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8月4日，高更踏上马赛的码头时，身上只剩下四枚铜板。他被困在马赛，哪里也去不成。他分别写信向朋友及家人求助。几经周折，他才从朋友那里筹到250法郎，从马赛平安抵达巴黎。

到达巴黎时，正逢酷暑，家家户户都离城避暑，史克夫家也不例外。这次没有老朋友收留高更了，他只好用自己的画做抵押，到卡伦太太的咖啡馆换得食物和床位。

写给梅特的信都石沉大海，高更气愤地说：“为什么你和孩子们不来看看我？我又不会杀掉你们。”

高更有一种永不认输的精神，任何困境都无法将他击倒。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开始考虑起开画展的事情来，可是几家画廊的老板都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碰了钉子的高更并不气馁，他好不容易接洽到一家愿意为他举办展览的画廊。不过他这方面准备好了，梅特却还是音讯全无。如今画展成功与否，关键就在梅特，因为高更曾将不少在塔西提岛的作品寄往哥本哈根，假如梅特不合作，画展就不可能成功。

高更作品——《早安！高更先生》（油画）

当高更投奔无门、愁眉不展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了一笔遗产。原来他的叔叔去世了，死后留下一笔遗产（大概10000法郎）。高更返乡处理丧事之后，先分到近2000法郎的现款。拿到现款的高更顿时像百万富翁似的挥霍起来。他租了一间讲究的公寓，并将梅特还给他的一小部分作品装上最上等的镜框，过起了舒适、惬意的生活。

手头一宽裕，高更又想起远方的妻儿，他要求梅特让埃米尔到法国来念书，并邀请梅特自己带保罗到巴黎一游，因为他很想念她。可是这个提议不但没有使梅特回心转意，反而令她勃然大怒：“我不需要你的虚情假意，只要把你的钱分我一半就够了。”

原来高更只是口头上的邀约，并没有金钱上的支持。梅特要去巴黎看他的话，还得自己掏腰包。

“他居然还要我自费到巴黎去玩，他真是昏过头了！我怎么能随便丢下五个孩子一个人外出去玩？他如果想我们，应该知道到这里来看我们，而不是要我像个疯子似的四处去追他！”这是梅特怒火中烧时写给史克夫信中的一段，她觉得自始至终都是高更一个人的错。

这次的回绝是他们两人婚姻的致命伤。中年的高更已认清梅特——她不要一个丈夫，她只要钱。他被伤得很深。两个月后，当梅特责怪高更为什么不去哥本哈根探望他们时，他回得很决绝：“谢谢你的盛情，我这个冬天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约会，许多人来看我的画。我还忙着写一本旅行的书，我无法抽身去看你们了。”

高更在巴黎并不寂寞。他手头有钱，自然就不缺女人的陪伴。画展的筹备也很顺利，德加也喜欢高更在塔西提岛的作品，愿意到画廊为他捧场。当时德加在画坛已颇有声誉，所以他的赞赏对高更颇有帮助。没多久，莫里斯也来了。高更此时手头宽裕，心情愉悦，所以不计前嫌，两人又重归于好。莫里斯答应高更为他在画册上写一篇序言。

这次高更展示的作品共有38幅，每一幅都相当出色。作品里充满了创意，远远超出了当代作品的领域，以至于印象派的大师，如莫奈、雷诺阿、基约曼都不能接受这些作品，认为题材太新颖、颜色太鲜明、技巧太爽直，总之，一切都与传统的印象派相去甚远。

假如连印象派的画家都不能接受高更的作品，还有谁能接受呢？画廊中挤满了目瞪口呆的观众，看那强烈、鲜明的颜色，黄的、蓝的、红的、绿的，毫不考虑地放在一起，还有那怪异的题材、异域的景色、陌生的人种，人人心中都在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吗？还有画面上以塔西提岛语写的题款更是叫人摸不着头脑。这次画展没有卖出去一幅画，可以说是惨败。但是画展结束后，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些**的画像，以及热带的景致。

毕沙罗酸溜溜地说道：“好一个标新立异、吸引买客的手法！”塞尚更是苛刻：“这小子换汤不换药，将我的感受漂洋过海带到了塔西提岛！”这些评论都言过其实了。高更早已从塞尚的模子里走出来，他是在追随他自己的感受作画。

针对大家的质疑，高更辩解说：“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他们觉得我的画太简洁、太精神化了。其实我的画只是以塔西提为背景，在那里，所有的活动都在太阳下进行……因此，我画布上会出现那种光鲜的色彩，那种静谧的光线。” 但是无论高更怎么申辩，舆论的声音总是会淹没他的辩解，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吧，我也认了！”

被称作“画坛怪杰”“疯子画家”的高更并非虚有其名。走在巴黎街头时，他的衣着奇异怪诞，上身穿的是俄式的蓝衬衫，上面绣着黄色和绿色的图案，套一件蓝色镶珍珠纽扣的夹克，脚蹬一双五颜六色的木屐。戴着白手套的双手间把玩着一根拐杖。天气明媚的时候，他的身边会有一个穿着丝绸衫裙的女人。女人肩上停着一只长尾鹦鹉，手上握着的彩色链子上拖了一只顽皮的猴子。有时候，那只猴子并不跟在画家身后，而是坐在画家的肩上，不时挠挠画家的宽阔肩膀。

