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从法国巴黎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欧洲之星”快车上，脑海中涌动着黑色的意识流。

今晚（2001年4月10日）23时18分，我要去参加一位荷兰朋友的安乐死告别式：将要亲眼看见医生如何“杀死”处在大痛苦中的朋友的全过程！我将要在一个精确的相约好的时间、地点里，与这位名叫丹尼的朋友生离死别！

从未阅历过的新阅历。这将会是什么感受、什么滋味？

车窗外，所谓“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的春讯，刚被两旁的迎春花用亮丽的金色表达出来，而我此行，却是金色夹道中的黑色之行。

涌出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说的一句话：“人是一种奔向死亡的存在。”

丹尼只有几个小时的“奔向”了。

我的心律不禁紊乱了起来。

之所以造成我此时空前复杂的感觉，还不单单是我要目击朋友的安乐死，更严重的是，这是一次我早图谋好的有目的的工作采访，万万没想到，我居然会把朋友的死亡过程作为采访对象！

回想起来，我这个“黑色企图”，应该说是从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院通过“安乐死法案”时就开始了。

2001年4月10日，是一个会被人类历史记住的日子。这天，荷兰议会上院通过了2000年11月下院通过的“安乐死法案”，凡经两院都通过的法案立即开始生效，这就使得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合法安乐死”的国家。

从此，世界60多亿人类中的1700万荷兰人，破天荒地获得了一项法定权利。如果生命真到了不可逆转地正被死神拉去的时刻，而且每一秒钟都在经受着身心巨大痛苦之时，那么，法律将允准他（她）自主地选择安乐死，他（她）有权要求医生，对自己进行“仁慈的杀害”，画上一个“尊严死”的人生句号。

我从今天的网上看到，全球赞同安乐死的人们，发出一片赞扬，非常高调地称这是荷兰人成功的“黑色革命”，彻底的“死亡革命”！

是啊，人，永远不可能自主地选择什么方式出生；然而，荷兰人却破天荒地让人有自主地、体面地选择寿终正寝方式的权利！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作为在巴黎华文报纸当记者的我，为什么不是坐早上头班飞机赶去荷兰首都海牙荷兰议会上院抢新闻？而是现在缓缓地坐火车前往阿姆斯特丹？

其实，去年的11月28日，那才是世界各主要媒体赶到荷兰海牙下院门前大抢新闻的日子。因为那天，荷兰议会下院以104票对40票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使得荷兰将肯定成为第一个合法安乐死的国家。不错，按照荷兰宪法，下院通过的法案还要经过上院通过才能生效，但是下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表达出了广泛支持的民意，再到上院去表决不过是走过场了。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顺利通过。今天上午的海牙，就没有出现像去年那样全球数十家大媒体记者在那里喧嚣、**、亢奋的场面。倒是出现了“上帝在说‘不’”的大场景：在议会上院外面，有10000多人反对安乐死法案的示威者，在那里不断地祷告、唱圣歌和读圣经。他们主要是宗教人士。荷兰全国的基督教学校，特意在4月10日（今天）放了假，让学生去参加示威。虽然示威者承认他们只是荷兰人中的少数，但毕竟说明了，即使在荷兰，已经在明里暗里折腾了20多年的安乐死试验，也还仍然有人激烈地反对。

何况全人类全世界？

这么说来，我此行正在抓住一个人类的还会争议很久的人的最后的人权——“死亡权问题”。

去年荷兰议会下院通过安乐死法案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拜托荷兰的一位画家老朋友尼古拉，请他从那时开始，务必帮忙寻找采访安乐死的对象，在未来荷兰议会上院通过并使安乐死法案生效之时，我能在法案生效的“第一时间”里赶到荷兰，采访到第一个，或者起码是属于第一批的合法安乐死的荷兰人。

我知道，这是给朋友出了个天大的难题。首先，即使是患上绝症的人的死期，也是难以精确确定的，何况荷兰上院讨论的时间并没有确定，这两个不确定，怎么可能预约好确定的采访对象？

