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的制度

在西风东渐、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今天，许多人渐渐忘却、抛弃乃至于鄙夷一些古代的传统，但殊不知，中国人曾经发明了世界上最具智慧、最符合人性的一套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

我们很有必要在此稍微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教育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即将在后面的篇章里发生颠覆式的变革，恰恰也就是蔡元培等人主导了这场变革。

中国古代至晚清，中式的传统教育主要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府学和县学。它们是为开科取士而设立的，是地方性的官学，属于教育、研究和行政的统一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府学与县学由官府任命教授人员，教学内容专攻儒学。学生主要由学校供给膳食。

(二)书院。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末五代，至宋代有较大的发展。它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组织管理都有许多不同于府、县学的特点。学习方法以个人钻研为主，学习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学古文、制艺，发展至后期，又兼学历史、舆地、说文、算术、金石。书院经费大都由创建者捐助，少数官办。书院与地方官学相比，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较周详，注重精研古学，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田供给。书院掌教人选，大都是素孚众望的学者。

(三)社学和义学。它是元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社会初等教育单位。至正九年(1349)，达鲁花赤八不沙建立社学一百三十余所。元代社学基本上为官办，明洪武八年(1375)诏府、州、县每五十家立社学一所。

(四)私塾和家塾。它们是历史悠久、设置普遍的初等教育单位，它在中国至1949年后才消亡。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十八举自晋至两宋的事例说明：“其一，弟子从师，是为私塾；其二，师从弟子，此则当为家塾。”私塾大抵有四种类型：一是以官款或地方公款设立，收教贫寒子弟；二是由义庄或宗祠设立，专教一姓子弟；三是有一家或数家设塾，延师教其子弟；四是塾师自行设馆，招收附近学生。它的教学内容从识字开始，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目的是学习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做准备。

虽然中国的传统学校有如上的种种形式，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向来是以私人教育为主流的。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一直贯穿着忠君教育，如果从某种角度说，这种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向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国家的统一符合全民族的利益，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几千年来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家的言教被当政者很好地利用，与政权的稳定和秩序高度结合起来。

当然，传统的圣贤言教并不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这么简单，它蕴含着富于智慧的人性之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使得儒学的经典和言教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流传，而不是沦为绝学。进则儒、退则佛道，这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体来讲，古代社会物质尚不丰裕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得到受教育机会的只是极少数人，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远远无法适应近现代的世界潮流。

“强迫教育”吓坏了爹娘

西风东渐，给东方故国吹来了阵阵新风。清朝光绪末年，一份名为《强迫教育章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出炉，这份由清朝学部颁布的文件简陋得只有10个条款，却从某种意义上说开了近代义务教育的先声。

旧时的所谓“强迫教育”，其实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全民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全国各地官府必须广设劝学所，各个省城须设蒙学100处，各府州县设40　处；孩子满了7　岁必须入学，否则“罪及父母”；朝廷每过两年考核，地方官如果敷衍塞责，查实后予以处罚；如有地方绅士捐资助学，也会给予奖励。

朝廷的诏令一出，相关的清朝地方官员忙作一团。“强迫教育”压根儿就是个新事物，大家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在广州，警察纷纷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为“强迫教育”的实施做准备。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德政”变成了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心里全打起了鼓：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进学堂去？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认为还是把孩子先送进私塾避一避为好。结果广州城内各处私塾人头攒动，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

这时的清王朝已日薄西山，这样大规模地办教育，需要的是财力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结果，推广“强迫教育”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教育救国”的滥觞和勃兴

19世纪末，大清帝国的溃败刚刚开始。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时年19岁，还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张伯苓[23]随军舰出征，他眼见清军的第一艘兵船刚刚出海，即被日舰击沉，年轻而沸腾的热血第一次遭受了无比沉重的打击。

甲午战败后，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在两天之内由日本旗换成英国米字旗。山河的屈辱使他深受刺激，意识到自己之前怀有的以强大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浅薄的，他同时认识到，中国的懦弱是全民性的。从那时起，张伯苓意识到要改变国民，只有新式教育。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张伯苓即从海军退役，去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这所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像张伯苓这样的学人在当时大有人在，中华大地一时掀起了“教育救国”的潮流。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陶行知则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他提出了“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的豪壮设想，认为建立　100万所乡村学校就可以挽救国家的厄运，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遗留后世。他身体力行,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实践“生活教育”的原则，希望通过教育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总的来讲，把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归咎为教育不良，企图通过发展教育的办法来拯救苦难的中国，这在社会的主要矛盾远远没解决的旧中国显得过于理想化了。但教育救国论者重视教育，重视提高民族文化和人的素质，并为此而奋斗，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影响可谓深远。