女人名叫安娜，高更在街头发现了她，惊为天人，他把她请到画室中，要她做他的模特。安娜自称体内流着爪哇人的血液，举手投足之间风情万种，与众不同。高更非常欣赏她的东方韵味，不久即替她画了一幅画。

公寓中除了风情万种的模特、猴子和鹦鹉外，还有川流不息的访客。起初是每礼拜三的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文学家、音乐家、还有高更在阿旺桥的追随者，如伯纳、狄·蒙菲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没钱的时候找高更，没饭吃的时候也找高更，高更对他们有求必应。

在巴黎住得不耐烦了，高更又有些想念布列塔尼，于是他又带着安娜，拖着猴子和鹦鹉，浩浩****地到了普尔迪。他们在一个波兰画家那儿住了几天，因安娜耐不住小镇的寂寞，所以高更画了一幅《早安！高更先生》赠给波兰画家，接着他们又前往阿旺桥。

到了小镇，他们发现格洛阿内克太太已经不开旅馆了，但是当格洛阿内克太太看到高更时，仍然喜出望外，一句话也没说，就将这一群怪人请到家中做客。当时跟着高更去的塞根、查明勒、奥康纳及莫里斯等人都成了格洛阿内克太太家的座上客。

但是安娜令大家最终扫兴而归。安娜阔绰的生活方式、骄傲的脾气令阿旺桥的居民非常看不惯。再加上她的奇装异服，走在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有一天，高更带着安娜和两个学生在街上散步。当地的孩子看到安娜怪异的打扮，在身后追着她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一个跑到她前面来嘲弄她。塞根急了，一巴掌打在孩子的脸上。孩子哭着回家告诉当渔夫的父亲。爸爸当然袒护儿子，一路叫骂着走过来。高更仗着自己高大健壮，便跟那个渔夫动起了拳头。说时迟那时快，那渔人一声喊，几乎所有的渔夫都由船舱中冲了出来，围在高更周围。塞根见状，早就吓得逃之夭夭，朋友们护着安娜，只有高更一人应敌。高更起先还打得过这批壮汉，后来一阵虚软，不小心在花岗石上摔了一跤，把骨头摔裂了，连爬都爬不起来。那个渔夫便趁机把他揍得不省人事。

医生没有及时把骨头接好，可怜的高更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整天在**辗转呻吟。可是安娜却毫不领情，眼见高更失去往日的威猛，她也懒得理他了，一味地吵着要回巴黎。

病房外面的世界也不乐观。拉瓦尔终于死于肺痨。狄尔泰在荷兰染病，如今也是奄奄一息。连那只猴子似乎也通人性，不知得了什么毛病，也突然死了。

1894年9月，高更勉强可以拄着拐杖到户外走几步。养伤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渔夫们都是穷人，高更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赔偿。既然待在这里也无法作画，还是回巴黎吧。他让安娜先回巴黎寓所安排一下，他也会在不久之后回巴黎过冬。安娜带着鹦鹉回到巴黎寓所后，把能卖钱的东西全部卷走了，然后踪影全无。消息传来，高更气得捶胸顿足，却无济于事。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高更对巴黎十分失望，他想起了塔西提人的淳朴民风。可是回塔西提岛也需要钱。在各方好友的支持下，他终于在1895年2月18日再度开了一次画展。虽然他花费心血设计画册、准备序文、布置会场，但成绩并不理想。只有德加出高价买了两幅画，其他都减价卖出。除去开支之后，最后只赚了500法郎，只够回塔西提岛的路费。

临行前，高更将剩下的作品交给画廊的代理人，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买主。画室中的东西，他都分送给他的学生。这一次他走得非常决绝，他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踏上文明的土地。

一切办妥之后，高更才计划如何写信给梅特。他也看清了梅特的为人，自知一家人永远都不可能再团聚了，更何况梅特曾在上封信中冷漠地提到：“只要6000法郎的遗产，其余的都别再提了。”这种信对高更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他思考许久，终于写了一封可爱的信。他先报告画展的成绩——

我现在有464法郎和80生丁在口袋里。

然后他开始诉苦、抱怨——

1.上次信上你写道：“你必须自谋生计。”

2．孩子们无只言片语写给我。

3．我腿断的时候、躺在病**的时候，家人没有一句安慰。

4．漫漫冬日，我独自一人在小屋内跟气管炎争斗，看来我只能生活在艳阳普照的热带地方。

在种种困境包围之下，我还要作画，我还要小心翼翼来应对一切灾难。我如今47岁了，禁不起一跌再跌的了。再失足是不会有人拉我起来的，你赠我的“自谋生计”四个字真是良言，我要好好地把握它们。

他在信的末尾写着：“我是你的丈夫。”事实上，他与梅特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他不肯承认而已。虽然在他的内心里，他早已知道梅特与他不可能再相聚了。

1895年2月底，在高更离开法国上船的前夕，他对狄·蒙菲说：“我染上了不治之症——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