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文学科是怎么做的?(1 / 1)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智慧之路》中提出一个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的观点,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600年中,出现了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德莫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一大批哲人,他们排除了人类神秘的“原始思维”对宇宙的神话解释,开始用理性思维对自然、社会和人进行审视和沉思。[1]

可是,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与古希腊思想家们同在“人类文化轴心时代”之中,但因为没有能发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最核心部分——三段论证法[2],因而他们做人文理论的方法与古希腊思想家的逻辑论证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从春秋战国的老子、孔子开始,直到清朝的王夫之、戴震,2000多年的中国人文学科都没有进入逻辑操作。他们的方法是在自己极其丰富广博的人生阅历基础上进行宁静了悟,待获得解释人文对象的超常心得时,不懂得使用逻辑论文文体阐述,而是用“随感散文”文体表达出来。

约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五千言《道德经》开创了道家学派。他在《道德经》中介绍了做学问的方法:“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第四十七章)不出门、不望窗外就能知天下、知天道,当然是自己静心了悟而得的了。比老子小20多岁的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他也是主张“仁者静”(《论语·雍也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合起来就是静思。这种静思的方法,在他的学生曾子那里,表现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这一天三次反省,当然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沉思感悟。

老子、孔子开创的以“静心了悟”的方法来做人文学问的规范,就此传之千秋。庄子提倡的达到最高的“真人”境界的“坐忘”(《大宗师》)方法,相当于一面做气功,一面颖悟得道。荀子总结出以“虚一而静”(《解弊》)的思维方法达到“大清明”的彻悟,就是要虚心、专一、清静。把儒学神化的董仲舒,他那套“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理论——“名教”,是怎么弄出来的呢?他自己没有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用诗为他总结出来了:“吾爱董仲舒,穷经守独幽。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服。”(《司马文公文集·读书堂》)由此可见,董仲舒也是“守独幽”3年才得到的大悟。儒学第二里程碑“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朱熹,他的“格物致知”的方法,便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15),格物穷理多了,忽然在某一天融会贯通而达到大彻大悟。这个“格物”,就是对着万物冥想,把心里本来就存有的“理”给激活,达到顿悟。悟出“心外无物”“满街都是圣人”、完成儒家“心学体系”建构的王阳明,就是在他35岁那年,被贬到贵州龙场,日夜端坐,静思默想,忽然在一天夜里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便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龙场得道”的佳话(《王文成公全书》卷32。《年谱》),被称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者(著有可和卢梭《民约论》相媲美而比卢梭早100多年的《明夷待访录》)、写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是在他参加8年抗清的浴血战斗失败之后,经40年静心感悟造就的思想硕果(黄玺炳:《黄梨洲先生年谱》)。清代另一位中国古代思想集大成者、提出“太虚一实”、用太虚之气解释宇宙的王船山,在36岁那年,先是隐姓埋名躲到深山的苗族和瑶族的山洞里,后来隐居衡阳莲花峰和石船山下,“晨夕杜门,静心思索,开始了三十余年的著作生涯”(《十大思想家》第196—197页)。他的800多万字的《船山遗书》,全来自一个和老子、孔子一样的“静悟”。由此可见,2000多年的时间跨度,无论是儒道佛哪个学派,中国思想家治人文学科的方法全没有进入逻辑,而是一个“悟”字了得!

正是因为思想成果是颖悟之果,选择的文体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逻辑论述,而是非常自由的诗性散文文体。老子用的是散文诗,孔子用的是散文式的语录。这和柏拉图的对话体是决然不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也是师生间的对话,但是每位发表的论证都是按逻辑方式进行的,《论语》中的孔子和学生的对话,都是说自己的感悟(结论),不加任何逻辑论证。庄子的文体是散文式的寓言。以后的历代思想家的文体,都是这种诗性散文文体。

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其形而上的道(理念)和形而下的器(文体)是十分匹配的。

中国古代哲人没有发明逻辑,只能用感悟来做人文学问,反倒歪打正着。因为,人文学科用日常语言作为符号体系,没法消除概念的歧义性,根本不能满足进入逻辑推理的条件,只能用静悟之法。相反,西方人文学科历代所用的逻辑操作,反倒是假冒的学理性,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论。

然而,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这套非逻辑体系治人文之学的方法和文体逐渐消亡了,应运而生的是学习西方的逻辑加实证的方法来做人文:这不是自杀,而是被他杀。

[1]《现代思想史学派文选》第39页。

[2]据中国学者金观涛的研究,中国以研究逻辑著名的墨子,没有发现形式逻辑最核心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证法。金观涛、刘青峰著:《探索与新知》,第285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