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新儒学

阳明心学讲一个“吾性自足”，反对“支离之病”，其特点是抛弃后代儒生对孔孟儒学的邪注歪解，直溯孔孟儒学的本源。但心学本身却被人误读，歪解，弄到最后，不只是“支离”，根本已经被“肢解”，零刀碎剐，五马分尸，彻底毁了。要说不幸，真是不幸。因为心学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源头活水，这个源头一掐断，中国哲学就断了流，成了一潭死水。但要说平常也平常，因为当年的孔孟儒学，也经历了这样悲惨的命运。

说起孔孟儒学，不得不顺便提一下所谓的“新儒学”。

“新儒学”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其所指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我们只知道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跳出来提倡一下“新儒学”，最著名的有荀况的“儒皮法骨学”，董仲舒的“董学”，朱熹的理学“…可”新儒学“出现之后，整个社会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最清楚的证据就是，每一次有人提出”新儒学“中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就会加强一步。似乎古人搞”新儒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皇帝强化独裁……

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又一批学者提出了“新儒学”，这次显然不是为独裁统治摇旗呐喊了，这回提倡的“新儒学”却俨然是一场“寒武纪大爆发”，各种说法铺天盖地，咬文嚼字训诂解析，繁杂无比混乱至极，结果是来得快去得更快，还没进化就先灭绝。“新儒学”尚未成型，急脾气的人们已经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一家伙连新带旧全砸了个粉碎。这一砸不要紧，所有中国人都忽然失去了信仰和精神寄托，就像曹操那首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是“乌鹊们”不会降落，是因为在暗夜中盲目起飞，飞到天上才发现自己两眼一抹黑，没了方向感，虽然绕树而飞，却是“无枝可依”，落不下来，哑哑狂叫，暴躁莫名，结果呢？一场浩劫！

由此可知，古人搞的“新儒学”是骗人的花招儿；而“五四”文人搞的“新儒学”是犯了阳明先生常说的“支离”之病，还没长大，先病死了。

其实孔夫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本意很多读书人都明白，知道这是一个“克”皇帝、“克”朝廷、“克”官府、“克”儒生，最后才“克”百姓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有无数清廉正直的官员，对自己，他们粗衣疏食，家徒四壁，教子极严，即使官至极品，也从不享受任何特权，这是“修身”上的功夫做到相当境界才有的结果。同时，这些官员又敢于议论朝政，劝谏皇帝，斗贪官，去恶政，维护百姓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不怕灭族。这样的官员比比皆是，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一万个例子。这些了不起的儒生中有多少人其实已经达成圣人境界？我们不好说，还是引用佛家那个典故最贴切，就是：恒河沙数。

本书的主人公王守仁，仅是古往今来这些“圣贤”中的一粒沙。

有这么多人能够理解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本意，就说明这个内涵是清晰存在的，是无可辩驳的，而且它对于儒生的自我修养、对于人生最高境界的达成，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确实就在这“克己复礼”四字之中。只要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先克上，后克下”的本意理解透，掌握住，儒家学说就成了一种永世不灭的普世价值观，两千五百年前它对社会有积极意义，两千五百年来它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哲学根基所在，就算再过两千五百年，相信“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仍然充满了正能量，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哲学根基。

可今天的中国人一提起儒家学说，却并不感到亲切。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儒家学说把道德标准拔得太高，动不动就是“圣贤”，就是“修、齐、治、平”，让普通人觉得难以承受；二是，儒家学说中混有大量的“糟粕”，种种约束，种种捆绑，令现代人感觉厌恶。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有答案。

儒学把道德标准拔得很高，原因是：儒学自创立之初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学”。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天下诸侯多如牛毛，大小邦国战乱不断，人民之痛苦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孟子生活在战国中叶，此时天下战乱已逐渐达到极顶，一场大战每每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参与，恐怖的大屠杀每天都在发生，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一幅“末日”景象。所以孔子、孟子都急着要劝谏君王，劝谏重臣，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顾及老百姓了。《论语》也好《孟子》也好，字字句句不是针对君王贵族们讲“克己功夫”，就是针对儒生们讲“修身之道”，谈到普通百姓的内容极少。因为孔孟之道是针对君王、诸侯和儒生们的一门政治学，当把这些“政治学”内容放在普通人身上的时候，道德被过度拔高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对此，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明确一个步骤，把“克己复礼”归结为先克皇帝、再克大臣、再克官员、再克儒生，最后克百姓，那些被“拔高”了的道德，就把它们安放在“高处”，由上至下做“克己功夫”，顺序正确了，问题自然会解决。

至于说儒家学说中有很多道德“糟粕”，陈腐愚昧，令人厌恶。这些糟粕。这些渣滓，其实不是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容，而是后世儒生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利益，人为添加进去的。

比如，战国末年，荀子把法家思想添加到儒学之中，造就了一个“儒皮法骨”的怪胎；汉代董仲舒不顾孔子“天道远，人道迩（近）”的思想，硬是把“皇权神授”的观念加入了儒学之中。后来的《白虎通德论》又把“三纲五常”强行加进儒学内容……历朝历代，皇帝们需要什么，就有“不肖的儒生”往儒学里添加什么，两千多年算下来，儒学之中的糟粕当然多了。

这些被人为添加进来的糟粕，其实是哲学中的毒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锐气渐失，民风渐颓，百姓越来越愚昧，社会越来越像一潭死水，甚至封建王朝一次次的兴、盛、衰、亡不断循环，内容如此相似，都是因为他们在不经意间吞下了这副精神毒药，于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病因”相似，“死状”相同。虽然每次朝代更替之后都有些聪明绝顶的人出来总结前朝的失误，为新王朝开一个缓解病痛的药方子。可皇帝的人欲无穷无尽，转眼间，他们又亲手往哲学之中添加了新的糟粕，新的毒药，结果新王朝终于还是生了病，病入膏肓，难逃一死。

生病不要紧，知道病因，就好治。

儒家学说把道德标准拔高了，不要紧，只要把儒学的“克己复礼”按照“先克上，后克下”的顺序重新摆放，这时你会发现，儒学那过高的道德标准，被摆放在“上层建筑”上的时候，刚好合适。

儒学内容太驳杂，糟粕太多了，不要紧，我们只要紧紧抓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八个字的本意不放，避开历朝历代儒生对《论语》《孟子》所做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注解，把所有混杂在儒学之中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挑出来，摒弃掉，还儒学本来面目，自然能提炼出一块纯而又纯的“万镒纯金”。

这个去除糟粕、提炼纯金的过程，就是“新儒学”吧。

所谓“新儒学”，不是已经定型，更没有陈旧过时。其实对新儒学的探索和提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