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孤独的鲁迅》，原载《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邓晓芒：《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郭齐勇：《评所谓“新批判主义”》，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邓晓芒：《再谈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误区——与郭齐勇先生商榷》，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邓晓芒：《投入·比较·超越——谈谈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原载《社会科学动态》1989年第5期。
邓晓芒：《当代人文精神的现状及其出路》，原载《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邓晓芒：《对新权威主义的文化反思》，本文是1988年于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
邓晓芒：《五四精神的失落——评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本文发表于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月号。
邓晓芒：《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原载《东方艺术》1997年第1期。
邓晓芒：《新保守主义的理论与情感——评胡国亨先生〈独共南山守中国〉》，原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石砩：《为“大孔子学说”的情感一辩——与邓晓芒先生对话》，原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邓晓芒：《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原载《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1期。
石砩：《关于第三种道路及其他——再与邓晓芒先生对话》，原载《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4期。
邓晓芒：《第三条道路和新批判主义——再答石砩先生》，原载《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第3期。
邓晓芒：《何谓“霸权主义”？》，原载《书屋》2007年第6期。
邓晓芒：《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原载《开放时代》2000年3月号。
邓晓芒：《康德宗教哲学与中西人格结构》，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邓晓芒：《自由：人的使命——读弗罗姆〈逃避自由〉》，原载《书刊导报》1988年10月13日、12月1日。
邓晓芒：《何谓真正的信仰？》，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6月22日。
邓晓芒：《如何做一个现代人》，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年11月18日。
邓晓芒：《后现代状态与后现代主义》，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
邓晓芒：《做人的秘密》，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年9月25日。
邓晓芒：《“古国沙文主义”的一面镜子》，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年11月13日。
邓晓芒：《揭开史前艺术的奥秘——读〈艺术人类学〉》，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
邓晓芒：《迎着遥远的目光》，原载《文景》2007年第3期。
邓晓芒：《野草与乔木》，原载《南方日报》1998年1月5日。
邓晓芒：《一个老诗人的迷惘》，此文写于1986年，在一次诗歌座谈会上得到曾卓本人的首肯，未公开发表。
邓晓芒：《残雪与卡夫卡》，1997年10月31日于珞珈山，此文为残雪的卡夫卡评论集《灵魂的城堡》的跋。
邓晓芒：《〈伤逝〉中的文化冲突试析》，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邓晓芒：《童话里的思想》，原载《湖南日报》1994年9月17日。
邓晓芒：《〈月亮和六便士〉的宗教意义》，写于1990年，原载《基督教文化评论》1998年第8辑。
邓晓芒：《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双重自我》，原载《文论报》1995年第2期。
邓晓芒：《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如焉〉的讨论谈起》，原载《书屋》2006年第11期。
邓晓芒：《论21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景》，原载《大家》2000年第3期。
邓晓芒：《哲学与生命》，原载《1999独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邓晓芒：《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本文是邓晓芒教授2006年在武汉大学等高校以“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为题的讲座录音修改稿。
邓晓芒：《什么是自由？》，原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邓晓芒：《论历史的本质》，载《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并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5期。
鹿丽萍：《文化批判与哲学建构——访邓晓芒教授》，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9期。
邓晓芒：《我怎么学起哲学来》，原载《我们一起走过》，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卷四）。
[2]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3]后世的保守主义把胡适的“整理国故”误当作脱离现实去钻故纸堆的号召，这是大悖于胡适的初衷的。参看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4]《写在〈坟〉后面》。
[5]《墓碣文》。
[6]《狂人日记》。
[7]其实，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并不是他首次发明的，陈独秀在1914年就主张中国像朝鲜那样“自并于日本”，说“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自觉心与爱国心》，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还在鼓吹“请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说“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虚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每周评论》第20号）。只要能达到救亡的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暂时当一段亡国奴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
[8]即使是鲁迅，尽管坚持启蒙理想最坚决，但从早年以“我以我血荐轩辕”明志，到后来相信“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绝不能支持世界”（《写在〈坟〉后面》）和在《一件小事》中面对民众的道德自卑、自惭形秽，可以看出一条隐约的灰线。
[9]《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0]张灏先生在《重读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但对形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则似未见及，他只提到了这种分裂的“危险性”，并采取了一种折中、平衡的态度。
[11]“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页。
[12]甚至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自由和公义“这两个价值是冲突的”（见杜维明、袁伟时：《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载《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显然他所理解的“自由”即任意。
[13]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14]《写在〈坟〉后面》。
[15]《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乐黛云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16]参看《鲁迅全集》第11卷，第79—80页。
[17]《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
