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在他所描写的苏格拉底与格老康的对话中，曾经这样描述当时人们对美德、正义这些字眼所感到的困惑：

这里好像是没有路，走不通吧！

的确是一片黑暗的森林，不容易打开一条道路哩！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向前走啊！

好的，向前走。

嘿，格老康，我想我找到了它的踪迹了，我相信它是逃不掉了。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

真的，我们的确太愚蠢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您想想，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老在我们的眼前晃，但是我们却总是看不见它。我们就像一个人要去搜索始终在他手上的东西一样可笑。我们不看眼前的这个东西，反而要去追求远处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找不到它的缘故。[979]

美学司芬克斯给人们带来的迷惘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人类感受得最直接、最深切、最强烈的东西，往往也是人类最迷惑不解的东西。直到今天，那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时产生的美学之谜才开始一点一点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是，只要人们的眼光还不具备认识自己的能力，即使将谜底摆在他的眼前，他也不会理解，就像面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陌生的文字符号一样。这种在柏拉图看来是可笑的事情，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却只会使人感到可悲。

真、善、美都是人类主体性自由的对象化形式，它们都只有通过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把握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如果说，“真”首先是通过对自然的把握（自然科学）而进入自己的发展，“善”首先是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把握（道德规范）而开始自己的行程，那么“美”则只有首先通过对主体和个体自身的意识、感受才发扬光大起来。因此，美学比科学和伦理学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人学”。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走出美学的迷惘的光明大道。的确，社会实践和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出一个日益“人化”、日益“美化”的世界，每一个有限的个体，不论他活在这世上是多么短暂，也不论他在有生之年是否已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只要他是自觉地投身于这一全人类的美的创造或自我创造（这是一回事）活动，那么，他在面对死神的时候，都可以像浮士德那样向自己的一生发出这样的呼唤：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这就是我们撰写本书时所怀抱的一个真诚的信念。

[1]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7页。

[2]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页。

[3]埃及的阿蒙神是人身羊首，中国的女娲氏、伏羲氏、黄帝皆蛇身人首。

[4]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99—400页。

[5]罗斑认为：“科学史可以满足博学者的好奇心，但不像哲学史可以满足思想的最普通、最深切的需要。”（《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3页。）这已经有些过时了。现代波普尔、库思等人正是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引出了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观点。

[6]《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7]《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第24页，并参看第61—6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10]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9页。

[11]《国语·楚语上》。

[12]《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4]《论艺术里的精神》，四川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5]见《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刘夫德的文章。

[16]《淮南子·天文训》。

[17]据袁珂考证，“女娲补天，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治水”，见《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

[18]《山海经·海内经》。又，袁珂认为，说禹后来改变方法，不用“堙”而用“疏”，才治理好了洪水，这只是到战国时代才附会上去的说法。实际上远古神话中的禹也还是用“息壤”去“堙”洪水而达到目的的。见《神话论文集》第87页。

[19]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20]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3页。

[21]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续）》，载《世界艺术与美学》第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22]《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9页。

[23]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9页。

[2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14页。

[25]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第81页。

[26]温克尔曼：《论希腊人的艺术（续）》，载《世界艺术与美学》第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27]《论语·阳货》。

[28]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第80页。

[29]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第86页。

[30]康定斯基：《论艺术里的精神》，第80页。

[31]这是30年前的古人类学家的猜测，今天已经大为改观了。——第四版作者按。

[32]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秦安县大地湾又发现一个堪与西安半坡相媲美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多年，早于仰韶文化。随后，又在辽西山区发掘出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有人认为，它们属于与中原古文化不同的“北方古文化系”。见《新华文摘》1986年第1期、第10期有关文章。

[33]夏渌：《释甲骨文春夏秋冬》，载《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34]《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2页。

[35]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1页。

[36]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390页。

[40]《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50]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143页。

[51]《尚书大传·大战篇》：“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亲。”

[52]《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贡，贡赋。助，徭役。周初井田制实即以役代贡，隶农始转化为农奴。

[53]《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2页。

[54]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

[55]直到南北朝时期，北朝异族政权的建立仍采取这种方式。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亦可看作这一原则在现代的变体。

[56]《论语·泰伯》。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58]《商书·伊训》：“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59]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以后。

[60]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

[62]《尔雅·释名·释言语》。

[63]许慎：《说文解字》。

[64]《商书·盘庚上》。

[65]《商书·成有一德》。

[66]《商书·盘庚》。

[67]《周书·君奭》。

[68]《周书·召诰》。

[69]《左传·隐公十一年》。

[70]《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71]近年有人从我国法制建设遇到的阻力而推论中国历来讲“人治”不讲“法治”，这是很表面的。其实中国传统的政权统治既不是纯粹的法治，也不是纯粹的人治，而是德治和礼治。

[72]《论语·颜渊》。

[73]《论语·学而》。

[74]《论语·雍也》。

[75]《孟子·梁惠王上》。

[76]《论语·颜渊》。

[77]《左传·襄公十一年》。

[78]《论语·宪问》。

[79]《商书·太甲下》。

[80]《论语·颜渊》。

[81]《论语·述而》。

[82]《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83]《礼记·大传》。

[84]《尚书·周书·无逸》。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3页。

[87]金观涛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见《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以后），似不确。毋宁说，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和中世纪相比更具“软”性。

[88]《诗经·大雅·大明》。

[89]《论语·颜渊》。

[90]《论语·子路》。

[91]《乐记·乐本篇》。

[92]《乐记·乐本篇》。

[93]《论语·述而》。

[94]《论语·公冶长》。

[9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97]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希腊英雄们都出现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代，或则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创造者，所以正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作为和他们分不开的个人工作而完成的。”这可以作为普罗塔哥拉的个体性原则的注脚。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7页。

[98]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7页。

[9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5页。

[100]参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1986年1月6日《光明日报》。

[101]参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

[102]《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6—237页。

[103]可见，笼统地说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说法多么含混。

[104]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与异教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基督教的神就是个体的人（基督）。异教徒不仅跟自然相联系地看人，还“跟别人相联系地、跟团体相结合地来看人，来看个体、个人”，使个体从属于“类”，“基督教却仅仅在与类直接的、无区别的统一里面来设想和理解个体”（《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6页）。“上帝乃是被当作个体的类之概念”（同上书，第188页），“基督徒使理智个体化，异教徒则使理智成为普遍的本质”（同上书，第189页）。

[105]孔子生平“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还对古代神话作了合乎常识的解释（如“夔一足”“黄帝四面”）。

[106]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8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