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和凯瑟琳到乡下度假的时候，构思了一本杂志，他预感到它会比巴特利的杂志更畅销。

狄更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霍尔先生，霍尔先生很喜欢这个构想，并表示支持。这本杂志在1840年4月正式开始发行，是一本周刊。它的创刊号卖了七万份，但是当人们发现里面没有波兹的文章时，销路就开始下降，一直到第四期刊登出狄更斯的《老古玩店》，销路才回升到十万份左右。

《老古玩店》这部小说来源于狄更斯听到的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孤女，她年纪轻轻，却有着不同于同龄人的智慧，她历经千奇百怪的冒险，最后仍能保持天生的善良和正直。

在狄更斯的想象里，这个小女孩的个性已经与玛丽·霍格斯合而为一了。他把她安排在一个充满野蛮欺骗的背景里，是为了衬托出她不寻常的善良。她和年迈的祖父游览各地，靠在马戏团里玩杂耍赚点钱，有时候也到贵妇人家里去帮忙。最后，她死了——这个可爱、温和、勤勉、高贵的女孩子死了。

这个故事不仅在英国广受欢迎，还远渡重洋，漂流到美国读者的手中。很多读者为这个故事哭泣，有人在火车上读它，哽咽着说：“不应该让她死!”然后把杂志丢到窗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工们，围着篝火一期又一期地阅读；聚集在甲板上的群众见到运着最新一期杂志的英格兰船时，迫不及待地喊着：“那个女孩怎么样了？”爱丁堡一位有名的书评家宣称，故事中的小女孩是文学史上最善良的人物之一。

即使读者纷纷要求狄更斯不要把小女孩的结局写得那么悲惨，她还是非死不可，只有这样才是对玛丽的最好的祭奠。狄更斯发现，自从玛丽去世之后，大家都不敢碰她生前的东西。狄更斯希望借由这个故事祛除一般人对死亡的恐惧。

在这之前，1839年10月，狄更斯和凯瑟琳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这是一个女孩，取名为凯瑟琳·梅克瑞蒂，这个名字是根据她母亲和狄更斯的一位好友而起的。他们的房子又显得有点拥挤了，于是他们搬进了一栋较大较豪华的房子里。

狄更斯的长女玛丽后来在《我记忆中的父亲》这本书里描写了她和梅克瑞蒂合住的阁楼房间，那是一幅愉快亲切的图画。她们还很小时，父亲希望她们保持房间的整洁，还鼓励她们依自己的喜爱把它布置得漂漂亮亮。父亲总会依循惯例检查每个房间。当她们有一件特别的东西要向他夸耀时，就埋伏在他的书房外面，等到他从书房出来，马上扑向他，把他拖上楼去，要他评判这件新宝藏。不管那是什么——有时候那可能是一幅从年刊上剪下来的图片，用图钉钉在墙上——狄更斯总会赞美一句：“太棒了!简直是第一流的!”在她们听起来，这句话无疑是十分悦耳的。

1840年，狄更斯第一次遇见托马斯·卡莱尔，并拜读其大作《法国革命史》。他对书里提到的“贤人哲学”深表赞同，因为他也致力于将一般人从冷漠中拖出，告诉他们，弥补以往过错的方法就掌握在自己手中。狄更斯还记得，在大选集会上，有关平民命运的辩论正在热烈进行时，他们那沉闷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好几个礼拜，狄更斯随身携带着卡莱尔的书，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在自己原来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为几年以后的两本小说——《艰难时世》和《双城记》打下了基础。

8月，狄更斯接受法院的邀请，担任陪审团一员，处理一件母亲杀死儿子的案件。他把零星片断的事实拼凑起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这是基于他对人性的基本了解做出的，狄更斯认为这位妇女没有谋杀的意图。他为她安排了额外的照顾，并且指导她在提审时该如何为自己辩护。

狄更斯从来不以忙碌为借口而不去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最忙的时候，只要有人向他求助，他一定会挺身而出。而对于读者的来信，狄更斯一定亲笔回复。

狄更斯写了那么多有关穷人和犯罪情景的小说，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有多了解，而是基于他想要在丰衣足食的人们面前揭开另一个世界真相的目的——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被穷困磨蚀的人们如何生活，而罪恶又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下滋生的。

狄更斯了解穷人热情的心怀，也了解夸耀自己财富的人们有多冷漠，这并不是多愁善感，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狄更斯第一次认识到这些是在鞋油工厂的时候，他发现鲍伯粗糙的外表下藏有无限的温和。虽然由于自己所受的苦难，他不愿意承认鞋油工厂会带给他这个启示，可是那已在他的意识里深深地埋下根了。

当《老古玩店》接近尾声时，狄更斯决定接着写《巴纳比·拉奇》。由于它已经搁置得太久，狄更斯丧失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趣，因为它需要一堆研究资料，那些使得狄更斯觉得厌烦、无聊。他必须到大英博物馆去查历史背景，在一大堆枯燥乏味的记录里搜寻相关的内容，并且致力于搜寻能给予故事新鲜风貌的细节资料。

狄更斯写这本书的心境颇为矛盾。一方面，身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吃穿不愁，并且有余力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他理所当然地不喜欢社会暴力；另一方面，在目睹了贫民窟的龌龊、监狱生活的凄苦、国会的虚张声势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对穷人有一种真挚的同情，也了解那些想要推翻贵族阶级的叛乱分子的心态。狄更斯处于一种双重的心境里，这种矛盾正是文学家的创作温床。

当狄更斯有机会出任下议员时，他拒绝了，理由是他的书将是更有效的改革工具，为各阶层的人所阅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他接受了，他要如何面对这个社会本身——它的失业与贫穷、它的普遍教育权与选举权的缺失、它的饥荒与大量命运悲惨的童工——他要如何解释这是制度下的必然现象，从而拒绝人民要求改变制度的行动呢?

在英国本土曾有一场持续了十年的罢工和动乱，它被残忍地镇压了。除了这种激烈的方式，人们还能怎样表达他们对政府当局的不满呢？可是这样的方式带给社会的不过是更严重的动乱，谁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狄更斯相信国会改革是解决这些的唯一途径，可是他的良心不容许他责难那些极度绝望的人，他们实在没有耐心等待政府有朝一日付诸行动的改革。

在《巴纳比·拉奇》里，狄更斯有效地避开了这些问题，他直接而坦率地叙述半个世纪前的动乱，不偏不倚，看不出同情哪一方，也看不出反对哪一方。

18世纪的秩序已经成为过去，艺术界浪漫主义的思潮已经在欧洲大陆兴起，不久的将来会更加盛行。狄更斯本身就有足够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