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急先锋；但很少人指出，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反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本性、赤子真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槃》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15]。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则用来吹牛。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16]在同时代人中，唯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唯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快，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上，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