[18]《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
[19]同上书，第312页。
[20]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21]《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22]例如，可参看《新启蒙》第1辑王元化的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3]《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
[24]同上书，第35页。
[2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26]同上书，第13页。
[27][日]吉田茂：《激**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28]见《新启蒙》第1辑，第19页。
[29]《呐喊·自序》。
[30]这是胡适本人的表述，它与一般人理解的“全盘西化”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林先生却不顾胡适本人的修正，硬要用“全盘西化”称呼他的思想（见第168页注①），其用心实在不算是很正派。
[31]参看方平：《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载《读书》1982年第11期。
[32]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Ⅺ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33]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1页。
[34]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以下简称“邓文”。
[35]见邓晓芒：《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载《钟山》1996年第6期。
[36]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37]见胡国亨：《炼石补天维：“大孔子学说”的战略意义》，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38]见胡国亨：《炼石补天维：“大孔子学说”的战略意义》，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39]Thomas A.Metzger，Hong Kong'Osuald Spengler：H. K. H. Woo and Chinese Resist-ance to Convergence with the Wes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4，N0 . 1, 1997, P . 39.
[40]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以下简称“石文”。
[41]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42]载《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1期。
[43]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44]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45]参看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戳破西方文化优越的神话》，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46]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47]参看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戳破西方文化优越的神话》，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48]《经济改革岂能脱离国情》，载《参考消息》1998年7月12日。
[49]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0页。
[50]关少棠：《对自由主义的反思》，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4期。
[51]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52]同上书，第133页。
[53]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54]胡国亨：《为认识论的普遍性辩护——多元论述与单一“理性”》，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4期。
[5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1—82页。
[56]邓晓芒：《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57]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0页。
[58]《21世纪中国的路向》，载台北《当代》第119期，1997年7月。
[59]《关于文化讨论的基点问题》，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4期。
[60]载《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1期。
[61]载《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4期。
[62]胡国亨：《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63]同上书，第133页。
[64]参看《辞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霸”字条。
[65]同上书，参看“霸道”条。
[66]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
[67]《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7页。
[68]同上书，第162页。
[69]同上书，第152页。
[70]《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3页。
[71]《论语·颜渊》。
[72]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但其他的解释并不影响这里的结论。
[73]“我欲仁斯仁至矣”不是讨论我怎么会“欲仁”，或是否应该“欲仁”，而是讲我一旦欲仁了就会怎么样。
[74]《论语·颜渊》。
[75]《论语·卫灵公》。
[76]1 《论语·颜渊》。
[77]《论语·里仁》。
[78]《论语·雍也》。
[79]《论语·阳货》。
[80]《论语·子路》。
[81]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6—257页。张先生说：“以此为界说，以观《论语》言仁各条，则无有不通，且各显深义。”
[82]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83]《论语·子路》。
[84]《论语·述而》。
[85]《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45—146页。
[86]《论语·学而》。
[87]《论语·为政》。
[88]《论语·为政》。
[89]《论语·泰伯》。
[90]《论语·子罕》。
[91]《论语·子路》。
[92]《论语·述而》，注引杨伯峻《论语译注》。
[93]《论语·里仁》。
[94]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95]《论语·为政》。
[96]《论语·里仁》。
[97]《论语·里仁》。
[98]《论语·为政》。
[99]《论语·述而》。
[100]《论语·为政》。
[101]参见李秋零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102]中译本见李秋零译、邓晓芒校，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
[103]在西文中，nature兼有“自然”和“本质”双重含义。
[104]《新约·约翰一书》，第8—9章。
[105]Gewissen，德文有“确定的”之意。
[106]《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下引只在文内注页码。
[107]《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0页，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108]《含着微笑的悲歌——〈西西弗斯神话〉中译本后记》。
[109]美国人罗纳德·阿隆森著、章乐天译的《加缪和萨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初步浏览之下，发现几乎处处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
[110]见拙文：《哲学与生命》，初次发表于萌萌主编：《1999独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收入我的文集《新批判主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11]参看拙著：《思辨的张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112]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1页。
