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阿旺桥后，由于一直下雨，高更没法出去写生，只好在室内作画。经过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恩琪拉的模特，并为她画了一幅像。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情调。高更在这幅画中完全是按照色彩结构的要求修正了模特的脸、手、衣服。为了赋予肖像一种超自然的色彩，他把肖像安置在一个虚幻的圆圈里。他又在画的左侧放上了一尊模糊不清的佛像，似乎暗示了画家对东方神秘主义的尊崇。就像马拉美形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的奥秘竟然能容纳在这么鲜明的形式之中。”

画完后，高更把这幅画送给恩琪拉，可是恩琪拉却嫌画得太丑，拒绝把这幅画挂在自己家中。这已是高更第二次在阿旺桥碰壁了。去年夏天，他在伯纳的怂恿之下，想将那幅《雅各与天使的搏斗》送给附近的教堂，神父害怕会带来太多的批判，因而婉拒了。伯纳与高更想把画送到对岸的教堂，没想到又被回绝。如今又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对他自认为最杰出的作品都不屑一顾，这种打击也只有坚强的高更才知道怎样去承受。

幸好天气逐渐好转，格洛阿内克太太那里又来了一个新客人——狄尔泰。狄尔泰本来是个殷实的饼干商人，跟高更一样，他也放弃了生意而来学习绘画。狄尔泰面貌丑陋、身材矮小，只有高更对他另眼相看，十分欣赏他与众不同的怪异外表，常常邀他做模特。高更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才会对狄尔泰近乎畸形的相貌格外看重，常常与他同进同出。

高更虽然常常感叹岁月不饶人，但岁月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身体和容貌都没有太大改变，到现在依然身材魁梧，举止优雅，威风凛凛，看起来十分镇定。他做事情非常沉稳，只有碰到庸俗之人才会变得尖酸刻薄起来。他的态度严肃、步伐缓慢，初看之下好像不易和人亲近，但在他冷漠的面具之下，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每件事情都很有热情。

他作画的技巧日益增进，在那初夏的数月中，他完成了不少名垂画坛的佳作，如《布列塔尼的猪倌》《门》《放牛的女孩》《布列塔尼的小孩》《女人与浪涛》和《普尔迪近郊》。

1889年10月，高更由阿旺桥迁到普尔迪。普尔迪是离阿旺桥不远的一个小渔村。高更觉得阿旺桥聚集的画家太多，弥漫着一股商业味儿，不适合静心作画，于是搬到这个渔村住下。

在给梅特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住在沿海的渔人村落的小旅社中，全村仅有150人。我生活简朴得就像个农夫，别人称我为野蛮人。我每天穿着工作裤作画，这是我唯一的财产。我每天只花一个法郎吃饭，二十生丁买烟草，现在你不能说我是在寻欢作乐了。”

那个夏天虽然过得艰苦，但也不乏乐趣。空闲的时候，高更与其他友人嬉水、玩音乐（高更弹得一手好吉他）、聊天、喝酒。工作时，他们作画、雕刻、做石板印刷，各干各的。高更能轻松地将一截铁水管做成一副首饰，任何东西到了他的手上就都成了艺术品。高更也乐滋滋地对梅特说：“我的作品总是令人拍案叫绝。”

那段时间，他用综合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雕刻《沉醉在爱里的人必会幸福》的木刻，他希望能够销售一些作品，以贴补家用。虽然他的作品都很出色，但没人购买。因此，高更及他的追随者便搬出了旅馆，自己搭棚而居，完全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

高更的日常花销都靠狄尔泰支撑，这种寄生虫似的生活令他非常苦恼和内疚，这是一心只希望丈夫成名的梅特不能理解的。高更抱怨说：“你永远谈钱，从不用心……你到底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不管到了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身有负担的野兽，为谁呢？还不是为了我一辈子无法相见的妻子儿女！我无怨无悔地付出，我要先付出爱，你才给我少许。我要先写信，你才回复。你应了解我……我一直是光明正大为生活挣扎、奋斗的人。你的娘家人总是左右着你，可是他们给过你一点心灵上的安慰吗？我虽然接受他们加在我头上的各种罪名，但是我不可能追求你们设下的暗影而抛弃实质，那个暗影就是要我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雇员。”

