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出使西南使命的司马迁立即赶回洛阳向汉武帝汇报。按照时间推算，这时候汉武帝正好经过洛阳，太室山就在洛阳东南。司马迁赶到洛阳，没有看到汉武帝的封禅队伍，却意外发现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被留在洛阳没有随队东去，而且奄奄一息，情况十分不好。关于这件事，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由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应该是气愤而死，而不是生病。那么，他为什么气愤呢？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封禅和汉武帝的求仙事迹，为的就是将司马谈之死的背景充分解释清楚。司马谈的死之所以要费这么大周折来充分了解，是因为这件事对司马迁的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看看司马谈和封禅的关系。他所担任的太史令隶属于三公九卿中的太常，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其下属除了太史令之外，还有太乐、太宰、太卜、太医等。这时候的太史令与后世所认识的史官还不完全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由此可见，这个官职是与天文、宗教合而为一的。那么，封禅这种祭典的筹划和进行自然是太史令的职责所在，也是太常所领导的“单位”理所当然的主要职务。

前面我们说过，没有官员知道封禅的具体步骤和程序，所以汉武帝的随行队伍中还有一些最重礼仪的儒生参与协办。汉武帝宠信的方士们虽然是封禅的主要推动者，但他们没有实际的职务，所以只能算是与儒生相对的协办人员。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太常的立场就有点微妙了。很显然，除了一部分在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阴阳家的观念之外，太常和方士是难以和谐共处的。尤其方士的求仙谬论和其时常的无根据的怪诞说法，太常肯定不会苟同。相反地，他们与儒生之间倒是有可能志同道合，因为太常掌管宗庙祭祀，他们敬重的就是天，就是祖宗。既然敬重祖宗，他们自然也会尊重祖宗的传统和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与儒生的礼仪观念是一致的，因此，在这场礼仪的争论中，太常与儒生势必会站在统一立场上，联合起来与方士对抗。司马迁的立场与太常是一致的。

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尽罢诸儒时，提到一位博士徐偃，他曾对汉武帝说：“关于礼仪的执行，太常和儒生们其实不如鲁国人士做得好。”于是一位鲁国的儒者周霸被请来协助封禅的筹备事宜。结果，当汉武帝不耐烦地决定罢诸儒时，徐偃与周霸都被罢黜。从这段记载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太常与儒生是执行礼仪的设计人；另一方面也可知道，汉武帝虽然十分生气罢了儒生，改由方士规划封禅大典，但并没有气到连太常也不用，因为再怎么样他们也是公认的祀典执行人，而方士所谓的规划不过是在其中加上一些求仙的东西，很多基本的仪节还是要太常及其属官筹划。

我们看后来实际的封禅大典中，祭泰山和祭梁父采取的都是原来就有的礼仪，只有在泰山祭台下所谓的“玉牒书”很神秘，司马迁说不知道其中写了些什么，论性质应该是祭祀时用的祷词之类的东西，而一般祭祷词是公开的，有人怀疑那就是方士安排的登仙祷词。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封禅队伍从长安出发时，司马谈仍然以掌祭祀的太史令的身份随队而行，这时他还是执行礼仪的重要角色之一。在停留洛阳期间一定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使得司马谈被留在洛阳而失去了参加封禅大典的机会。

究竟是什么冲突呢？从时间和地点的因素上来看，大队人马很快就要到太室山了，马上就要进入大典执行的初步阶段，一行人一定在洛阳对包含太室山以后行程的诸多细节有所探讨以及做最后的决定。在这种场合，司马谈一定会站在自身的立场发言。他们讨论的应是礼仪问题，但礼仪如何安排自然要受到礼仪所含的意义的影响。

关于封禅的意义，相信全天下除了汉武帝和方士之外，不会再有其他人认为这是为了求神仙。因为报天意义的封禅，如前所述，可以让每个人肯定自己的时代及幸福，而求神仙不过是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已。不管怎么说，司马谈不可能跟方士一般见识，而且还会以史官的执着对变质的封禅步骤安排提出意见。这种意见也许是汉武帝直接听到的，也许是他间接听到的，但在那个方士环绕的背景下，司马谈必定难逃触怒汉武帝而被罢黜的命运。于是，他被留在洛阳，他气得倒在**，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他到临死仍强调封禅是“接千岁之统”的报天大典，连续的“命也夫！命也夫”表现出他对自己不能参加这件大事的遗恨。当然，更令他气愤的是他怀着史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眼看着封禅被神仙化却无力拦阻。他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剩下的只有那只史笔，还有他未完成的写史计划，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的身上，他用他生命仅存的一点力气说出了他的临终之言，这段遗嘱非常重要，全文如下：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遗言的意思。

首先，他说太史是司马氏的祖业，在他之前已经中衰好几代了，他唯恐自己一死，又要中断，所以希望司马迁能够继续这个事业。然后他很肯定地认为他死后，司马迁必会被任命为太史令，承袭他的职位。既然如此，他对儿子提出了自己最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太史令任内完成他想做而已经没机会做的“论著”计划。提出这个期望后，以下的话等于是对这个期望的强调和解释，他先引用《孝经》的话，表示司马迁如果能够完成他的期望且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等于是司马迁已对他尽了孝。而站在文化的立场上，那意义可就大了，他说周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延续周朝祖宗的德风，以《尚书》和《诗经》流传于后世。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以后则是依靠孔子把几乎要衰亡的文化历史加以整理流传于后世的。孔子所作《春秋》，从其记事的最后一年到汉朝，中间不但同样历经乱局，而且已经由乱而定，更应该有人继孔子之后加以延续历史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司马谈交代司马迁要从事的工作是延续文化的大事，是希望他能做第二个孔子。

司马谈“所欲论著”的东西，或许在平日就已经对司马迁说过，司马迁可能也已经有所了解，更有可能已经实际参与其事，他的东南游历很有可能就是帮父亲搜集资料。但在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刻，垂危的父亲激愤并哭泣地拉着儿子的手面授遗命，这一句一字，句句震撼其胸，字字刻骨铭心！

在那个大时代里，以司马迁的才华必定会有一番作为，他对自己的前途也一定有过很美好的想象。父亲的遗命虽不敢说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方向上，但毫无疑问会在他心里埋下一颗坚实的种子。这颗种子除了包藏着延续文化的使命外，还包含着他父亲的激愤，以及这份激愤背后、在权势摆弄下所产生的荒谬和不平对他的冲击。

36岁的司马迁听了父亲的遗命后，俯首流涕地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他答应了。于是，这颗种子成为日后他遭逢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时还能苟活于世的唯一力量，是燃亮他生命之火的唯一火种。

《史记·封禅书》最后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神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段评语是说，司马迁参与了汉武帝的巡游祭祀和封禅大典，他亲眼见到汉武帝信奉的寿宫神君附巫者之体而传神语的现象，然后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了求神仙的本质，能够“具见”自古以来用事鬼神的种种“表里”。这个“具见其表里”正说明了司马迁写《封禅书》的主旨，他冷眼旁观那一幕幕各怀鬼胎的鬼神闹剧。那些方士、祠官表面上是在祭祀鬼神，实际上不过是为了逢迎主上，以求名利。而汉武帝表面上是因为符合受命、功至、德洽、暇给四大条件，以至应天人的殷望，行封禅大典，实际上不过是希望借由封禅这个行为求仙，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如此这般的表里尖锐对照，正可为他父亲的“气愤”而死找到最佳的诠释，也是汉武帝“内心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又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