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微笑

父亲死的太突然，给家人及亲朋故友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父亲开追悼会要张遗照，总希望是正正规规的标准像；却找不到，结果是从一张风景照中剪裁下来再翻拍放大的父亲正仰起面孔望着蓝天白云，这正是诗人常有的姿态，眉宇间却有些许忧虑——当时父亲作为“走资派”在干校劳动，尚未获得“解放”。追悼会上大家都说这张照片好，比在照相馆里正正规规拍的要好。话又得说回来：谁会在活着的时候正正规规去拍张遗照呢？

为了给父亲找遗照，全家人发动起来把多少年来的旧照片都翻了一遍，无意中翻出我与父亲的一张合影---父亲做在一张红木转椅中，双手拢在袖管里，穿的是一袭中式棉服，戴一顶粗呢罗宋帽（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依稀记得，父亲那身棉袄和帽子都是深褐色的），父亲的嘴角微微含着一丝笑意，眼皮却下耷着，是他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和憔悴。而我却笑得很舒心，坐在父亲身后，一手搭在父亲肩上，身上裹着棉军大衣，头上还戴着棉军帽，挺英姿勃发的样子。背景是四幅山水立轴和一只六七十公分高的红釉柳叶瓶。

我捧着这张照片一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父亲避然去世，我的千百种遗憾中有一条便是懊恼自己犯年来没想到单独跟父亲拍张照，如今真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不幸中的侥幸便是找到了这张照片，给我伤痛的心一丝慰藉。

底片却是无论如何都找不着了，不知是120的还是135的胶片放大了的，肯定不是照相馆里的正规操作，照片边缘有些模糊，整张照片都是灰灰的，看得出是用过了时的药水或相纸操作的，于是我便断定，这张照片一定是叔叔的杰作。叔叔是父亲惟一的弟弟，他在上钢一厂教育科工作，工作之余的爱好就是替人拍照，但他又出奇地节省，照相机是旧货店里淘来的便宜货，显影药水总是舍不得倒掉，用了再用直至显不出影来，相纸也总是去买边角料存着，一直存到过了有效期。尽管如此，我们家的大多数照片还都是出自叔叔之手，所以我们家的旧照片大都是灰不溜秋的。于是拿了照片去问叔叔，这是什么时候拍的你还记得吗？叔叔举着照片看了片刻，笑道：“这不就是小鸥头年从北京探亲回来时照的吗？”经叔叔一提醒，我的记忆便鲜活起来。小鸥是1972年考人总政文工团赴京的，如此算来，这张照片便是摄于1973年的春节期间了。

小鸥是我的妹妹，五姐妹中她居老三。据母亲说，小鸥刚出生时漂亮得像个洋娃娃，许多人向母亲讨这个女娃，说你上面已有两个姑娘了，这个就送给我吧。母亲当然不肯将亲生骨肉送人，父亲更是最宠爱她。小鸥七岁那年，父亲特意买了架钢琴送给她，这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还是很稀罕的呢。当时我们家住在瑞金路上的卜邻公寓里，对门住着翻译家傅东华，傅东华的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师，每天早晚都有流水般的琴声从他们家里淌出来。父亲便让小鸥跟着傅家女儿学琴，傅家女儿正好也是排行老三，我们都喊她三娘娘的。小鸥跟三娘娘学了两年琴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三年后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72年，小鸥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当时想要进音乐学院深造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父亲母亲都是“走资派”，这一点就足以判定我们姐妹的命运。一些文艺团体招生也都没有小鸥的份，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适值解放军总政文工团来上海招生，小鸥抱着一线希望报了名。招生的负责人是位有点年岁的军人，军人就是不同凡响，一听小鸥的父母曾经都是新四军战士，一拍大腿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的，新四军的后代我们部队不收谁收？”便一锤定音，小鸥做梦似地被总政文工团录取了。那年我已在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父母写信来告诉我这个喜讯，我也是兴奋得彻夜难眠。“文革”开始以来由于父亲母亲的问题，我们早已习惯了周围人们的白眼和冷淡，然而人世间毕竟有正义在，有真情在。

1973年，春节期间，我和小鸥恐怕是约好了一起回上海探亲的。我另外一个妹妹老四小花是在全椒插队落户，必定也回来探亲的。那时大妹妹小凤是在纺织厂做挡车女工，小妹妹小燕中学尚未毕业，那一年春节应是全家团聚了，团聚总应该是欢乐的，可是现在怎么都记不起当时欢乐的情景了。“文革”那段日子留给人的记忆大都是苦涩的，有一年春节，父亲关在隔离室里不能回家；还有一年春节，我是到崇明“五七”干校探望母亲的……1973年这个春节为什么我说应该是欢乐的呢？其实我仅是从我跟父亲的这张照片中我的表情推断出来的。

