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了去广西平乱的决心以后，王守仁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动身。
听说先生要去广西，书院里的学生们都很舍不得。其中钱德洪、王畿两人对广西平乱的艰难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心里也更牵挂，就相约进府来见先生。进了新建伯府，直走进花园里，却见阳明先生扶着一根罗汉竹的手杖在小桥边的石凳上坐着。远远看见两个弟子来了，就招手叫他们过来。于是王畿在王守仁身边一块石头上坐下，钱德洪就在那个叫“天泉桥”的小木桥护栏底下随便坐了。
见两个弟子满脸沮丧，心事重重，王守仁笑着说：“我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广西之乱最多只算‘山中贼’，只要我心里没有一个‘心中贼’，良知明白，不受蒙蔽，平乱的事并不难办。”把两个弟子看了一眼，又说：“我这次去广西，可能两三年也回不来，你们学业上有什么不懂的，现在可以问我，等我走后，只能书信来往，就不那么方便了。”
钱德洪和王畿来给先生送行，心里本就恋恋不舍，听阳明先生这么说，钱德洪赶紧问道：“记得先生讲学的时候对我们说过，《大学》的第一章就是成圣的道路。学生对此不甚明了，想请教先生。”
王守仁略想了想：“大学》首章说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确实是成圣贤的道路，你有什么疑问吗？”
钱德洪笑道：“学生于这几句话似乎能懂，又似乎完全不懂……”
钱德洪说的这个“似懂不懂”听起来有些可笑，其实天下儒生多被邪说诱导，在读古人文章的时候个个似懂非懂，可这些人却以为他们看了后人注释，已经全都“懂”了，哪知道后人对孔孟学说的注释里早就下了毒，他们这个“懂”，其实是中了毒！
钱德洪身为王守仁的弟子，比一般儒生活得明白得多。他说“似懂不懂”，是一句大实话，王守仁点点头：“既然不懂，不妨动问。”
钱德洪立刻问：“请问先生，《大学》何以称为‘大学’？”
钱德洪这话问得又拗口又有趣，王守仁忍不住笑了出来：“你问得好。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的意思。”
“什么是‘大人’？”
“胸怀天下，良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是谓大人。”
钱德洪忙问：“先生说的‘大人’就是平时说的‘圣人’吗？”
王守仁摇摇头：“这是两码事。‘圣人’是一个人做了平常人不能企及的大事，别人尊敬他，硬塞给他的称谓。比如孔子，我们称他为‘圣人’，但孔子自己并不认可。《论语》中有记载：有一位太宰对子贡称赞孔子多才多艺，子贡就说：‘我的老师多才多艺，因为他是位圣人。’孔子听说以后很不以为然，对子贡说：‘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所以学会了好多手艺，这些事太宰哪知道呢？可见孔子并不认为他是圣人。再者，孔子去世以前有几句吟咏：‘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也不过自称‘哲人’而已。只是因为孔子所创的学说能救世济人，有大功于后世，所以后人尊称他一声‘孔圣人’，孔子若在，必不肯受这称谓。所以‘圣人’是别人封的。”
“可‘大人’却不同，所谓大人”，就是其心里的良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为一家，视亿兆百姓如亲人，有如此良知如此胸怀的就是‘大人’，那些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就是所谓‘小人’。良知也好，胸怀也好，都在自己心里，正所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所以‘大人’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一种气质胸怀，是不是‘大人’，我们自己心里就知道，我们的良知就能告诉我们答案，根本用不着别人说。从这里就明白，‘圣人’和‘大人’一个是称谓，是‘外求’而来的；一个是‘吾性’，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当然不是一回事了。
王守仁这么一说，钱德洪也有所领悟了。
王守仁又说：“刚才我说了，胸怀天下的是‘大人’，斤斤计较的是‘小人’，其实我们心中的良知都是至纯的纯金，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上头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之所以有些人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沦落为‘小人’，其实是他的良知被私欲蒙蔽了。但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永不泯灭，我们看见孩子掉到井里，就会生出恻隐之心，这是我们心里的仁义良知与孩子成了一体，看见鸟兽受伤哀鸣，就会觉得可怜，这是我们的仁义良知与鸟兽为一体了，这种‘良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我们生而为人固有的情操和品性，就算是个‘小人’，见孩子落井，他们也有恻隐，也会不忍，这说明他们心里也有一份永不泯灭的良知。这个随你如何永不泯灭的良知，就是《大学》第一句所说的‘明德’。”
