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说，最强大的人是那孤独的人。的确，要在孤独中承受住群体意识的外来的和内心的巨大压力，需要有极其强有力的人格和丰富到可以包摄整个世界的心灵。

诗人曾卓是当今我国诗坛上少有的几个保持着创作青春的老诗人之一。曾老的诗为什么至今还有如此迷人的魅力？为什么直到最近，他写出的诗还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对诗人所表达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以分析。

的确，曾老的诗在老一辈诗人中是特别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的。个人感情和感受的直接抒发，虽然偶尔也不免使人感到有些直露，但总是那么亲切、深沉，富有个性。读他的诗，就是读他的人，诗对于他就像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样敏感，如同受难的灵魂一般虔诚。不论是谈革命、谈青春、谈友谊，还是谈生活和爱情，也不论是瞬间的感受还是历史的沉思，一切动**、汹涌、庄严和辽阔，无不融入诗人那博大的心胸，成为他个人内心独有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曾老诗中的自我意识倾向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才日益增强的。在抗战时期的一批作品中，诗人更多关注的不是他的自我，而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而这是与那个时代合拍的。“愿不幸者不是永远流着不幸的泪”（《除夕》），“我们常常流泪，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一样贫困无助的我们自己”（《生活》），其中震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理想的回音。诗人的自我还潜伏在群体意识的普遍性中，一种巨大的群体责任感和自豪感，以及对集体主义理想的坚贞的信念（“我的沙漠上将有绿色的大森林，像海”，《沙漠和海》）在与严酷现实的冲突中构成了诗人早期诗作的**。这种潜藏着的自我还没有发展出自身内在的矛盾，甚至还没有被意识到、注意到，它只是一条单纯的原则：为“受难的国度和受难的人民”去争取“他们自己的狂欢夜”（《除夕》）。这是一个与群体完全融合无间的个体，一切诗意都是由这一个单纯的原则向各个方面（事业、爱情、人生等）生发开来的结果。冲突只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而不存在于理想本身之中。在血与火、爱与死、泪与仇的激**底下，在一个不为人知、甚至不为诗人自己所发现的平静的深处，沉睡着一个没有**、没有欲望、没有疑惑的自在的世界。因此，不论在多么严峻的条件下，在狱中，在阴云压顶的日子里，诗人的歌声始终是自信的、向上的、乐观的，尽管他描写的大多是痛苦——群体的痛苦。

随着那样一个时代的结束，诗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于巨大的欢乐之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下子消失了，理想本身的冲突又还没有发展出来，因此——看起来很奇怪——诗人那有力的歌声反而失去了往日的支撑点，变得空洞起来。“愤怒出诗人”，在幸福的光照下，真正深刻的诗性往往会沉睡，正如在但丁的《神曲》中，诗人维吉尔是地狱的导游者，却不能充当天堂的引路人一样。诗情只有在矛盾冲突中才能获得力量。

这样一种矛盾冲突很快就到来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灿烂的天空中飘浮着越来越浓重的乌云，诗人的政治遭遇促使他日益转向内心，陷入一种人格分裂的痛苦——个体的痛苦。诗人从前是向黑暗的社会进行抗争，现在则是要“像对敌人那样”来“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我期待，我要求》）；以前是“在风雪的鞭打中”呼唤着“快点来啊／绿叶的季节”（《生活》），现在是“我的身外是永远的春天”“而我的心有时干涸得像沙漠”（《我期待，我寻求》）；从前是救苦救难的基督，现在是被抛弃的人子（“不要遗弃我呵／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同上），甚至是炼狱中煎熬着的罪人（“然而，看啦，这人／虚浮而又骄妄／对人民只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背影／对理想还缺乏坚贞的爱情”，《凝望》）。但同时，诗人又总还是怀着无限的眷恋回想起“唱歌，演戏，打球，写诗”的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和在“流浪、爱情和斗争中”度过的青春（《凝望》），为自己曾“站在光辉的旗帜下”“在人民大合唱中，我奉献过微弱的声音”（同上）而自豪，渴望着有一天能重新飞上蓝天，“俯望着闪光的彩色的大地”（《呵，有一只鹰……》）。一方面，诗人在用自己“雷驰电闪的思想”狂风暴雨般地拷问着自己的一生（《醒来》），另一方面，“在我的内心／青春的歌声仍像当年一样轰鸣／她烧灼着我的胸口，**地呼唤我：／勇敢，奋斗，再前进！”（《凝望》）这种一会儿低沉、一会儿昂扬，时而自卑、时而自傲，既感到孤独的恐惧，又甘受寂寞的惩罚的矛盾心理，正是当年遭受批判和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是同一个群体意识在遭到群体遗弃时辗转反侧不能归位的苦难的历程。它掺和着古代士大夫被君王贬斥之后的《离骚》精神、孔孟之道的“慎独”规范和基督教式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原罪感。不同的是，这一切都被认为是达到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而必然要经历的磨难：“我有着真实的追求，真实的渴望／我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我张开双臂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醒来》）。如果说，古代的屈原被楚怀王放逐时虽在《离骚》中表达了对楚王的忠贞不贰，但毕竟也发出了“反信谗而齑怒”“后悔遁而有他”的抱怨，那么在现代，当一切苦难都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党”的名义加在人的身上时，他就只有从自己灵魂深处（“私”字）去找原因了。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的。中国人传统的忍耐力以及在受到人格侮辱时仍能自得其乐的阿Q精神为这种心理状态提供了土壤，但只有当外来的高压不是以某个人、而是以整个群体的形式对个体人格加以压榨时，人内心的群体意识才会与个体意识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才不会像屈原那样自命为群体意识的全权代表，而是立足于群体意识向自身的个体意识开战了。只不过，这场斗争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因为胜负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要用群体战胜个体。这是一场“存天理、灭人欲”的斗争，是一场消灭个体意识的内心“镇反”。个体意识是魔鬼，是肉欲，只有群体意识才是基督，是“圣灵”。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苦海。

