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工作的英国大学，要求硕士申请者的大学本科阶段应就读于中国前300名的学校，“三本”院校不予考虑，财经类和经济类的专业，还要根据毕业院校的排名规定相应的专业平均分数线。由此，面试所能达到的录取作用反而削弱了，申请者即使现场表现再好，分数再高，如果“出身”（毕业院校）有问题，还是不能入学。

国内教育的不公平随处可见。毕竟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高考的录取率已经到了70%，而北京以外就不好说了，尽管他们的分数有时比北京学生要高出100分，但在当地恐怕也只能上个“三本”或大专什么的。

十几年前申请英国大学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好学生中的一员，毕竟我的本科院校是个“211”，我得到了连续三年的奖学金，成绩也能排进年级120人中的前30名，因此并没有想太多申请不成怎么办的问题。

后来我在英国工作，也有了面试学生的权力，当然，这种面试并不能现场发录取通知（offer），而是以国际办公室的名义在面试单上签署意见，将优秀学生推荐给录取办公室（Admission Office）。

从当年的申请人“进化”成了现在的面试官，仿佛“达人秀”的评委。不过，我并没有“一朝权在手”的风光，更多的倒是忐忑、纠结、进退维谷。

这种复杂的心情源于录取标准。我当时工作的英国大学，要求硕士申请者的大学本科阶段应就读于中国前300名的学校，“三本”院校不予考虑，财经类和经济类的专业，还要根据毕业院校的排名规定相应的专业平均分数线。由此，面试所能达到的录取作用反而削弱了，申请者即使现场表现再好，分数再高，如果“出身”（毕业院校）有问题，还是不能入学。

面试中经常夹杂着申请人的失落、哀求、甚至眼泪。我曾遇到一个平均分90以上、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得前三名的女生，她很想去我在的英国大学攻读英语教学专业（TESOL）。

她是学校中的优等生，在英语面试过程中，我觉得她的水平比之前面试的那些“985”、“211”的学生好上10倍，但只是因为她的本科院校排在全国500名以后，于是无法录取。

那一刻，她哭了，她说之前收到了大学的拒信，但还是希望通过面试挽回局面。通常，面试需要15分钟，我多用了10分钟安慰她，鼓励她去别的学校展示自己的才华。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伪善，只有一句话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现行的招生体制并不公平。”

英国大学的招生确有难言之隐，本来就不是营利机构，录取办公室这样的关键岗位总是人手短缺，在录取旺季，甚至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加班至深夜的奇闻。

在讲求公平的英国，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为了申请者的公平，有时录取者的公平就难以保证。

每天全球多如牛毛的申请信奔涌而来时，标准化的“一刀切”成了最有效的“公平”。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谁会去深入探究中国大学的排名是否科学，是否公平，此时考虑的只是完成录取任务的效率是否得到了保证。

但这种机制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客观上让中国人去接受现实——不公平的现实。

在官场、职场，我们已经习惯了被人问起：“你是哪儿的？”而在我们曾以为最单纯的学习生涯中，比如留学，我们也还要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于是，如下逻辑的推导就变得颠扑不破：

不上好大学，留学就去不了名校；要上好大学，还得上重点中学；要上重点中学，自然还要上重点小学……这个教育的“门阀”制度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们，如今已经国际化了。

教育难以独善其身，这一点倒是“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