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在作家、红学研究者梧桐家的小花园里赏花、品茗、饮酒、谈玄，戏称这里是“苏格拉底广场”。

这一次相聚只有梧桐、恒谊和我三个人。

在咖啡因激励下，我的意识流闪流到了我的好友——当代中国颇有知名度的一位哲学家朋友那里，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一个“中国式学者焦虑”。他说，我弄了一辈子哲学，都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地解析、传播别人的问题，如康德的问题，黑格尔的问题，海德格尔的问题，伽达默尔的问题，德里达的问题……几十年下来，著书立说，赢得学界点赞、社会抬举，似乎功成名就了。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醒来跳出了一个惊骇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自己的问题还能叫思想者吗？倘若是真，岂不“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好一个“我的问题是什么”之问！

平日里我们这帮人好读书，爱想事，那么我们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套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那就只好放下不表继续焦虑去了。

接着往下是在酒精之翼上胡思、胡说。三人盘旋在“苏格拉底广场”上逍遥游起来。

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今天运气不错，有点像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那样，三人随机撞击，好像撞击出了“自己的问题”的一点点苗头来了：

为什么生命进化到有性繁殖之时要设计死亡程序？生命的延续只能靠再生，那么“死亡——再生”除了有生物学意义之外，是否还会破坏人类文明的累进式递升？如果是，那机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