照片中的我穿着簇新的棉军大衣，一手搭着慈爱的父亲，笑得很甜很舒心。在大山中苦干一年，回家来跟父母团聚，看到父亲母亲身体还算健朗， 自然会很开心，这是一。当时年轻人对参军都很向往，记得二妹小凤为了参军，咬破指头写血书要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最终因政审不及格而未被批准。三妹进了总政文工团，我们家出了个军人，春节前夕，里委会小组长送来了一张红彤彤的“光荣人家”的条幅，说是允许我们贴在大门上，这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件大喜事呀，这是二。再仔细想想，我是1968年到黄山茶林场去的，至1973年已是四个年头了，对于农村的辛苦劳作已经习惯，心情已不像刚去时那般阴郁忧闷，何况那年我已开始尝试写作，先是给农场文艺小分队写节目，我们农场文艺小分队的节目还参加了农场局的汇演，如此想来，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心情恐怕是会开朗许多的了。姐妹们天各一方，一旦相逢，必定欢喜，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大家必定轮流着试穿小鸥的棉军大衣，暂且过一把瘾。我想，也许我穿了棉军大衣，戴了棉军帽，走到父亲跟前，让父亲看看我像不像个军人。那一刻叔叔肯定也在场，便笑道：来来来，我给你们拍一张。于是便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当时为什么其他妹妹没有穿上棉军衣跟父亲合影呢？为什么母亲没加人这张照片呢？大家都记不清了，连叔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那个想象中应该是欢乐的场景便掩埋在岁月的长河底下了。

然而我是幸运的，偶尔的一张照片留下了我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而且我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满足，必是我品尝到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可是……？为什么父亲的面容会显出疲惫和憔悴？或许是五个女儿都聚齐了，嘻嘻哈哈叽叽喳喳，闹得他烦了累了？不，绝不会的。我知道父亲是非常爱我们的，奶奶有时埋怨母亲只生女儿不生儿子，父亲便会笑道：“五个女儿最好，五朵金花五千金嘛。”早些年，父亲很忙，总是外出采访或到什么地方去体验生活，我们很少见到他，“文革”开始后，除了隔离审查和下干校，他在家的时间反倒多了。有空，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游戏聊天，听我们天南海北地讲农村、工厂、部队和学校里的种种大道小道新闻。记得他从干校回来，绘声绘色地把猪如何吃食如何拉尿如何睡觉的形态描摹给我们看，令我们捧腹大笑（他在干校的饲养班劳动）；他还用夸张丑化的姿势将造反派教他们做的“斗私批修”操演绎出来，嘲问道：“你们也做做看，是否私心就会斗光啦？”父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性格热情纯真，他怎么会厌烦他亲爱的女儿们呢？再细细揣摸，父亲那一年是53岁，正值壮年，按常理，应是他的思想最成熟，他的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而自“文革”以来，他和千千万万个艺术工作者一样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那个年代，在所谓的革命风潮胁裹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个人命运像洪水中的一颗泥丸，时而被抛至浪峰顶，时而被沉没人波谷底，一眨眼或许就被淹没了！父亲心中肯定郁积着许许多多的愤慈和委屈，以至于在和亲爱的女儿们团聚之时都无法将内心的苦楚掩藏得干净。看着照片上我的明朗的笑容和父亲疲惫的面容，两者形成的反差像一把利刃刺痛着我，使我时时地自责：那时的我真是幼稚借懂得可笑，也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却一点不体谅大人们的心情，只顾自己傻大姐似地笑！每次从农场回来探亲，总是我罗哆嗦嗦把自己的苦恼和希望说给父亲听，而父亲总是用他艺术家诙谐而带哲理的话语为我宽心，为我出许多点子，鼓励我在逆境中自尊自爱自立地生活。我总是贪婪地汲取父亲对我的关爱，却不懂得问问父亲有些什么烦恼，说些宽慰的话让父亲的心稍微轻松一些，让父亲的面容稍微舒畅一些。后来，我从农场回到了上海，在机电设计院做描图工；后来，我结婚了，搬到公婆家去住了；后来，我考上大学了……这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父亲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和良师。我却是太自私了，依赖着父亲宽厚而有力的肩膀，只顾着自己向前走啊走啊……突然有一天，父亲不堪心理重负地倒下了，再也没有睁开他慈爱的眼睛，任我们五个女儿喊哑了嗓子，父亲他听不见了。可是在他听得见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许多时间来陪他说话，我们总是以自己个人的前程为重，忙东忙西。倘若我们能多抽一点时间回来陪陪父亲，跟他谈谈他的诗歌他的画画他的苦恼他的希望，或许，父亲的心情会豁朗许多；或许，父亲就不会突发脑溢血而过早地离开我们了！

这是我不可饶恕的过错。

父亲，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会，我一定用全部的时间陪着你说话聊天，为你排优解闷，那时我们再拍一张照片，你一定会笑得明朗，笑得舒心的。

1997.8.18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