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学设计最初就是在悖论中打圈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一个一个试验，又一个一个打消。今天想读MBA，明天想读财会。一会儿看看托福，一会儿翻翻雅思。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毕业生，也就是被时代边缘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赶上了“从包分配向供需双向选择”的过渡期。那时候北京的政府机关只有外地同学会考虑，面试的名额经常报不满。

凭借在文科院校中的诸如性别等优势，我很快摆脱了系里的内斗，没费太大周折，不屑地连续pass掉两个部委的第二轮面试后，便钻进了一家大型国企，并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选择”。

但还没等笑出声，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马上作用于教育：虽然是最后一届公费生（每年个人负担学费500元），但还是在毕业前被母校强行征收了2,000元的莫须有费用，换取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市场经济作用于工作的力度同样不小：很少关心时事的我突然发现，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原来是为了“脱困”，我所在的这个著名企业直到2001年才扭亏。“自己的选择”一样会“站错队”，后来等国企东山再起、日进斗金的时候，我早已离职了。

从工作伊始就是等待。等待国外出差（补助高），等待晋升，等待涨工资，等待年终奖，等待公派出国学习……想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六七十年前的荒诞剧如今怕是无人问津了，但人们却还是每天宿命般地扮演着那个离奇而乏味的角色——迷茫守望者。

偶然瞥了一眼报纸，看到“国内MBA缺口30万人”的消息。在死水微澜的境遇中，这条来路不明的资讯竟连带出留学的念头，与欲望和冲动产生共振后，信念被放大了，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晕，无限地扩张开去。抉择的一刹那可能是热血沸腾，也可能是心如死灰，但抱定的那个信念颇有些“邪念”的味道：功利的世界没有平凡的位置，功利的人生没有平淡的理由。

那时的所谓“留学梦”，不过是摆脱国企和体制的替代形式，是冲动，也是走投无路的挣扎。

那时候，我的留学想法是功利的，只是为了逃离现实。我表现得相当急躁，几乎有些“不择手段”——到处咨询中介（那时的中介没有现在规范，顾问中的骗子很多，手段也令人发指），道听途说，比如美国签证太难，新加坡环境太中国，德国教学太严苛……

总之最初我的留学设计最初就是在悖论中打圈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一个一个试验，又一个一个打消。今天想读MBA，明天想读财会。一会儿看看托福，一会儿翻翻雅思。开始信誓旦旦非名校不去，之后处心积虑能出去就行。

无序、困惑到了极点，反而冷静了许多。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留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普遍接受，首要的屏障还是钱。而且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融资观念，“借钱”两个字说不出口，也确实没地方去借。

家里自不用说，向银行借贷，要求是抵押同等金额的房产。我自然是没钱买房的，尽管那时的商品房价格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跟家里同住的那50平米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还没有产权证，抵押不了不说，就算能抵押，基本上也是押上了爹妈的老命。就算他们乐意，我可下不了手。

又是“钱说话”（Money talks!）的逻辑，这是硬道理。心目中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名校”很快被“现实”掉了，这样一来，标准清晰了很多。我很快发现，英国MBA才一年，总价肯定低于之前查过的几个国家，性价比是最高的。

不过即使如此，把自己的积蓄全算上，也还差好几万。当一切矛盾归于经费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从一个北京人，变成了来京务工人员。

背着单位，我几乎身兼三职。忘不了帮出版社校对英文字典的那两个月中从办公室到宿舍之间漆黑的林荫道，忘不了为写书撰稿在公共汽车上失神过了站，忘不了业余教课时满手的粉笔灰。“疯狂捞钱”的我终于迎来了一场二十年未遇、持续一周的40度高烧。镜子中的皱纹刻下了心灵的折痕，昏黑的眼袋储备了经久的疲劳。

留学对人的锻造从准备阶段就开始了。当自己憧憬并为之鼓吹的理想变成附体的魔咒，此时更需要的是一些偏执。

2002年底，我递交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申请。这是个老校，老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1451年建立。国内称得上大学的，无论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还是北洋大学（1895年），充其量不过一百年出头。

教育当然是越老越值钱（当时这种想法非常片面，但也能自圆其说），而且查过历史才知道，亚当·斯密竟然是这个学校毕业的，MBA的学费也合适，雅思成绩要求不算太高，哪里找这样的性价比？

邮寄申请材料的当天，邮箱里转发来一条消息：广州那边出现了怪病，病人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已经死了100多人。我当时毫不犹豫地把它删除了，对这种官方以外发布的小道消息，我向来不信，还用瑞星杀了两遍毒，担心是“木马”。

2003年春节过后，北京的气氛愈发诡异起来。人们开始抢购消毒液、口罩，人大开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证实了广州出现了罕见病毒SARS（“非典”）。而一个月后，形势严峻到卫生部部长下台，北京的消毒液、口罩已经脱销，厂家表示要24小时不间断生产。

单位也开始无限期放假，平时拥挤不堪的街道此时几乎可以用冷清来形容。那时只要是高烧就要被送往指定的医院隔离起来，据说唾液的飞沫都很可能导致传染，于是出入京城的航班、列车不断取消，使馆的签证业务也中止了，瘟疫横行的北京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闲在家里的我，在二十九岁生日前后，收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录取通知，只能慨叹“人算不如天算”。

岁月又要翻篇儿了。那个孤独的夜晚，不会喝酒、不会抽烟、不会打麻将、没有女朋友的我，百无聊赖。

曾仕强教授讲《易经》中的“否卦”时，解释说，“泰卦”变成“否卦”很容易，而从“否卦”到“泰卦”很不容易，必须要“否极泰来”，坏到极点才能有转机。我的经历可能应验了这个乾坤倒转。

炼狱般挺了两个月后，北京的危机局面总算有了转机，航班和签证业务也随之逐渐恢复。我在7月23日拿到了签证——鬼使神差，若干年前的这一天，我开始了职场生涯。如今，第一份工作就此结束了，我又重新回炉成了学生。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没有丝毫的得意，走一步看一步吧。

坐在BA038航班上，看着空乘手持喷雾剂袅袅而过，白雾中消毒液的细小颗粒滴在我的脸上，滴在邻座的口罩上，滴在一片谨慎呼吸的寂静中。终于，飞机起飞的轰鸣带走了所有的失落，一转头，不经意间瞥见了窗口那静静的蓝色，这应该是留学梦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