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

大圆挂钟的指针似乎每走一步都得先犹豫一下，才继续蹒跚着向前走。时间就在这嘀嗒嘀嗒声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会议晚点了，下一个将轮到我发言。我把厚厚的笔记摞好，仔细把边缘对齐。我挺直肩膀，把一缕头发从眼前移开。会议室的方形橡木桌旁，坐着二十多名心理健康专家，使会议室显得颇为拥挤。他们都齐刷刷地盯着我。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一位世界闻名的精神分析师，她脸上浮现出祖母般慈爱的微笑。这时院长点点头示意，开始！

“我的演讲主题是‘超越’，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开始了演讲，尽量让声音沉着、饱满，“我，站在您面前的、鲜活的我，今天在这里发表演讲。我不仅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更是作为一个年少时曾在这家机构做了几年病人的女人。”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位分析师再次微笑。那一刻，我神采飞扬。

我很早就到了。按照邀请我参加会议的精神科医生在邀请函背面所画的地图，我走出停车场，走进这栋大楼。我仔细地观察着旧木地板上早已褪色的地毯、间隔交替出现的窗户、墙壁，还有角度奇怪的天花板。我努力回想着我是否真的曾在这里—被人们叫作“布卢明代尔之家”的著名精神病院，度过了一段年少岁月。实际上，除了那些抹去了我大部分记忆的电休克治疗，以及那些在我不到20岁时就放弃了我的医生外，对于几十年前曾被关在这里的那些往事，我已很难记清其中的细节了。

为了这次演讲，我准备了好几周的时间，把想要说的话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我在镜子前练习，并用摄像机录下演讲过程，再在电视机上回放以确保万无一失。我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必须点燃他们的热情。

我扫了一眼桌边围坐着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胖有瘦，有的时髦，有的土气，有年轻的临床医生和实习生，也有声名在外的分析师和研究员。我自己呢，则是一个留短发，身材瘦削，长相普通，戴着一副三焦远视镜的中老年女性。表面上看，我跟在座的各位没什么两样。我心里不禁想，他们中还有跟我同样经历的人吗？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白发男人，是他安排我来演讲的。我们在另一家医院相识，如今已经快40年了。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实习精神病医生，而我是他所在科室的住院病人。在座的这些人，期望见到的是一个病人还是医生呢？我这样想着，有一丝丝的愤怒，如同阳光下的尘埃，在我心中闪现。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17岁：弥漫着汗臭味的走廊里，我浑身**地裹着粗糙、潮湿的毯子，躺在病**，不住地颤抖。

我的脸热得像火烧一样。于是我赶紧用手捋了捋头发，强迫自己回到现实。

我穿着从折扣店淘到的布克兄弟套装，脖子上围着我最喜欢的天鹅绒围巾，脚边放着一个刚刚擦得锃亮的皮质公文包—那是20多年前我取得博士学位时，我丈夫送我的礼物。公文包里装着一页页的纸，上面都是我想说的话。那些话可能足够做20次演讲了。

我轻轻抚过别在衣领上的银色花篮小胸针，又摸了摸小拇指上那枚银质的戒指，这些是我的孩子们特地为我做的，那时他们还很小，需要在爸爸的帮助下才能制作完成。那时候的我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吗？我抬起头，挺直了腰板。

“40年前，我曾是这里的病人，”我继续说道，“因为误诊，我经受了多年的可怕治疗，那些治疗让我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糟糕。最后，由于病情没有改善，我被转院了。”说着我心中突然泛起一股强烈的情绪—暴怒、恐惧还是欢喜？——令我措手不及。我的双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攥在一起，以免自己会崩溃，然后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我从高中时的精神状况说起—我一直说着，眼前的字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我的声音似乎也渐渐消失了；我的身体连同灵魂一起仿佛离开了这个世界，转而进入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小天地里。我说起那些充满了内疚和自我厌恶的日记，说起我的自杀计划，并直接引用了病历中医生对我的评估—高傲和自我贬低。

然后我讲了我所接受的电休克治疗，以及对它带来的致命抽搐所怀有的巨大恐惧；向他们说明，当情况未能得到预期改善时，我的主治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加大电休克疗法的频率。听到这里，老院长移开了目光，他悲伤的双眼望向无尽的远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似乎离开了身体—我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我是不是该停下？”我问他。

“不，不，请继续。”他答道，声音很轻柔，似乎感受到了我内心的痛苦。

“在第一家医院待了三年后，我被安排转院。转院时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治疗状态：未见改善。又过了一年，按照医院的安排，我遇到了一位精神病医生，一位把我当人—普通人，而不是精神病人来看待的医生。当我开一些傻气的双关语玩笑时，他会大笑。我跟他说臭烘烘的‘垃圾’（暗指自己）应该被消灭，他则说，他认识的某人却能从‘垃圾’里发现宝贝。他说：‘甲之臭味，乙之香水。’他的话深深震撼了我，我觉得自己在宇宙中不再是孤独一人。我开始对我自身，以及我的思想、行为是如何运转的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也与日俱增。我开始慢慢康复了。”