还有，比这更难的是，谁在临终时愿意让人采访？哪个家庭会在巨大悲痛的时刻同意插进来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记者？

可是尼古拉居然办到了！

他在前天（4月8日）晚上来了个让我悲欣交集的电话：

“告诉你一个既好亦坏的消息，你托我的事儿办成了。我已经得知荷兰议会上院于后天表决安乐死法案。获得通过是不会有意外的。很巧，我的朋友打电话通知我，她的母亲决定在法案生效的当晚，即4月10日23点18分，在自己家里实行‘安乐死’，同意请你前来参加，条件是不要照相。”

“啊太好了！”我喊完了马上意识到用词非常不当：通知一个人的死讯怎么可以说“太好了”呢？我立即纠正：“不不，我是说尼古拉你真行，谢谢你！请转告你的朋友，我会遵守他们的规定，不照相。”

“我知道，这对你这位巴黎记者来说，能采访到法案生效后的同一天进行安乐死的荷兰人，无疑是个好消息。我不能断定你将采访的人是世界上第一位合法安乐死的人，但是可以肯定是全人类中‘头几位合法享受安乐死’的人之一。因为，我们荷兰人口很少，一天之内死不了几个人。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又是一个让你吃惊的坏消息：你将要来采访的安乐死者，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她是托莱尔的母亲丹尼！”

“什么？！是托莱尔的母亲丹尼？”

“是的，是托莱尔的母亲丹尼。后天23点18分，她决定让医生结束她人生最后的大悲剧。咳，用你告诉我的一句中国话说，人生无常啊，前年11月你来荷兰采访一个旅美中国画家的画展时，我们还一道去她们家，吃过丹尼特意为你做的荷兰生鲭鱼片和牛肉软卷饼呢……”

我们在电话里都说不下去了。

是的，一年以前我见丹尼还好好的呢。

前年11月，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画家，应邀到阿姆斯特丹的苏富比荷兰总部展览。这是画家打开国际绘画市场的重要展览。因为我在欧洲一家华文报纸当记者，并且开了艺术评论专栏，所以他特意给我发了邀请。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欧洲多如繁星似的画展中的一个平常画展，我对是否前往尚未做出决定。

就在这时，我又接到这位著名的旅美华人画家的电话，他告诉我发生了一个在西方国家十分罕见的展览事件。他说，他有一幅描绘“二战”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巨幅油画作品，本是这次商定好了的展览作品，可是在布置展厅的前一刻，苏富比展览部主任托莱尔女士通知他，《南京大屠杀》这幅作品不挂了！理由是他们有“不便告知的难处”。托莱尔还告诉画家，这幅画已经妥善保管起来了，展后奉还。画家不愿意和苏富比闹僵，没有以撤展抗议，而是在据理力争无效之后就默认了。但是，画家把这个事件广而告知了新闻界。我是被告知的在欧洲的中文媒体之一。我很惊讶而且好奇：怎么会在全球著名的艺术拍卖公司苏富比发生这等怪事？到底个中奥妙是什么？

我匆匆赶去了荷兰。

就在这次采访中，我和苏富比展览部主任托莱尔成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起初，托莱尔用“不便告知的难处”的外交辞令搪塞我。不管我怎么提问，她都机械地重复那句公司总部规定好了的“台词”回答。我耸耸肩，冷笑了一声，表示了我的不满。但我马上觉得过分，有失礼貌，马上向她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我解释说，因为我的父亲曾死在日本军指使的汉奸的枪口之下，所以我有些失控。她说“没关系，失陪了”，欲走却又站住了。她迟疑了几秒钟，压低声音，告诉了我“不便告知的”实情：原来是日本驻荷兰大使馆打电话给荷兰苏富比总部要求把“大屠杀”这幅画撤展的，因为苏富比有很多日本大收藏家客户，不便得罪日本，所以就……