高更的信心仍然没有动摇。“我早已决定，我一生的事业就是艺术，我的资产就是我孩子们的未来。我给他们的‘姓’将会有无比的价值。所以，我追求艺术，虽然目前没有什么价值（钱财方面），但以后会永垂不朽。你曾经说过，好日子还长着呢！我又有什么法子？我是注定要吃苦的命！”

高更的作品曾启发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两人的灵感和技巧，他之所以在他的时代不受重视，是因为他走得太靠前了，一般人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更别说理解他的风格了。

没有亲身经历过饥饿与贫穷的人是不能深切地感受到高更的辛酸的。家境富裕的梅特在温室中也是体会不到丈夫的苦楚的，她对丈夫只有期望没有安慰，只有要求没有给予。高更为此十分沮丧。

对高更来说，现代文明带给他的苦多于乐，而他体内的原始冲动总是将他推往未知。他对伯纳坦白：“我那向往未知的心经常逼迫我做出疯狂的事情。”

9月、10月、11月都平淡地过去了，高更并没有做出任何冲动的事情，他只是勤奋地工作。提奥替他卖了一个陶器，他勉强又可付清一些伙食费。10月，伙伴们都回家过冬，只有狄尔泰和高更仍留在风如刀割的海边。

高更仍然沉迷于木雕，精神愉快，还写信劝慰被父亲困在巴黎的伯纳：“我们两人境遇相同，总是怀疑自己的才华，而现实的成绩又多不如所愿。”但是他又鼓励伯纳说，绘画就是要不断地突破物质文明，“如果我成天念着现实中的失败，那岂不死了更好。你必须要尝试活下去并在绘画中寻求希望。”

德加曾是高更的老师，在高更刚踏入这个领域时，德加常批评他的画，他按照德加的要求，不对的地方一笔又一笔地更改，到现在，他已经青出于蓝，画中的韵味也超出德加的境界了。他也看到了德加的局限，德加的画里缺少一种超现实的感应。这是真的，高更的画也许没有德加的画细致、光润，却有一股德加画里所没有的生命力，任何有心人都能从高更的画中领略到一种听天由命的苦楚。这种苦楚本身就是一首凄美的诗。

11月底，房子里已冷得像冰窖一般，生火取暖是高更不敢奢望的事情。他和狄尔泰只好再次搬到旅社去住。狄尔泰的钱也用光了，两人困在旅社中，整天愁眉不展。一直支持他、照顾他的提奥结婚了，提奥的新婚妻子不愿意让丈夫帮助一个抛妻弃子的浪**子。此时的高更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他感慨万千：“我在冷风呼啸的海边漫步，却无人倾诉。我已经失去了画画的勇气，在我的作品中已不见灵性！孤独和自我是一口深井，除非你是一块冰，不然如何忍受井中的苦闷？”

可惜他不是冰，这一年里，他只赚了900法郎，除了买颜料和画具，剩下的钱连生活都不够。他又有一种画家的清高，不愿为一些庸俗的物质低头。

伯纳看到高更这般颓丧，便去信安慰。高更收到信后，反而安慰伯纳道：“任何时候都要有生活的勇气，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些画就从天上掉下来了呢！”

这是高更最后一封乐观的便笺。几个星期后，他们的钱全部花完了，高更已经放弃抽烟，除了格洛阿内克太太施舍的食物外，他们一无所有。就像高更形容的：“我如今一筹莫展，像只盒子里的老鼠，无助地在汪洋中漂泊。”

狄尔泰惋惜道：“他的画没有市场，真是一件悲哀的事。他确实是个有才华的画家……他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还能画出这般细腻的作品，真是奇迹！如果他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话，他的作品能更深刻。天啊！难道我们不能帮帮他吗？”

史克夫实在无法想象高更离开了烟草该如何度日，他立刻给高更寄去了返回巴黎的旅费。高更很有自尊地接受了，他说：“回巴黎我卖了画再还给你。”

回到巴黎后，高更在史克夫家住了一段时间。几个星期后，他搬出去一个人住。他常常到住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吃饭，并结识了咖啡馆的老板豪爽的鲍斯先生。鲍斯先生爱才，往往一首诗、一幅画就可换得一餐美味可口的大餐。也是在这家咖啡馆，高更结识了莫里斯·丹尼斯。莫里斯是象征主义诗人、评论家及新闻记者。他长得瘦高、斯文，鼻子高耸，有一对聪慧的眼睛，黑发下衬托出苍白的脸色。高更很快就跟这个失意的诗人成为好友，不久也进入了象征主义的圈子。

