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也正是它的哲学思想的表现，只有从哲学的角度，才能最深刻地透视到建筑风格内在的精神内涵。

一个民族的文化，最集中、最高层次的体现是在它的哲学思想上。哲学思想代表了该民族的思维模式、框架、态度。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的思想方式或主观世界的外在化的产物，都打上了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这种结构在宗教观念、伦理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和科学观念上都有所反映，但最纯粹地反映在哲学观念中。由此看来，一个民族的建筑风格也正是它的哲学思想的表现，只有从哲学的角度，才能最深刻地透视到建筑风格内在的精神内涵。

当然，建筑与地理、物产、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这些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但一旦形成一种民族风格，建筑就可以超出这些外部因素而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也就是传统。而建筑作为一种最古老的物质产品，也代表了一个民族最古老的传统，并与这个民族的哲学的最原始的开端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建筑是物质形态的哲学，哲学是思想形态的建筑。

例如说，从单纯的物质方面来看，中、西建筑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方建筑（这里主要是指有代表性的神庙、公共建筑等）的主体部分通常都是砖石结构，中国建筑则是砖木结构。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缺少石头吗？还是缺少技术？显然都不是。只有从思想文化上来分析才可以看出，这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缺乏超自然的永恒观念。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每一代帝王都把自己看作天道循环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力求国祚长久，但也深知天命无常。汉代即已在以往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将夏商周秦汉配以土金木水火，尽管是为了论证以汉代秦的天道合理性，但同时也就埋下了自身被颠覆的理论根据，表明了一种“轮流坐庄”的投机心理。所以，统治阶级一旦坐稳了江山，孜孜以求的不是向更高的精神境界的超升，而是尽可能地与自然天道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体察自然，顺应自然，以免干犯和触怒自然，最终是为了保住现有的江山。所以，历代皇宫建筑不注重永恒普遍的原理的寻求，而注重感觉效应的体验，如色彩、油漆、线描彩绘等等，隔一段时期就得维修一次，靠人力而不是靠材料本身的质地结构来维持其万古千秋的表面气氛，但正因此也就在这种气氛中隐约透现出某种深深的忧患意识。的确，每当战乱和改朝换代，所有这一切金碧辉煌就被破坏劫掠一空。项羽烧阿房宫首开纪录，表明国人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原则和永恒的美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沧桑变故，每一朝新天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破旧立新”。像意大利米兰大教堂那样从文艺复兴起一直建到1966年，历时五百余年而不改图纸，终于按原设计竣工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建筑一般不用石柱、石梁，也就不像西方建筑那样普遍采用拱顶、拱门，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如古代城门、园林艺术中的半月门及佛教传入的石塔等等都使用了拱顶技术），而是没有以拱形为代表的西方人永恒的几何观念。如果说，中国皇宫建筑作为政治符号是以矩形，特别是正方形作为自己基本的几何构架的话，那么中国园林艺术讲究的则是“天然成趣”，反对人工雕饰和过强的几何规范，追求偶然意外、“柳暗花明”的意境，要的就是瞬间感受，而不是永恒的震撼。

古希腊建筑的风格则完全不同。尽管从外表上看，希腊的建筑，如雅典卫城，也是以三角形和矩形为整体轮廓，但世所公认的希腊建筑的灵魂是石柱，这些石柱以严格的数学和几何学比例建成，不同的柱式有不同的比例，代表不同的精神气质。希腊的神庙一开始就着眼于它的永恒性，地上的国王、世俗的政权可以频频更替，奥林匹斯诸神却是万古如斯。他们不在乎人世的变局，就连特洛伊战争的血流漂杵，也不过是神们之间的一点点意气之争。从历经25个世纪至今残留下来的这些圆柱和神庙的遗迹中，我们仍可以看出欧几里得几何的理想。丹纳说：“希腊的建筑不是兴奋过度的幻想的产物，而是清明的理智的产物，能单独存在，不依靠外力。倘不是人的蛮性或偏执狂发作而加以毁灭的话，几乎所有的希腊神庙都能完整无缺。培斯塔姆的神庙经过了二千三百年依然无恙；巴特农是由于火药库爆炸而一分为二的（1687年）……理智由于那些线条可能永存而感到满足。”[119]由这种永恒的理念发展出罗马建筑的拱门拱顶是必然的，因为“拱”显然比沉重的石梁更牢固。德国特利尔城始建于一千三百年前的城门（“黑门”）至今气势雄伟。哥特式建筑把这种“拱”的原理大胆地运用来向高的方向垂直发展，表达了一种超越尘世、追求抽象的绝对的倾向。巴黎圣母院内无数垂直的线条使人感到进入了一个努力向上生长的森林，人的视线被引向那唯一的、从天顶上透进来的天光，这天光因其穿过五彩玻璃而大大减弱，因其微弱而更显得遥远，它已经不是什么大自然的光线，而是精神世界的光。我们常会感到奇怪的是，所有的哥特式教堂都几乎根本不考虑采光问题，即使在大白天，它也只靠无数的烛光来营造辉煌的气氛。但也正因为如此，教堂内部也就没有昼夜之分，而成了永恒如一的灵魂憩息地。总之，西方建筑所体现的永恒观念，首先是质料上的永恒，即石材及其几何线条；然后是结构形式上的永恒，如拱顶技术；再就是超验精神的永恒，如对采光的有意安排。

