因为医生将电流通入我的大脑时会导致严重的抽搐—如果他操作失误，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更是因为它严重干扰了我的记忆。每次醒来，我都会感到惊慌失措，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整个世界一片空白。每一次由电击引起的抽搐都仿佛是在将我切成一块块的碎片，我必须从头开始想，要如何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而是否能将它们重新拼回去，谁也无法保证。

因为我每天都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我很难了解其他病人，跟学校里的朋友也失去了联系。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见不到他们，也就不会想念那些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我努力让自己不在乎这些，但我真的太孤独了。我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心痛。很快，我接受的电休克治疗越来越多，到后来，入院之前的生活我基本都不记得了。

“哦，电休克疗法的确会影响短期记忆。”有次我跟精神病医生瑞恩抱怨失忆这个问题时他这样说道，“但长期记忆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医学书，指着其中一段给我看，“看到了吗？”

是啊，我想，如果你已经活到能写出一本书或按下电击开关的年纪，也许五年或十年对你来说就算是“短期”了。但对一个像我一样的少年来说，这个“短期”就已经是我的一辈子了。

到了晚上，看护人员会来查房，推开门，拿手电筒往**照，检查谁睡了，谁没睡。我向来睡眠不好，而当我睡着时，我又总会做噩梦。尽管如此，被发现没有睡着的时候，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一直努力做个听话的病人，却因为无法入睡而被指责表现不好。但噩梦会让我尖叫，我自己很清楚，因为尖叫时，我会把自己都吵醒，或听到室友的抱怨。这种事情发生后，通常会招来护士的一顿训斥。老实说，在这些训斥中，我没有听到任何表示关切的话语或是出于同情的安慰。

不久，我掌握了缓慢而平稳的呼吸方式，让护士在查房时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瑞恩医生坚持说，没人因我的失眠和噩梦而责怪我。但我不相信他。

多年来，我都被一个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我是个卑鄙的罪人。我曾努力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天主教徒，并且每周都去教堂。但是，无论我做多少次祷告，为自己不好的想法做多少次忏悔，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做一个善良的人，都无法动摇自己邪恶透顶、不该被原谅的想法。我的使命就是让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前一年冬天，我吞下了半瓶阿司匹林，但什么事也没有。去海边淹死自己，是我实现目标的又一次尝试，然而计划失败了，我被迫入院，但我知道这是个错误。我不是有病，我只是内心很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瑞恩医生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区别。

虽然我每周都跟他有好几次面谈，但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很少有什么想法，如果有，我认为他也不愿意听。

“你跟同龄的病人有过什么交流吗？”他会问。

“没有。”我回答，“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

“你在家时跟父母是如何相处的？你是如何跟你的弟弟们相处的？你的朋友平时都爱玩什么？”

“我们相处得挺好，都挺好。”我会说。

我很想诚实地回答瑞恩医生，但对于他提出的那些乏味问题，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很多时候，我就盯着他桌子上的植物，想着他多久会给它浇一次水，是自己浇还是让用人浇之类的事。他说话时，我经常走神。当他一定要我说出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时，我总想说出自己的感觉：跟消除邪恶 —也就是我—相比，我的朋友和弟弟怎样打发时间这样的事一点都不重要。但又苦苦找不到方法。于是我不断重复同样的解释，这显然使他非常恼火。

这具躯体从里到外，包括所有的器官、皮肤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让我感到肮脏和恶心。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也举不出具体的事例，但我就是知道，我能感觉到。我非常肯定：我就是一个行走的罪恶本身。

纽约医院，韦斯特切斯特分部 诊疗记录，续 1960年7月31日

该患者整个月都在接受电休克治疗，至本月底总共接受了18次治疗……但她仍然进行大量的自我贬低，并隐隐有一种执拗的怨恨，这正是她这种疾病的特征……因此，她在说起自己时不断提到“人渣”这个词，但对于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人渣”，她又坚决不予解释。

……看来这名患者需要接受完整的25次电休克治疗。我认为全部都做完后她的状况一定会改善。

——瑞恩医生

入院前的几个月里，表面上的我与那个内心恐惧、日益自我厌恶的我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越来越深的鸿沟。在高中，也就是仅仅在我被送进医院的几个月前，我还是荣誉班里几乎门门都得A的优等生。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学校里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我跟他们一起制作了年鉴，一年前还一起创办了我们的文学杂志《呐喊》。

我被归到聪明学生那一类，并日渐感到自己被疏远。我讨厌参加任何所谓的特别活动，因为每次我都必须努力说服自己，我们与那些凡俗之辈—那些特别受欢迎、注重穿着打扮的学生—截然不同。但实际上那些受欢迎的孩子才是主流，他们有其他的重要事项：体育运动、约会、派对、摇滚乐。而我的朋友和我则蔑视任何典型或主流的东西（即普通的东西），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即优越感，虽然我当时强烈地抵触这种想法）。我们拒绝约会，而用“聚会”取而代之。我们听织工乐队和皮特·西格的音乐，并用吉他演奏我们自己写的抗议歌曲。

我还是一名出色的演员，虽然平日里我害羞得要命，并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我却十分擅长扮演其他人，尤其是有剧本的话就更好了。平时的我耷拉着肩膀，字写得小小的，说话声音几乎听不见，甚至都不再用“我”这个字。而一到了舞台上，我的声音就变得洪亮而有力，整个人神采奕奕。从初中开始，我每年都参加学校的演出，并且随着演出经验的增加，开始不断地挑战难度更高的角色。住院两个月前，我参演了一部戏剧—阿瑟·米勒写的《萨勒姆的女巫》，我扮演贝蒂·帕里斯，一个被卷入社会动乱的10岁女孩。我因真实又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而备受称赞，但随着一周又一周的排练和演出的进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魔鬼控制的女孩。我开始慢慢分不清贝蒂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而最终，我被这个隐隐的念头占据了。

我知道，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和苏，也无法理解我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一心求死的想法。我已经试探过她们了。

“有个女孩觉得自己罪大恶极，并因此只想自杀，你会怎么想？”一天下午，我这样问萨拉。

“我觉得，她应该多看看自己有多优秀，然后找点更好的事情来做。”她用平时那种笃定、大姐姐式的语气回答道。

萨拉说得对，我想，是我的想法太幼稚了。

几十年后，萨拉告诉我，其实我的朋友们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变化：越来越自闭，心情低落，没有存在感。但那时他们把我的这些表现看成一种浪漫式的多愁善感，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你有种神秘、空灵的气质，”她说，“所以我们当时并不感到担忧，有些人甚至还因此有点嫉妒你。”

治疗期间，瑞恩医生经常强调我应该多参加社交活动，但我通常都不理会他的建议。有时我会看书，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静坐在那里冥想。渐渐地，我的意识、知觉变得越来越模糊、迟钝。那个曾经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书供她阅读的女孩，如今对自身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眼睛盯着莎士比亚作品里的文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除了盼望电休克治疗快点结束外，脑子里就只想着一件事—死。

过了三个月，威尔逊医生接替瑞恩医生成了我的精神病医生，他更年轻、帅气、有活力，也更有同情心。他甚至还为电休克治疗带来的那些副作用—恶心和失忆—表示了歉意。我喜欢这个医生，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我的思维变得清晰起来，说话也流畅多了。我也不再总是感到厌恶自己，生活又重新拥有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