“但我们都知道，”我补充道，“无论治疗师多么有天赋，治疗关系多么好，康复之路总是崎岖漫长的。”我继续讲述着我那没有记忆的头二十年：假装自己还属于这个世界，隐藏起自己曾是个精神病人的过去，继续生活。很多时候，我似乎都在过着一种双重生活。

我跟他们说起四十年后当我看到医院记录时所发现的秘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因此我很快就明白了多年前我自己的那些医生是哪里出了错。年少时的记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害怕被这记忆所淹没。

我又一次环顾在座的人们，那一张张苍白的脸上有泪水划过。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满脸通红，严肃地盯着我。有几个人低下了头，或是看向别处。一股凉意在我胸中蔓延。我是不是伤害了他们？他们是不是觉得被背叛？在座的各位，当时还没有在这里工作。

然而，从一个有自杀倾向的青春期少女的角度来讲，当我选择指出精神病院的治疗有误时，我还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之所以要现身说法，是希望他们能学会倾听，因为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医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我多次听过以下说法，“啊，是的。”说话者边说边痛心地摇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的确几乎把每个病人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在他们身上使用电休克疗法。”说得好像这种事已经是老皇历了，如今已不再发生了。

但据我所知并非如此。沉迷于诊断和治疗的那股狂热之风仍然存在。我们这些精神健康专家，经常迫切并快速地给患者确定病症，推荐最新的药物和疗法，消除副作用引起的紊乱。我希望这些临床医生能够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多么举足轻重，影响深远。我之所以将自己的故事和盘托出，是想让他们在面对每一名患者时都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注。

墙上的挂钟提醒我该加快进程了。离我不远处，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开始不停地看表，显得坐立不安。他可能正在担心我还没讲完，他就不得不终止我的演讲。我知道我可能无法把我努力准备的信息全部表达出来。我加快语速跳过了最后一部分，尽管那是最核心的部分。最后我重复了我的请求：请一定要关注你的病人。

场下一片安静，所有人都没动。空气中似乎被注入了麻醉剂，所有人都动弹不得。好吧，也许这样做是个错误。

然后，慢慢地，人们开始向我提问—贴心又智慧地提问，措辞小心谨慎。

“您认为对您的康复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在您度过的那段艰难时期，您认为电休克治疗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们的语气听起来既友善又充满敬意。希望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我曾经罹患疾病的同情。我努力听着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但我的回答却总是含混不清。原本想表达的意思还没等我说出口，就忘记了。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是解离(1)令我的想法、情感和所见的一切笼罩在迷雾中。

我得走了。又有一批人进入了会议室，下一个会议该开始了。

就这样结束了吗？我边想边走出会议室。原本我以为我会很开心，以此挽回了我生命的尊严。然而我只是沉浸在一片灰暗情绪之中，丝毫没有预想中的阳光与欢笑。简直失望透顶。阴雨连绵。

我全身似乎仍被浓雾包裹，越飘越远。我到大厅的卫生间外排队，希望双脚能慢慢找回踩在地面上的踏实感觉。这时，有两位女士来到我身旁，感谢我做的演讲。“内容丰富……有价值……鼓舞人心……”她们好像是这么说的。其他人也围过来说了类似的话。我紧紧盯着说话的人，希望能看穿他们的内心，衡量出他们的诚意。我该相信他们吗？

也许我会好起来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出大楼，往停车场走去。没有人批评我，也没有人嘲笑我。我没有表现得像个疯子。

来到停车场，我已经不再感觉浑浑噩噩，也不再疑虑重重。我意识到我刚刚公开了我最隐私的秘密。四十多年来，我始终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而这是第一次，我不必再隐藏自己的另一面。一时缓不过神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松开紧攥在手里的围巾，打开车门，但没有进去，而是站在那里，伸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春天里的新鲜空气，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通透。我仍然想不起以前是否也到过这里，但我能想象出，那个绝望的少女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恐惧。那时候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我吧？她也想象不到被阴霾笼罩的内心，有一天会迎来阳光，更加想象不到满心苦涩的悲伤，有一天也会泛起甜甜的味道。

我又舒展了一下身体，环顾四周，身边的事物井然有序，使人感到安慰。停车区边上，人行街道旁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街道两旁开满了深红的郁金香和明黄的水仙花。栅栏外，阳光透过松树的松针洒下熠熠光辉，朵朵白云从天空中飘过。一阵清凉的微风将一缕发丝吹到我脸上。我伸出手，轻轻将发丝抚平。

“我做到了。”我一边侧身坐进车里，一边对自己说道，“我真的做到了。”

(1) 解离（dissociation）：防御机制之一。曾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现在已被“压抑”代替。解离是通过切断自我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联系来逃避难以接受的思想和情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