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人，何以从旁观者变身施暴者？

白蚁真的很喜欢女生的内衣裤，不只拿来闻，还拿来穿。

别误会，他并不想变成女人；相反地，穿上内衣之后，好像就有一种女人直接住进身体，摇醒他性欲的感觉。白蚁平常不太擅长与人沟通，也没交过女友，因此不可能光明正大地买套女性内衣回家，于是他选择用偷的，不仅方便，而且内衣一旦沾染了人的气息，有了肌肤之亲，那套内衣就会活过来。

对一个异装癖（Transvestic Disorder）来说，有什么比“会呼吸的内衣”更值得收藏？

某个清晨，白蚁又顺手偷了一套红色内衣，但他并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偷内衣。

几天后，他收到一张光盘，来源不明，是直接塞进信箱里的。光盘里有几段用手机拍摄的影片，他第一次成为影片的主角，却是以不太光彩的脚本登上舞台。白蚁拿出光盘后马上关了灯，躲在书桌旁，他不知道这是一种警告还是戏谑，于是他把那两箱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失窃内衣塞进垃圾袋，隔天一如往常地上班。

接下来的日子，白蚁过得非常不安。

他在工作的书店里扫视着每一位客人，很希望自己的隐形眼镜有某种辨识系统。

他回到作案现场，循着拍摄角度寻找幕后黑手，但没人跳出来自首。他只好在社交网站留言，暗讽那位正义魔人，而那段留言也彻底发挥作用，隔天，他又收到第二张光盘，于是白蚁崩溃了。

他直接把光盘挂在胸口，当成一面照妖镜，不断在作案现场徘徊，希望能靠它筛选出凶手。很可惜，这样做只能筛选出认为他是神经病的人。多亏老天眷顾，后来被他找到两名手持相片，形迹可疑的嫌犯，他二话不说便动手将那些相片悉数撕毁。只可惜他撕毁的是两个无辜文青的摄影竞赛资格，因而遭到一顿痛殴与辱骂，然而相较于被打，他更想向这个世界辩白：“我不是个变态！”

于是他不断对空吼出这句话。

但周围早就没人了。

白蚁回到家，想起小时候在妈妈的房门口目睹的一切，那时妈妈正与自己的男友**，对于孩子的窥视浑然不觉。白蚁的震撼不是来自官能的冲击，而是瞬间确认了亲情的叛离。原来在爸爸过世后，除了自己，还有人可以占有妈妈。自此，他在真实世界里丧失了所有权，只有女性内衣能让他夺回一些想象，然而这样就是变态吗？他想起自己虽然恋母，但并没有害过任何人，想起大家都在假装正常，想起无论再怎么掩饰，自己终究被当成怪物──于是他拿起剪刀，一刀一刀，把自己剪成了鬼剃头。

他不想被了解，但也不想被误解。只是他还年轻，不明白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人，往往都是以误解收场。

白蚁觉得身上很多东西都在流失，干涸的身体让他变得很敏感。第二天上班时，他对每一件事都看不顺眼，就像他最在意的书序仿佛被谁弄乱了。在结束与客人的争执后，白蚁被老板赶回家，心神不宁的他，过斑马线时没注意信号标志，突然间就被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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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一旁看傻了，仿佛是整起车祸的目击者，但你很清楚，自己其实是肇事者。

那天清晨，你蹲在前男友家门口，不想接受被分手的事实。百无聊赖之际，发现露台底下有个变态正在偷内衣，于是顺手拍下来。

你无心念书，生活索然，写着无关痛痒的报告，念着没有未来的专业，情感的空窗，让你只能隔墙偷听室友**的声音。直到有一天，你再度在路上遇见那个男人，于是你跟踪他，一路跟到书店，从胸前名牌得知他的名字，再跟踪他回家，最后在社交网站查出他其实是你学长。

乏善可陈的人生，自此露出曙光，走向一路明朗。

你不想把光盘交给警方，只想给这个道貌岸然的变态一点教训，因此决定跟他玩个小游戏，或许是为了正义，更多时候是想填补情感的空虚。你不想花力气去确认这个人的背景，你只需要确认这样的行为是一种罪，这样的动机，让你忘了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伤痛，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看着那具尸体，根本没想过这样做会害死谁，你只是要为这个世界出一口气。

即便你根本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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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认识一个人太花力气，更何况还是个变态，定罪就轻松多了，如前面你所读到的，这是电影《白蚁──欲望谜网》告诉我们的事。