与之相比，中国古代的庙宇式建筑则是横向发展。皇城也好，民居也好，若从高处俯瞰，都像一只庞大的四脚兽，紧紧地匍匐于大地并抓住大地；从低处仰视，则多少有些自上而下的压迫感和威胁感，即所谓“霸气”；四角飞檐的轻灵只不过是对屋顶重压的一种缓和与调剂，它们不是集中向上的超越，而是表达一种飞向四方与物神游的欲念。这些建筑通常都比较注意采光和通气，过道、回廊、门窗上的格子和室内的屏风，尽管重重叠叠，却没有西方石头建筑内部那种阴暗潮湿的死角。这倒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特别喜欢强烈的光线，实际上他们常常在窗前和院内种上一些遮挡光线的树木和竹林；他们追求的只是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亲切感。中国园林中和许多乡间官道边的凉亭则干脆取消了墙的作用，一切都向大自然敞开，一切都融于大自然。所以，中国传统建筑一般说是不太高的，或者说，它追求的不是高，而是“大”，即占地面积大。阿房宫三百里，够大的了，《红楼梦》里还说它“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当然，中国建筑的高度与建筑材料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根本的。所以当现代人以为有了钢铁水泥就可以将传统建筑的高度无限增加，如在北京西客站顶上加一个琉璃瓦的“帽子”，就显得不伦不类和多余。因为在那么高不胜寒的高处，底下还有一个巨大的拱门，屋顶的“霸气”全被架空了，更谈不上与自然界（树林、山峦）的交相掩映了。这里是两种相反的理念在冲突，一种是以钢铁和水泥为代表的西方科学原则（数学、几何学和力学原则），对感性的人和自然界来说它们是绝对永恒的理性超验规律；一种是天人合一的世俗化原则，它要求执着于日常的大地，只有生根于大地才有自己的魂魄。

中西建筑的这种差异，可以从中西哲学的源头上找到其理论根据。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是寻找万物的本原：有一个东西，万物生于它又复归于它（“始基”）。在此之前，古希腊流行水火土气“四大元素”说，泰勒斯则认为水是一切的本原，后来有人说是气，有人说火，到巴门尼德才确定一个最抽象的永恒的哲学命题：“存在”是唯一的本原，并赋予存在以圆形、不动不变的性质。中国哲学的开端应当说是老子的道气学说。在老子以前曾流行“五行说”（金木水火土），但五行并不是万物的本原结构（否则“木”不会夹在其中，而“金”与“土”就应当合并）。它们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五种基本现象。所以万物的本原在老子看来应是比五行更高的“气”，气分阴阳，二气冲突和合（“冲气以为和”）就化生出万物。但老子在气之上又加上了一个更高的“道”：道生一（气），一生二（阴阳），二生三（阴阳相参），三生万物。但“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希腊人的“存在”（有），而恰好是“无”（非存在）。为什么是无？因为“道法自然”，道作为自然的规律，它就是无定的变化流转，即《易经》中的那个“易”。这种变化流转的最恰当、最直观的体现，当然就是灵虚无定的“气”了。尽管气也有自己的规律（“道纪”），但任何规律都不是永恒的，唯有这种暂时性、流转性本身是不变的（易者，不易也）。总之，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道家（和《易经》）都主张顺应自然，灵活应变，不可执着于某种固定的规律。这在日常生活中的确是一种很高的（甚至是最高的）智慧，但它成全的绝不是一个虔诚坚定的信徒，而是一个窥破了“天机”的实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