但毕竟，个体在孤独中被意识到了，这首先是个人的感激和爱：“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是谁呢？”（《是谁呢？》）“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你含泪微笑着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有赠》），“即使在炼狱的烈火中，我也绝不呻吟／因为耳边响着你的一句话：我愿随你永不超生”（《感激》）。在这里，诗人的歌不是为了某种空洞的目标，而是“为你，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能给你的》）。只有在这种孤独中，被爱者才会感到这爱是对自己个体人格的爱，才会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也有值得爱的价值，也才作为一个个人去报答和感激这爱的赠予。孤独使一个人得到新生，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孤独使人对人有了新的体验，这是消融于群体中，仅仅作为群体的一个细胞、一个零件才有价值的人所体验不到的。孤独使人懂得了“人”的可贵。

从害怕孤独到安于孤独，最后到坚持自己的孤独（孤傲），是诗人性格上的一个大转变。在最黑暗的年代里，这一转变推动着诗人走向了自己诗的生涯的最高峰：“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在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崖边的树》）在这里，群体意识化为了一片遥远而模糊的外部世界的喧哗，而内心则有一道强烈的光明开始升起：“我不是拿破仑／却也有我的厄尔巴——／一座小小的板壁房就是我的孤岛／外面：人的喧嚷，海的波涛／我渴望冲破黑暗／在浓雾中扬帆远去／去将我的“百日”寻找／我倒下了，但动摇了一个封建王朝”（《无题》）。易卜生说，最强大的人是那孤独的人。的确，要在孤独中承受住群体意识的外来的和内心的巨大压力，需要有极其强有力的人格和丰富到可以包摄整个世界的心灵。当诗人被当众宣布已“走到了悬崖边上”、再跨一步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他却恰好感到了展翅飞翔的自由，他“寂寞而又倔强”地站在悬崖边上，带着“风的形状”傲然挺立。他无视这种宣判，因为这不再是他自己的宣判，他蔑视人声和大海的隔绝，在孤岛中期待着自己卷土重来的“百日”。他自信：“我的口中有时停止歌唱／我心中的歌声永远嘹亮……”（《我有两支歌》）。

然而，诗人并没有从这个起点上继续深入下去。对他来说，过去年代的斗争和希望、群体意识所带给他的“理想的烈焰”（《火与风》），只能“在狂风中愈烧愈旺”。毕竟，年轻时代的一段经历色彩太鲜明了，影响太深刻了，而在“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时期，虽然诗人也和一切思考着的人一道参与了时代精神的艰难转向，并亲手动摇了那个曾是如此富有生气、后来却蜕变为心灵世界里的“封建王朝”的群体意识；但个体意识却始终未在他的灵魂深处扎下根，而总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个体意识没有发展出自身的内在矛盾，因此也没有获得自身内在的动力，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自我”（正如以前只是一个单纯的群体一样），没有内心冲突，没有两难处境，没有运动，而是如电影中的“定格”一样，凝固在一个“悬崖边的树”的象征上，就这样停在那里了。