[113]同上书，第122页。
[11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121页。
[115]详细分析请参看拙文：《从西方生存论看中国古代辩证法》，载《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1—212页。
[116]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载《哲学动态》1995年4期），设想了从道家哲学的基点上重新出发的可能性，即把“自然无为”改造成“自然有为”，以适应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这种设想似乎展示了与方迪的“微精神分析”的某种不谋而合之处，但至今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117]小真的这些话本来是用来描述列维-斯特劳斯的有关文学、绘画和音乐的论述的，但也可以用在他的理论著作和实证研究上，如《野性的思维》，特别是《忧郁的热带》。
[11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19]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
[120]《外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精选》北欧部分，湖南少儿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21]英国小说家毛姆（W. S.Maugham，1874—1965）的名著《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nies），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为原型，描写一位画家只身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共同过远离文明社会的原始生活，创作了不少名画。
[122]见《月亮和六便士》，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引此书只在文内注页码。
[123]见《忏悔录》卷12，第21节以下，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4]见《忏悔录》卷12，第28节以下，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5]见《忏悔录》卷13，第8节，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26]《路加福音》第12章。
[127]思特里克兰德的情妇，后因遭遗弃而自杀。
[128]普罗提诺（Plotinos，公元前204—前270）：古罗马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又译“柏罗丁”。
[129]《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序篇》，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130]见巴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131]例如，我们只要看看史铁生《务虚笔记》中对“梦想”和“梦境”的区分，对O与政治家WR及画家Z、对医生F和女导演N、诗人L和他的恋人、对残疾人C和X之间的爱情的不同境界的描写，就可以见出理性的分析对一个作家是多么的重要。古典作品如《红楼梦》中对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袭人等各个不同个性的“女儿”之间的恋情的层次不同的刻画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曹雪芹把这些人物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每个人物的性格及其不同爱情的格调才清晰而栩栩如生地凸显出来。当然，这种理性区分所依据的还是细致的情感体验。
[132]参看本人与易中天合著：《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章。
[133]《如焉》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就有这种情况，胡发云的本意并不是要靠打什么“擦边球”来引起读者的关注，尽管这种关注给杂志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他深知这只是暂时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触及的中国人性的深层问题，例如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建构问题，我在讨论会的发言中对此作了重点强调。
[134]正如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见萨特：《为什么写作 》，载《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135]这就是一般人在读卡夫卡或残雪的作品时所直接感到的。其原因当然除了精神上、思想上的准备不足之外，传统文艺理论教条的束缚也使他们在阅读时带上一种先入之见，使他们误入歧途。所以倒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文艺理论教育的年轻人比较容易进入这类作品的氛围，其中有的甚至是理工科出身的大学生，只要他们真正具有文学气质或“敏感性精神”。
[136]包括：《灵魂的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地狱的独行者》（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复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永生的操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
[137]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6月22日。
[138]对此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此处暂不论。
[139]黑格尔将实用宗教称之为“合目的性或知性的宗教”，包括“崇高的宗教”和“美的宗教”，都是出于寓教于乐的政治实用目的。参看黑格尔：《宗教哲学》，魏庆征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以下。
[140]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320页。
[14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4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43]参看拙文：《伯林自由观批判》，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
[144]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145]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页。
[146]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页。
[14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148]参看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6—38页，第49页。
[149]同上书，第96页。
[150]就此而言，罗素把马克思的学说与基督教的末世论相提并论倒的确有几分道理。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参看第447—448页。
[151]卢梭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页）休谟说：“实验哲学之应用于精神题材较之应用于自然题材迟了一世纪以上”“关于人的科学虽然发展得较迟，没有自然哲学那样的早，可是……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并且必须要经过这样一番的改革。”（《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152]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1页。
[153]休谟：《人性论》，第8—9页。
[154] 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4- ）于20世纪末提出“历史终结论”，这种与未来的关联更是彻底被中止了，资本主义社会被看作人类最终已经达到的历史终点。
[155]参看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56]参看《哲学的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 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hrsg.von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Band. 5: LMn, Schwabe & Co Ag·verlag· Basel/Stuttgart, 1980, S. 1138.