托莱尔的“良知性泄密”，不仅成了我报的重要新闻，也成了荷兰的新闻热点。我对托莱尔说：“以后你可能在苏富比的日子不好过了。”她却一笑说“不在乎”。

生活里总会来点偶然性让人惊异一下，很巧，原来她和我的荷兰画家朋友尼古拉也是朋友。根据“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的普适定理，当然我和她就升格为朋友了。

托莱尔邀请我和尼古拉到她家做客。她家住在一条运河边上的公寓里。尼古拉告诉我，看上去约30左右的窈窕的托莱尔，却是个“单身贵族”，有男朋友，但是他们时兴的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与西蒙·波伏娃那种最自由而最浓烈的“分居式的同居”。因此托莱尔和母亲住在一起。

那天我初识托莱尔的母亲丹尼。她看上去约60岁左右，北欧人的高个头，有些瘦弱，彬彬有礼，蓝眼睛里充满着对女儿邀请来的客人的热情和善意。在宽大敞亮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打开琴盖的三角钢琴，正在进行着由电脑程序控制着的无人演奏——琴键幽灵般地弹跳着、演奏着。钢琴上摆着一尊柴可夫斯基的小雕像。丹尼自我介绍说是中学的音乐教师，最爱听柴可夫斯基。钢琴正在自动演奏的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著名钢琴曲《四季》。丹尼说，她非常喜欢这个钢琴套曲。柴可夫斯基应约以12个月为题写了13首乐曲，每首都引用俄罗斯诗人的一首诗，拿来作为题诗，音乐和诗融成了大自然每月的风景画。丹尼说，现在是11月，因此她让电脑来演奏第11首——《11月，雪橇》。丹尼轻轻地用英语朗诵了柴可夫斯基引用的尼克拉索夫的诗句：

别再忧愁地眺望大道，也别匆忙地追赶雪橇，快些把郁悒的记忆，从你心中打消。

我听了心中一阵涌动，我想，托莱尔一定把我父亲遭日军杀害的往事告诉丹尼了，她在安慰我。我说了声“谢谢”。我深深地记住了那一刻，记住了在柴可夫斯基钢琴曲中丹尼朗诵的神情和语调。

“可是丹尼怎么这么快就……”我想。

在接到尼古拉的电话之后，最伤脑筋的是，我该带什么样的最后的礼物去见安乐死的朋友丹尼呢？这是绝对没有任何资讯可查、没有任何人可参谋、没有任何先例可援的。

我在家附近的树林中来回踱步苦思冥想着，看到一株曾被大风吹歪的栎树，突然联想到前年圣诞节前巴黎的一场飓风。那场百年不遇的狂风，把凡尔赛花园中的10000多棵树刮倒了，其中有路易十四国王和拿破仑皇帝亲手栽的极珍贵的“文物树”。凡尔赛宫管理处提出了一个“全球认养10000棵树”的非常富有人文意义的计划书。计划书称，全球任何人只要出资1000法郎就可认养凡尔赛花园中的一棵待栽的树，这棵树就以认养者指定的名字命名，并将写好名字的纸用特制的玻璃瓶子装好埋在树根下。凡尔赛管理处还将发给“认养证书”，根据证书的号码可以在凡尔赛的网站上查到所认养的树在花园中的位置。计划书发表之后，特别是美国的老人，非常踊跃地为孙子辈认养树，以孙子或孙女的名字命名，待他们长大到凡尔赛旅游时去寻找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树。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要以丹尼的名字认养一棵凡尔赛花园中的树，让丹尼的生命在凡尔赛花园延续！昨天，我去了凡尔赛管理处办理认养手续，运气不错，还有不多的名额。我拿到了以丹尼命名的认养证书，并画出了“丹尼之树”在花园中的位置图。

我从行李箱里拿出镶在镜框中的“认养证书”，看着丹尼的名字，心中默念着：“今晚我要将这证书将这图亲手送给丹尼，告诉丹尼她将在凡尔赛花园中转世了，我今后会常去看望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