从这一点来看，诗人后来的诗作，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诗作，没有一首可以超过“悬崖边的树”。一旦春回大地，万物苏醒，诗人又满怀（过去时代的）希望：“我唱起了年轻时唱过的歌／年轻时的梦想我并未遗忘／一如当年，我向往／战斗的欢乐和献身的喜悦／一如当年，我的心／像白云那样温暖，明亮”（《春的跃动》）。包括诗人在内的许多人当时都错误地认为，现在又可以回复到50年代，甚至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单纯的群体关系，美丽的阳光将照临在每个人的心头，个体与群体、理想与现实将再一次达到完美宁静的和谐。这种短暂的幻觉不久就被汹涌而来的充满矛盾的历史潮流粉碎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自那以来，诗人就没有一首好诗。实际上，在情感的抒发和充盈上，在内心世界体验的真切感人方面，诗人近年来的许多诗篇都更加深沉、更接近宇宙和人生的神秘意义了。1981年夏天，诗人生平第一次来到了他久已向往着的大海边，这引起了诗人心潮的巨大激动，他感觉到如同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一般的兴奋。他在海边久久流连。“我终于看到你了，大海／——在人生的海洋中／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水手／我才第一次走近你，看到你”（《生命的激流》）。诗人如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水手，面对翻腾不息的大海在回忆自己数十年的海上生涯。“他凝望／无际的远天／灿烂的晚霞／点点的帆影／飞翔的海燕……／他的昏花的眼中／渐渐浮闪着泪光”（《老水手的歌》）；“多少人，多少人／在海的风浪中苦斗／在海的怀抱中沉没——／在海的咸味中溶合着多少眼泪”，谁能解答人们向往大海的谜，谁就“懂得了人生的奥秘”（《海之谜》）。诗人自述，从儿童时代起，他就怀着一个神秘的“海之梦”；后来“我长大了，告别家乡／去寻我梦中的海”。而现在，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突然发现：“原来我一直就漂航在梦中的／海上……”（《海之梦》）在现代诗人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曾老这样，一生迷恋着海，并写出了如此之多的有关海和涉及海的诗篇的。在诗人自选的诗集《海之梦》中，五十多首诗有二十多首咏到海、海风、海浪和水手。诗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海呢？这里面难道真有什么奥秘吗？

这个谜的谜底就在于：海是自由的象征，因而是个体意识的象征。普希金把大海叫作“自由的元素”，在西方人心目中，大海是充分显示个人的胆量、勇气、才干和高贵气质的场所。在这里，任何乞求和自欺都无济于事，在这里，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伸展自己的意志和才能，在这里，胜利者和失败者、制服惊涛骇浪和长眠在海的胸怀，都是同等的光荣。中国人自古以来不习惯于航海，虽然也能建造巨大的船只，组成庞大的舰队，但多是为了向海外夷民传播内陆帝国的国威，或是保护陆上居民不受海盗袭扰，航海远征、海运牟利始终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黄土地及其所承载的沉重传统对个人的自我构成了严酷的桎梏。可以设想，曾老诗中大量的海洋描写和对蓝色的偏爱，与压抑在潜意识之下的这种个体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必定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

不过，如前所述，正因为诗人的个体意识最终停留在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象征性“定格”之中，因此，一当外界压力减轻或撤除，个体意识又重新融入群体意识中去了。但时代还在前进，在“文革”中觉醒过来的个体意识已不再能回到朦胧时代的自满自足中去，20世纪50年代的童衣穿在80年代发育了的个性身上，是显得过于狭小和褴褛了。诗人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他感到，过去的一切是那么美好，而现代青年是如此与他格格不入。这些少男少女为什么不再具有自己年轻时代的憧憬和热情，总显得那么阴郁和低沉？他们究竟承受过多少苦难，可以和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相比？他感到，自己已经几乎要和现实生活脱节了，他反复地从自己的回忆中，从过去了的理想和理想化了的过去中吸取自己的诗情；他预感到，对于一个诗人，这种状况埋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他已经在诗的海洋上望见了自己的彼岸，却不愿意说出一句“我到达了”！

“呵，我的年纪，我的年纪，还有我这颗孩子似的心！”诗人努力要向别人、向自己证明，“是的，我还在爱／我还爱着，虽然／在我这样的年龄／应该有一颗淡泊、宁静的心”（《是的，我还爱着》）。诗人力图使自己相信，自己仍然年轻。的确，保持一颗童心，一颗赤子之心，这是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起码的气质，在这一点上，曾老的真诚是无可置疑的。凡接触过他的诗和他本人的，都无不被他几乎是天生的孩子般的纯净所感动。然而，这里的问题不是心，而是观念。罗曼·罗兰说：一个人想要真诚并不难，难的是要真能做到。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过来人单凭心的真诚已远远不足以把握时代的脉搏了。需要的是思索，是反省，是对历史和哲学真谛的洞察。年轻人可以凭直感而体验到的东西，老年人却必须飞到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够获得，因为他背负着一个难以割舍的亲切美好的过去，这既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包袱。诗人要“投入生活的激流”，对于一个老诗人来说，这就是要投入当代青年之中，与他们一起去苦恼，去思考；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一辈诗人来说，就是要把个体意识的“诗魂”从“定格”中解放出来，发展出其内在的活生生的矛盾和冲突。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为了投入时代的车轮，不惜把自己置于与魔鬼订约的犯罪意识和“泰初有为”的行动哲学的尖锐冲突中。正是这种永恒的冲突，使歌德到八十多岁仍保持着少年时代的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