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广义而论，在生命进化出自我移动（即动物）的那一天就发生了。移民的生物学目的有两个：在环境中敌害太甚时，不得不到新环境中去“逃命”；在环境生存资源发生严重短缺时，不得不到新环境中去“逃荒”。

人类移民的目的，其主流也不外乎“逃荒”与“逃命”。

1000多万犹太移民，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前的2000多年里没有祖国，只能在异邦他国流亡。流亡，乃逃避政治、宗教、种族等敌害也。犹太移民属于避受迫害的逃命。

现今约有1000多万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吉卜赛移民，因为战乱与饥荒，他们在10世纪时从印度北部旁遮普一带出发，坐着马拉的大篷车在世界各地不停地游走了1000多年，概属于逃荒。

中国过去数千万移民，在100多年前，或因天灾，或因人祸，饥寒交迫，兵荒马乱，只好背井离乡而去。通过“卖猪崽”到南洋，通过“修铁路做劳工”到美洲，通过“当炮灰”到欧洲等。这般流浪，有逃难式的，也有逃荒式的。

当然，除了上面三种外，还有一个特例的移民方式——流放，如17、18世纪的英国，把大批罪犯流放到美洲，美国独立后又流放到澳大利亚。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便成了那里主流的定居移民。流亡、流浪，虽是客观的被迫，但还是主观的选择。流放，则完全不是主体的选择，仅仅是换了个囚禁的地方而已。在服刑期间没有能逃避掉“敌害”，只有在获释之后接受新环境的生存挑战时，才与其他移民群的境况相似。

从近现代开始，增加了小群的留学移民（留学学成后留在当地工作）、聘用移民（被外国机构聘用的移民）、投资移民等。这些移民既不是逃荒也不是逃命，而是积极奔赴有着腾达机遇的新环境，以求“更上一层楼”。不过，这些幸运移民尚属稀有族类，不是主流人群。

动物的“移民”，都具有被迫性和像赌博似的冒险性。“移民”很可能一到新的环境就被“适者生存”的铁律逆向淘汰了。然而，“祸兮，福所依”，如果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应变挺住，那就算赌赢了——即它的基因突变让新环境肯定下来了。这，就开创出了生命的一个新物种，拓展了生命的新边疆。

人类的移民，其动因虽然类似于动物，但人避免在新环境覆灭，不是靠基因突变，而是如何应用携带着的故国文化。

无论是流亡、流浪移民，还是流放移民，在刚抵达异邦时，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两手空空如也；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拷贝于记忆中的“软件”——各自祖国文化传统。换一种表述是，移民在刚到侨居国时，其所拥有的物质文化近于零状态，仅有从故国带来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他们在侨居国安身立命的优胜劣汰，都与后两个“文化软件”息息相关。

这就有了值得思索的所谓“移民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