北洋时代——被脸谱化的历史

卿云烂兮，钆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几句诗是民初至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国歌，它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

这首诗歌描绘了一幅政通人和的清明图像，是上古先民对圣人治国的颂扬。把这首歌选做国歌，寄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划时代转折来临之际，对新生国家美好未来的愿望。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取消帝制、进入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特质中强大的生命力和自省精神，一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便能迅速甩掉文化中的包袱和糟粕，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变革。

这里之所以要着重提到清朝覆灭后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北洋时代，是因为这是蔡元培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正是在北洋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孕育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一震烁时代的风范。

当今天一说起中国20世纪清末民初的北洋军阀时代，人们脑海中的印象是，武人们凭借手中掌握的军队，对内互相火并、争夺地盘，城头变幻、政治纷乱；对外投靠列强、卖国求荣。这种印象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我们来看一看北洋时期旧中国的另一面。

中国的北洋政府里，既有旧式官僚、政客，也汇聚了一批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积极为中国的复兴出谋划策。

在外交上，北洋时期的中国国力贫弱，且一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上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因此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刻在变，从袁世凯的“联合英美，对抗日俄”，到“一战”时的“亲日联美”，再到巴黎和会的“联美制日”，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无一不显得举步维艰、勉力支撑，但也做出了一些维护国家的权益决策。

北洋政府利用能运用的资源，先后挫败了英国人企图分裂西藏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未被此后的历届政府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看到协约国即将获胜，北洋政府加入了协约国集团，战后，北洋政府以战胜国的名义先后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天津的租界和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开创了近代主动收回租界的先河。1922年，北洋政府又收回了青岛和胶州湾。

十月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趁俄国内乱之际，决定随各国列强以护侨的名义出兵俄国的海参崴，并废除《中俄蒙协约》，还趁机收回了俄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同时短暂控制了外蒙古。

1925年，英国巡捕在广东的英租界开枪打死示威的中国学生，酿成“五卅惨案”，北洋政府以保护英国侨民的名义接管厦门英租界，至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完成交接手续。1927年，北洋政府开始与比利时谈判，1931年3月，中国正式收回天津的比利时租界。

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已经是贫弱的中国在外交上能取得的比较理想的结果了。

在经济建议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民营企业、华资银行大规模兴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工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领域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上，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奠定了近代中国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时期内国内产业的基本格局。

从1913年到1920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1.90%，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国营工业资本(3.44%)和外国工业资本(4.82%)的增长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持续不衰。

另一方面，由于连年的内战，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数目，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间，全国军费开支24亿，相当于1860至1937年工业建设积累的2.5倍，这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至北伐战争后期，军费支出约达3.8亿元，而政府的全部收入不过4.5亿元。

清末，王朝衰败，再加上胡汉之争，导致政权的合理性受到很大的质疑。这个体制被外来列强打倒，没法再愚忠了，那忠什么？忠于理性，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这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成了民国初期教育界的宗旨。尤其在这个时候，专制的政权一时覆灭，而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尚未形成，军阀的控制力尚弱，成了文人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实现教育理念最理想化的时期。以至于有人认为，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能大家辈出，群星璀璨。这是民族的幸和不幸。不幸的是，民族衰败，幸的是，中央政权控制力的懦弱给了学人思考和活跃的空间，才涌现出了一批照灼后世的划时代的思想家，这在国家高度集权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在文化方面，恰恰由于北洋政府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较弱，社会上拥有了极大的言论、结社自由，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中国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大师级学者都涌现于这个时期。从科学学术研究上来说，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基的。

北洋政府时期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据统计，辛亥革命之后到袁世凯称帝前，民间办的报纸有500多份。据叶再生著《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统计，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1000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当时，创办一新报刊相当容易，几个大学教授凑在一起，拿出月薪的很小部分就可以创办一个刊物。“五四”时期的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1927年日报增至628种，发行量更是突飞猛进。仅以《申报》为例，1912年发行量约7000份，1928年达到14万份。

在教育方面，早在1905年，袁世凯就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清廷废除科举，推广新式教育。据学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统计，袁世凯当政的直隶省(今河北省)共办有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处，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1所，蒙养院2所，总计8723所。