[157]恩格斯也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1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1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1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马克思还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同上）这里的“感性”可以视为与“历史的”含义相等的词。
[1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162]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63]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见“译序一”，第1页。
[164] 沃尔什所达到的最高历史观念体现在以下说法中：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自身而去发现有关过去的真实性，“而是代之以我们必须强调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我们要论证说，历史学是一种实践活动更有甚于是一门科学”。但他把这一论断建立于“心理学的观察之上”：“在文明状态中，人类为了他们自身目的活动的缘故，感到需要形成某种对过去的图像；他们对过去感到惊奇并想要重建它，因为他们希望找到在那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他们自己的热望和兴趣。……但是我们所必须得出的结论则是：历史学并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世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历史哲学导论》，第113页）这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唯心主义”命题如出一辙。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历史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并不只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而同时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而且这种客观事实并不只是“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同上书，第117页）的客观性，而是一切客观性的源头，是本来意义上的客观性，即在主客观统一中的客观性。
[165]“在有些方面，历史学应该被看作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科学。”（同上书，第118页）
[16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72页。
[167]同上书，第279页。
[168]参看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II，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22页。
[169]通常所谓的“历史主义”（英语historicism，德语有两个同义词Historismus和Historizismus）有双重歧义，一方面意味着历史相对主义（如兰克L. Ranke、特勒尔奇E. Troeltsch等人），另方面意味着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绝对主义，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这两方面恰好是相反的意思，但很多人都未注意到这一歧义。
[170]据说刘少奇当年就曾说过，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是要“上书”的。
[171]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钱穆注“史”字为“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5页）；杨伯峻则训为“虚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1页）；程石泉《论语读训》更直接读作：“若文而无情实，是为伪，是为粉饰，名之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孔子作《春秋》，当然自认为是“文质彬彬”的了；但他到处采用曲笔（“春秋笔法”）进行褒讳贬损，而不直接说出来，“史”得可以。
[172]鲁迅：《狂人日记》，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25页。
[17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8页。
[174]邓晓芒、易中天：《走出美学的迷惘》，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408页。
[175]“什么是自由？”的讲座首次于2011年1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西五报告厅举办，后来还在几所高校讲过。
[176]它们的关系类似于历史过程（Geschichte）和历史学（Historie）之间的关系。
[177]康德已经展示了自由的矛盾，即它既是自发性和不受任何因果律的束缚（任意性，Willkür），但同时又是自律，即自己受自己立法的束缚（意志，Wille）。
[17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参看第279页以下。
[179]同上书，第281页。
[18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2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182] 因此，当恩格斯说动物的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时，他并不是说是人替它们“捏造”的，相反，正是由于人的创造，动物才显示出它们实际上就是人的前身，是人从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早期阶段。
[1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184]参看拙文：《补上“实践唯物论”的缺环》，收入拙著：《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18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译文有改动。
[186]同上书，第73页。
[187]近年来国内盛行的所谓“国学热”，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思潮，因为它的立足根基不仅是自然的原则，而且是以自然原则来吞并和取消人的原则，不是“自然向人生成”，而是人向自然倒退。儒家血亲伦理在“做人”方面建构了庞大的体系，但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叫人自觉地回归自然的亲缘关系，用它来比附和衡量一切人际关系；至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更是直接鼓吹放弃人的社会性本质而返璞归真到非人或未成年状态（婴儿）。是到该认真清理一番这些糊涂思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