说到这里，王守仁略一沉吟，又缓缓说道：“我刚才说了，就算最坏的小人心里也有良知，可他们却未必肯依着良知去做事。为什么？因为在面对功名利禄的**之时，他们的良知被人欲隔断了，只看见利益，忘掉了良知，为了一点小利互相攻击，互相陷害，甚至手足相争，骨肉相残！这时候还提什么‘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大人’，就必须时刻呼唤内心的良知，提炼内心的良知，把这良知炼得纯而又纯，灵明无比。这就是《大学》的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王守仁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解释透了，钱德洪不但听在耳里，甚而记在了纸上，自己又看了一遍，这才接着问：“第二句：‘在于亲民’又如何解？”
王守仁想了想：“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明‘明德’，是‘立’一个良知，所谓‘亲民’是达成这个良知。我常说‘知行合一’四个字，这你们都懂吧？心里生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良知来，这是‘知’；把‘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良知’应用起来，就是‘行’。怎么应用呢？当然是亲民，爱民，护民。把别人的父亲当成我父亲一样爱，把别人的兄弟当成我的亲兄弟一样爱，把别人的儿女当成我的儿女一样爱，这样一来，我心中的良知就与天下人合为一体了！这时候，我心里自然生出一个‘己欲立而立人’的念头来，想真心实意为天下人做好事，做实事。有‘与天下万物为一体’的良知，又依着良知去为天下人做好事，做实事，这是咱们这些儒生、这些官员一辈子的志向，你们说对不对？”
克己复礼，是先克皇帝，再克大臣，再克官员，再克儒生，最后克百姓。王守仁是个官员，钱德洪、王畿今天还是儒生，以后也许会做官。对他们而言，“克”皇帝，“克”朝廷，依着良知为天下百姓做实事，做好事，果然是一生的志向。钱德洪听得连连点头。
见钱德洪听懂了，王守仁也很满意：“大人’之学，在于明白良知这个‘明德’，光是明白了良知这个东西还不够，还要去‘亲民’，真正给百姓做实事，这才有用。‘亲民’都是什么内容呢？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无非如此吧？”
钱德洪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又问：“下一句：‘在止于至善’又何解？”
王守仁微笑道：“这句好理解。什么是‘至善’？良知提炼到极点，致良知做到极点，于是良知与天地万物一体，‘亲民’到了把百姓全当成自己的父亲兄弟儿女一样爱护，这就是‘至善’了。这至善是个纯而又纯的良知，达于此境界的人已经是个‘大人’，见了善的就尽力维护，见了恶的就毫不客气地指责，扬善去恶之心极诚，其意坚决，甚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或‘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修身达到如此地步，良知已经如此精纯，这就是‘至善’，有如此胸怀的，自然就是个‘大人’了。”
“至于《大学》里说的修身、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功夫，说穿了也都是从良知而起，都是一回事。你看，‘修身’两个字其实有趣，我们的身体难道会自己去‘修炼’吗？不会！当然是身体的主宰者，也就是那个灵明不昧的良知要去修炼，对吧？而良知在何处？在我们心里，所以要修身，就必须先正其心。人心之本体原是澄澈明净的，并无‘不正’一说，是因为意念发动，而后才有‘心不正’的问题出来，所以要正心，又必须先做一个‘诚意’的功夫。可是意念发动有善有恶，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意念究竟是善是恶呢？万一弄错了，把善念当成恶念，给克倒了；又或者把恶念当成善念，依着它去做了，想做‘诚意’功夫也做不成。所以想做到‘诚意’，又必须先做‘致知’的功夫。‘致知’二字怎么讲呢？致就是努力，知就是良知，连起来就是‘努力践行心中的良知’，这你都明白吧？”
王守仁一番话说得像连珠炮，钱德洪是个儒生，对于阳明先生说的话句句都懂，一边连连点头，一边赶紧抄录。王守仁也不管他，自己接着说：“良知是什么？孟子说得好，‘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所谓人皆有之，永不泯灭，这是常理。孟子又说‘不学而知是良知’，这是天命之性，吾心本体，自然昭明灵觉，是我们心底的定盘针。只要心中意念发动，心里的良知立刻被唤醒，而且知善知恶，最明白不过，任谁也欺它不得。因为良知能知善知恶，所以我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现在咱们想做‘诚意’的功夫，想辨别善恶，靠什么？全靠提炼良知，我称它为‘致良知’的功夫。良知认为是善的，必然去护，如果不肯护善，反而抛弃，这叫什么？这叫‘昧了良知’！良知知道是恶的，必然去责备，去改错，如果不能责备，不肯改错，反而一力遮掩，文过饰非，这叫什么？还是‘昧了良知’！昧了良知的人，说话，说的是错话；做事，做的是错事，我把这些人用八个字概括，叫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样的人就做不得‘诚意功夫’了。诚意做不到，正心，修身，皆无从谈起。”
“致良知’的功夫如此重要，必须做好，可怎么才能做好呢？你们一定要明白，‘致良知’的功夫不能凭空去做，不是在家里闭门空想的，一定要走上社会，在实际事务上做起来，这个在具体事件上做的‘致良知’功夫就是‘格物’。什么是‘格’？就是‘摆正’的意思。那些不正确的，不管是自己心里的意念，还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凡有不正的，咱们把它‘摆正’过来，就算挨打、贬官、杀头也不怕，一定要‘摆正’它！这个功夫就是‘格物’。”