这个小圈子由莫里斯倡导，马拉美是他们的支持者，阿尔贝·欧立叶是发言人。他们认为象征主义可以普遍应用于所有的文学及艺术领域，所以也将高更吸收进去，成为他们的中坚分子。莫里斯给高更解释说：“综合主义会将画家引导到象征主义的路途上。一个画家在观察景物准备作画时，不应该只记住景物本来的样子，而是应该记住与他思想感受吻合的景象。然后，画家应该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而创造一个新的形象。这个形象必须是完全真实的，绝无似是而非的形象。这种形象就是象征主义。”

欧立叶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一件艺术作品之所以变得有生命，是因为创作者将他的思想、感受融入了作品中……这件作品是主观的，是因为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并不包含于实物的本身，更不一定是看画人在观赏绘画时所感觉到的意念。”

高更是个注重实践的人，每当谈论到抽象的理论便感到痛苦不堪，甚至连作品也跟着呻吟起来。但这批象征主义的学者却十分吹捧他，认为他的作品是典型的象征主义。他们不但推崇他，更替他负担画室的费用，这对高更来说，真是值得高兴的事！而他也半推半就地顺从了欧立叶的说法，以象征主义者自称。事实上，他自始至终都着重表现，把抽象理论看做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回到巴黎后，梅特就没有给高更回过信，她还在为高更在普尔迪所说的话生气。高更着急地写信辩解道：“你近来对我那种沉寂的态度，比没钱更叫我难过。我这个人虽然没钱，但是我也有自尊心，害怕被我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孤立。”

经过他多次恳求，梅特终于回心转意，寄了一张孩子们的照片给他。高更看后很高兴，便再次提出回哥本哈根看望孩子的事。

为了提高身价，高更又做起美梦来，他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梦境，希望妻子看到后能心有所动：“也许就在不久的某一天，我将远赴大洋中的小岛，我会在新建的家园中过着宁静、安详的日子，每天沉醉于艺术，不必再为生活担忧。我将在静静的夜晚，听我的心与万物和谐地吟唱，摆脱畏惧、匮乏的心理，能够自由地去爱、去唱，甚至去死！”

梅特却看不到日后的梦景，她有的只是眼前的现实，她说：“我哥哥现在正需要钱做衣服，你有钱吗？”高更被浇了一盆冷水，只好说：“算了吧！我不会去丹麦的。”

妻子既不愿与他共同生活，那他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日子吧。他眼看史克夫手上有些钱，便想劝说史克夫也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追求新的生活。他也想说服伯纳：“我们可以买一幢像照片上的那种小茅屋，买条牛，养些鸡，种些果树，根本不必花钱就可以过日子。到时候我会像一个从文明世界退休的老人，生活在原始的社会里。我会与你分享我的所有……”

不管高更怎么说，伯纳与史克夫就是不动心。

那年夏天，高更穿着雕刻着新颖花纹的木屐，绣着北部风味图案的水手上衣，粗布的夹克，下面是一条特别宽松的蓝裤子，头上还压着一顶扁圆形的帽子，就这样走在巴黎的拉丁区中。路人纷纷侧目，私下里议论着这个处处流露着布列塔尼风情的画家。

此时的梵高仍身在疗养院，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被恶化的病情袭击，他却仍念念不忘巴黎的高更。他自始至终都认为只要与高更合作，就能创造光明的前途。

1890年5月，梵高离开了疗养院，独自一个人居住。他写了封恳求的信给高更：“如果你不嫌弃我，我们可以一起去布列塔尼住一个月。然后，让我们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认真严肃的事情。如果那时我们在阿尔好好相处，现在早就大功告成了。”梵高搜集了一些高更的作品，一心想与高更一起出版一套有关南方的画册。

高更没有接受梵高的建议，他虽然尊重梵高的才华和人格，但上次的“刺杀”事件仍令他耿耿于怀，他婉拒了梵高的要求。

几周后，也就是1890年7月27日，梵高开枪自杀。梵高的死跟高更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粗心的画家却不以为然。他没有旅费去参加葬礼，伯纳代他去了。

高更写了一篇悼念文：“我并没有为他的死特别难过，因为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我很了解他与疾病挣扎的痛苦。因此，死亡对他是一种解脱、一种安慰。死亡将永远停止他所有的苦楚。来生，他将收获今世的耕耘。他去了，带着弟弟对他的思念和少许同行的了解，平静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