而所谓的定罪，大抵上就是用激烈的语言去重复宣示他的罪行，一句一句堆栈，透过正义的包装与号召，演变成一种不落痕迹的暴力，问心无愧的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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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人，何以从旁观者变身施暴者？答案在1971年的加州。那里有所大学叫斯坦福大学，里头有个长得很像演员李罗的心理学教授，叫作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这个家伙进行了一次举世闻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闻名之处在于它混乱又失败，但最后却成功地产出了五个字：“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实验是这样搞的，老津想知道一个正常的好人，有没有可能因为“体制”或“权威”的压迫，让他丧失判断力，投入邪恶的施暴行列。于是他把斯坦福中心广场的一部分改造成监狱，招募了24个心智正常的大学生，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相信世界和平的嬉皮士。接着把这群人随机拆成两组，一组当狱警，一组当囚犯，每天都只要蹲在假牢房就能爽领15美元，然后大家一起开欢乐派对度过接下来的两周。

怎么可能。

囚犯组在第一天就被剥夺了一切，包括他们身上原本的衣服，一切能对外通讯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名字。他们发现老津是动真格的，自己的存在只是一组号码。狱警组成了匿名的矫正官，他们被赋予的任务很简单：“尽量像个真正的狱警”，而这个指令，吹响了这场混仗的号角。

第一天，两组人马还能练肖话。第二天，狱警们开始觉得自己不太受到尊重，于是试着加强对囚犯组的规范。接下来几天，他们开始对囚犯的各种生活细节挑刺，在不伤害对方身体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惩处。因为在狱警眼中，人名一旦转换成数字，对方的感受就变得不太重要了，更何况，他们还是被授权的。

想当然耳，囚犯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很清楚进来的目的，就是爽爽赚15美元，而不是进来没事被罚几百下俯卧撑或徒手刷马桶。于是一部分的人起身反抗，但他们愈是如此，愈让狱警们投入这场实验，因为狱警充分感觉到：“这真的是囚犯会有的反应。”

自此，两组人马开始往极端的方向靠拢，一方享受施虐，一方习得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意指人在接连受挫后，对一切感到无能为力的状态），在真实与模拟失去界线的同时，善恶开始变得分明。

但就在囚犯组陷入绝望之际，老津突然终止了实验，因为他被女友疯狂暴捶后幡然醒悟，然后出了一本叫《路西法效应》的书，探讨好人如何在一夕之间变坏人，善恶之间的界线，如何经由体制的压力被抹杀。

由此可见，建立一场霸凌，只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体制”的许可。一旦被制度授权，我们就能心安理得，因为一切都是奉命行事，执行者只是经办人，经办人只是通道。

第二，“偏见”。只要设定好所谓的“敌人形象”，建立制式的模板，就不用花时间去了解他的背景，箭靶不需要任何背景。

第三，“从众”。经由群体的背书，保障了整个过程的正当性。

于是，当某条令人发指的实时新闻跳进手机页面时，出自心中的善，让我们感到愤怒，当媒体帮大家设定好敌人的形象后，愤怒找到了出路。它让我们不问因果，不做判断，直接用文字或语言制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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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从发明了键盘，“猎巫”就变得简单。在狩猎的过程中，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正在被风向带着走，我们没有试着推敲始末，厘清敌人的形象，因为这样做实在太煞风景，太故作清高，不如把自己埋进群体，放下定见，顺着风势又是一波集体**。

荒谬的是，当热潮退散，我们才会发现自己连敌人的来历都不太清楚，就像被撞死的白蚁。

我们领着舆论的许可，踩在道德的制高点进行轰炸，整场定罪行动就像一组被默认好的流程，对象是谁根本不重要，重点是大家宣泄了生活的苦。

仔细回想，我们跟斯坦福监狱的狱警根本毫无二致，仰仗体制，以善之名，执行问心无愧的霸凌；只不过身处网络时代，多了一张匿名的保护伞，让人得以隐身在暗处，然后朝有罪的人丢石头。

只是到头来，我们究竟实现了什么？

如果没有具体的答案，我们是否该考虑，什么样的决定，才能让眼前的局面不再恶化？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为情绪找个出口，也可以选择不妄下评论，增加对幽微人性的理解。热血不代表蛮横，冷静也不代表矫情，但不管决定为何，我们都必须为接下来的举动负责，也逃避不了可能造成的波及。

我始终相信，当我们面对计算机屏幕，准备在页面上留下文字之际，一定还有其他选项等着我们。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6)曾说过一句话：

现代社会的悲剧，是一场善与善的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结局都让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