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的学生，历任《时务》《知新》《清议》三报主笔的欧榘甲[4]远赴美国任《文兴报》记者。这位“文学优长，议论豪放”，在国内“极受时人所称赏”的记者到美国后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反思国内种种现象，自然感慨良多。使他惊讶的一件事是：在旧金山华人圈子里看广东戏，发现身处美国、理应接受西方文明的华人迷恋的戏剧依然是中国传统的“前朝遗曲”。其形式是“旧曲旧调、旧弦索、旧鼓锣”，其内容是“红粉佳人，风流才子，伤风之事，亡国之音”，简直使人“不忍卒观”。于是，他以“无涯生”为笔名，撰写《观戏记》一文，发表在1903年旧金山《文兴报》上，鼓吹中国戏曲“不可不大加改革”。文章首先介绍法国和日本戏剧，说明反映现实悲惨事件的戏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巨大的社会作用，并以此为例证强调中国戏曲改革的必要性。他回顾说，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时，“其哀惨艰难之状，不下于我国今时”，但是，当时举国上下“欲举新政”，乃于巴黎建造剧场，搬演普法战争失败的惨剧，以激励民心、鼓舞斗志。他描写观众在观剧时的表现说：

凡观斯剧者，无不忽而放声大哭，忽而怒发冲冠，忽而顿足捶胸，忽而摩拳擦掌，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莫不磨牙切齿，怒目裂眦，誓雪国耻，誓报公仇，饮食梦寐，无不愤恨在心。

又称赞惨剧发挥的社会作用说：

故改行新政，众志成城，易如反掌，捷于流水，不三年而国基立焉，故今仍为欧洲一大强国。演戏之为功大矣哉！

接着，他又叙述他在日本观看描写明治维新初年艰难状况的戏剧所见到的情景：

日本人且看且泪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额，且大声疾呼，且私相耳语，莫不曰我辈得有今日，皆先辈烈士为国牺牲之赐，不可不使日本为世界之日本以报之。

他的感想则是：

记者旁坐默然而心语曰：为此戏者，其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胜于千万演说多矣！胜于报章多矣！

由此，他将外国戏剧改革成功的例子与他在旧金山看到的广东戏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戏曲相比照，在分析了后者的源流、演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凡“陈腐之曲本、诲**诲盗之毒风”，只可能“伤风败类”，而只有仿效外国戏剧的“贤人君”之作，才能“为移风移俗之助”。

他发现，当时中国戏曲改革也已露出了一线曙光，汪笑侬[5]撰写的影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戏曲《党人碑》就是戏曲改革的先声：

近年有汪笑侬者，撮《党人碑》，以暗射近年党祸，为当今剧班革命一大巨子。

他为这个令人惊喜的事实欢呼道：

意者其法国日本维新之悲剧，将见于亚洲大陆欤？

文章最后，则用更为铿锵有力、语重心长的语言号召改革戏剧以改造和振兴中国：

蒋心余[6]之言曰：天下之治乱，国之兴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妇之心，莫不成于其耳目之所感触。感之善则善，感之恶则恶，感之正则正，感之邪则邪。感之既久，则风俗成而国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国之兴衰之根源也。记者曰：蒋君其知本哉？虽然，其特此哉？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直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者哉？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

在这里，他已十分明显地将戏曲与人心、风俗、国政联系在一起，认为戏曲所表现的内容与精神有左右人心之高卑、风俗之邪正、国政之兴衰的作用。而戏曲的改革，也必将为中国培植新人心、新风俗、新国政。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我国20世纪乃至千古以来第一篇在与外国戏剧比较的情况下写出的涉及“悲剧”的文章。尽管欧榘甲既将以失败为结局的惨事称为悲剧，又将以成功为结局的艰苦历程称为悲剧，对“悲剧”的理解还较混乱，但他用栩栩如生的描绘、慷慨激昂的言辞拉开了中西戏剧比较的大幕，并敏锐地注意到了：第一，西方人乃至于明治维新之后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日本人都不惮于将国家失败的惨史、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搬上舞台以激发民志、改造人心，而中国传统戏曲长久以来却安于搬演“红粉佳人、风流才子”的风流韵事，只图以醉生梦死式的自戕来粉饰太平，不敢以直面社会人生负面的精神来提高和改造世道人心。第二，这不仅仅是一个戏剧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素质的问题，它与一个民族是否敢于破旧立新，除暮气立雄心，去亡国之象而鼓振兴之气密切相关。当他指出中国人即使身处海外，沐浴着欧风美雨，心灵深处依然依恋着故国古都、老大帝国的“前朝遗曲”时，人们就更不能忘记：这种恋旧厌新，不思改进的文化精神习俗是何等根深蒂固！要改造它，真是谈何容易！也许正由于此，探讨“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等问题，对中华民族大多数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