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由于自由意志，所以人性可善可恶；但自由意志首先表现为恶、犯罪（原罪），因为天真状态由于抽掉了自由意志而谈不上是善，人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只能是打破天真状态而犯罪。人一旦犯罪便永远不能洗刷，因为他表明他已是一个自由人，即一个可犯罪者了；然而，这种原罪正是人的高贵性（高于动物）的标志，他在自由选择的能力这一点上已经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了。就连善，也只能体现为犯罪的人通过同一个自由意志而获救。恶是起点，善是终点；恶是现实的，善是潜在的。善恶在无限历史过程中达到调和，因此道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在康德那里，正因为这一过程的无限性，所以有必要设定一个上帝来保证其完成，这种设定就是信仰。信仰不是外来的，而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当人意识到自由意志本来确实有违背现实世界的恶而向善的可能性时，他就已在逻辑上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在行动上有可能按照“好像有一个上帝那样”去做了，他就必须相信一个灵知的世界、彼岸世界。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理论的信仰和实践的信仰，哪个在先？亦即一个犯罪的人是先认识到可以指望一个上帝的拯救，然后才按上帝的要求去过道德的生活，还是先着眼于要过一种道德生活，才能使自己配得上上帝的可能的拯救？换言之，信仰究竟是为了得救还是为了道德本身？可以看出，前者是不诚实的，把道德当手段，是一种“历史的信仰”；可是后者是不现实的，是一种纯粹“道德的信仰”。康德主张的是后者，但他又认为，前者虽然不诚实，但却是历史上唯一可能发生的信仰，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向后者进化；一个是现象界，一个是本体界，但在历史中二者可以统一。人们加入教会的目的总是功利性的，但随着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幼稚衣装应当抛弃，教会应越来越显出纯粹的道德性，成为道德宗教，教会史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正如康德在现实生活中承认恶的正当性，他在教会史中也承认恶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历史总是一个恶的王国，是以人性本恶为原则建立起来的。上帝完全有能力摧毁这个王国，但他不这样做，为的是通过人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觉醒来做这件事，因为上帝与魔鬼争夺的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不是自然之国而是自由之国。但自然之国是自由之国的学校，因而是一个不断进步并通向无限的历史过程。

将康德的这种观点和中国传统伦理比较一下，可以见出有如下显著的区别：

1.中国传统伦理不关心自由意志问题，而热衷于讨论性命、心性；或者说，人们不是把人性归于自由意志，而是把自由意志归结为人的天性、自然本性，而自然之性就是天道天理，本来就是善的，而且必然是善的。所以中国人认为人性不是一个过程，不是历史，而更像一面镜子，一种“境界”，一种永不变化的天真状态。一切成长、发育、变化都属于道德的堕落，人性的退化，都是可以靠坚守和养护而避免的，所以不需要拯救，只需要还原（复性）。

2.正因为取消了过程，中国人历来主张道德、善的当下性。如孔子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禅宗的“顿悟”“一悟即至佛”，道家的“坐忘”。在这里，没有此岸彼岸之分，不需要设定上帝，在现实生活中即可超越（所谓“内在超越”），而达到圣人、真人和佛的境界。一切都取决于怎么想、怎么接受现实，超越一切现实的道德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也要把它现实化，所以道德的“德”也就是得到的“得”，内圣也就是外王，礼也就是法，道德就是政治。

3.中国人的信仰没有二律背反。民间信仰完全是功利性的（“历史性的”）；圣人（如孟子）的信仰虽然有超功利性（“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但最终是为了更大的功利（所以朱熹解释道：“言行不先期手信果”“卒亦未尝不信果也”）。这个最大的“信果”就是政治稳定、天下太平。所以道德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手段，为的是建立“德治”“王道”，而不存在真正的为道德而道德。

4.中国传统中善恶是绝对对立的，善人做善事，恶人做恶事。善人做恶事总是因为他先已堕落成了恶人，恶人做善事也总是由于他先已改变成了好人。但绝不承认善人作为善人也可能做恶事，恶人作为恶人也可能做善事（或“恶是世界历史的杠杆”）。所以中国人对历史的评价总是道德批判，而这种批判的标准表面上好像是依据动机，实际上总是按照后果来决定动机，即“成王败寇”的原则。

以上几点，最根本的是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像规定物一样去规定人的“性”。康德则明确奠定了自由意志的本源地位，将它抬高到摆脱一切经验现实影响的物自体的位置，并由此建立起上帝的超验世界及其对现实善恶的历史导向作用；不是用外在的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恶劣倾向（“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就在恶中锻炼出善来，形成由恶向善的进化：这就第一次公开揭示了西方伦理学的内在本质结构，同时也将中西伦理学的根本差异之点摆在了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