为解决对新式军官的迫切需求，在筹建和扩编北洋新军期间，袁世凯曾带头从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两)作为奖学金，来资助由北洋所创办的新式军事学堂中的学生。

到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虽然这些规定往往只是流于纸面，但毕竟是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中国政学两界精英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北洋政府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的国歌、国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民国元年鲁迅、许寿裳、钱稻孙等人根据袁世凯总统府的要求，为北洋政府设计的国徽图案，人称十二章图。图案中含日、月、星辰、山、龙、凤、总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种吉祥物，象征国运长久美好。另外，袁世凯时期设立的春节影响至今，他还颁布了一系列尊崇伦常、尊崇孔圣的通令。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了保障，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类思潮和主义在中国大地风行。在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个性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

大老粗办教育——军阀们的那些轶事

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是以袁世凯(1859—1916)当政为肇始。

袁世凯本是清末的干吏。甲午战败时，他弃去在朝鲜的清廷职务回到中国本土，模仿西式军队在天津编练新军。在他的手下栽培出了一批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这些北洋武人们虽然很多是行伍出身，但也不乏有文化的军人。让后人称奇的是，这些人多具民族气节，在政治纷争中失势后，有的虽然落魄，却多宁死不愿与当时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合作，以免背上汉奸的骂名。

这些人里面，借重视师道用学问以装点门面者有之，深知文化重要者也有之。这使得坊间也流传着一些军阀重视教育的轶事。例如靠贿选过了几天“总统瘾”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

曹锟出身平民，因遭守城的士兵欺压愤而从戎，得袁世凯提携后升任直隶督军，他的老家保定就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

1921年，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河北大学设文学科、法学科、农学科、医学科，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由于曹锟本人亲自出马办学，这所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当时非常强。

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话粗理正，这倒真有点儿“教授治校”的意味。据说曹锟每逢到了学校，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他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们。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比当时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每月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零头。

就是这样，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有一次，他看见教授正在用显微镜做试验，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一次路过教室，看见夏天课堂上的教授讲课时热得汗流满面，命令校工以后上课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绲都嘱咐行政人员要把大洋用红纸包好，再用托盘托着、举俸齐眉，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务和用人，但却常这样教育学生，“你们要尊敬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这一番话让举座学生闻之错愕。

没受过教育反倒越重视教育，越不懂办起来倒越认真。绿林出身的东北枭雄张作霖20世纪20年代也办了一所影响力非凡的东北大学。他让人看到，目不识丁的武人办起教育来毫不逊色。

张作霖办大学很舍得下本钱，他曾在东北下令，政府经费40%投入教育，这样的比例在世界各国都少见。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至20世纪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北洋的这种重学作风甚至延续到后来民国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时，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长、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是“蒋介石的人”。与蒋介石有隙的韩复榘一开始对何思源不给好脸色。

由于财政困难，韩复榘欲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韩复榘一听，马上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何思源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何思源后来回忆：“以后在我和韩复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还添设了一处医学专科学校，一处高中，八个乡村师范，几处初中和职业学校。此外，我还扩充了省立剧院，费用等于两个后期师范，筹备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经费几乎完全由山东省支给。因此，教育费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为普及义务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笔经费。山东省库从来没有欠过教育经费，韩复榘履行了他的诺言。”

韩复榘在任期间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和裙带关系，而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当时韩复榘周围的人想把何思源从山东排挤走，韩复榘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为搜罗罪名，蒋介石面召何思源问道：“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听了学者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后来韩复榘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梁漱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这一时期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到这么高，实属难得。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山西的教育被称为当时中国教育的典范。

还有一段关于四川军阀刘文辉的有名的轶事。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旧省名)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当地的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出于好奇，孙明经就问身边的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尽管他的政令充满了军阀的“霸气”，但其重视教育的雄心与铁腕，使四川出现了“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差”的特殊景象。

我们在这里列举这一些例子，旨在说明即使在那样一个纷乱不堪的旧中国，中华民族重视知识和文化的传统仍然大有其市场，这种重视，是深入民族的骨髓之中而难以轻易磨灭的。长期的中国传统文明熏染，使人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这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旧时代教育资源匮乏，使人们恋慕有知识有文化的阶层。诸多的军阀武人，本就出身于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他们的这些作略，倒也不足让人大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