说到这里，王守仁停了下来，愣愣地出了一会儿神，接着又说：“天下事有两件最难‘格’，一是皇帝的错，二是自己的错。‘格’皇帝之非，要冒杀头的风险，咱们格不格呢？要格，杀头也要格！可要是发现自己心里有了错，或者自己的事业上出了错，怎么办？若要认错改错，可能声名尽毁，可能事业尽丧，甚至一生成就、荣耀、权力、财富全被自己的一句话抹掉了，舍不舍得呢？这时候还是要痛下决心，‘格’到底！不可姑息。因为自欺欺人最容易，一句话就可以掩盖自己的过错，可文过饰非会把人变成‘乡愿’！在‘格物’上头不能痛下功夫，‘致知’就没意义。良知一失，‘诚意’、‘正心’全都丢了，到最后，良知变成了人欲，‘大人’变成了‘乡愿’，过失却还在那里，根本掩饰不住，总有悔之莫及的那一天！”
王守仁讲到这里，钱德洪全听明白了：“所以《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就是先生讲的这个意思。”
王守仁点点头：“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说来说去都是一件事，就是在良知上用功夫，这个功夫下到了，也就不止于修、正、诚、致、格这几件了，拿这个修炼出来的纯正良知去面对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在话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是儒学的核心，孔门的‘心印’，明白这些，就找到了成圣贤的路，绝对错不了。”
被阳明先生一解释，“成圣贤”的大道豁然明朗了。钱德洪心悟手写，把这些话都抄录起来，王畿在旁听着也深有领悟。
其实钱德洪这个问题对王守仁也触动颇深，把两个学生都看了一眼，忽然说：“前些日子我闲坐无事，把一生领悟到的学问大致总结了一下，得出四句话来。本打算认真想想，等成熟以后再讲给你们听，可现在出征在即，没时间了，现在就把这四句话念给你们听，以后再传给其他人吧。”略停了停，缓缓诵道：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古人说“大道至简”，这话一点没错。王守仁半生领悟到的心学要旨，总结起来却只是四字直愣愣的大白话。王畿和钱德洪听在心里，都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见两个弟子沉吟良久，脸上都现出喜色，似有所得，王守仁问道：“你们对这四句话怎么看？”
王畿先说道：“我觉得先生这四句教之中，尤其第一句意义最大。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实在是一种高尚境界了。可先生这几句话似乎还没说透，学生以为如果人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识也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意识，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心、意、知、物皆无善恶，这‘四无’的状态最近天理，实为化境。”
听王畿说出“心的本体无善无恶”来，守仁倒高兴了一下，但听了他后面说的话，却又不言语了，扭头看着钱德洪。
钱德洪是个老实人，又想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道：“我觉得先生这四句教说的是：人心的本体原来无善无恶，可在社会上走动，人心就难免受世俗的沾染，意念上也就有了善恶，我们要用良知判断心里的念头是善是恶，再格物，诚心，正意，修身，下这些功夫，无非是要除去心里的恶念邪欲。所以学生以为心、意、知、物四端皆难免善恶纠结，一定要着实下一番‘克己’功夫，才能有所收获。”
王守仁提出“四句教”，想作为自己一生学说的总结，哪知两个弟子听后竟各自表述，王畿说了个“四无”，钱德洪说了个“四有”，两人的思路不但不同，而且已经有了抵触。可是在王守仁听来，这两个弟子的领悟各有道理，都不全对，也都不能说全错，一时之间不好纠正。自己又琢磨了一回，这才说：“我这四句教分为两层，那些天生聪明悟性极佳的人看到的是一层，老实敦厚实心用功的人，看到的是另一层，你二人所说各有道理……”说到这里又犹豫了半天，想着怎么才能把两个弟子思想上的差别调和纠正，可调和思想比其他一切事都难，加上王守仁满脑子想着广西的战事，心里也乱，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能把这些话先放在肚子里，等以后再说吧。
可阳明先生哪里知道，这次去广西平定叛乱竟是他人生的终点，其后王守仁再也没能回浙江讲学。他掷给王畿、钱德洪的这个“四句教”也被扔在这里，再没机会亲自点评阐述了。
王守仁去世之后，王畿和钱德洪对四句教理解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闹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起了一个很糟的负面作用。
阳明先生留下的“四句教”是对其致良知学说的一个总结，这四句话的内容相当平实，并无高深莫测之处，若一味把四句教往“高深莫测”之处琢磨，反而会像王守仁自己说的那样，“越说越糊涂”。
俗话说：宁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越说越糊涂”是不行的，咱们宁可把四句教解释得简单些，也别把它弄成一锅“高深莫测”的烂糨糊。
自从“四句教”被公之于世，所有人都看出来，这四句话其实分成两层意思，其中第一句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后面三句则是另一个意思。
“四句教”后三句的意思比较直白。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这句话是说人心里的意念一旦发动，善、恶的念头就开始产生。
“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一句可以倒过来看，良知（就）是知善知恶。这与阳明先生常说的“良知是个定盘针”、“良知是自家的准则”、“良知是个灵明”是同一个意思，良知在人心永不泯灭，而且极精，极明，一唤即醒，但依良知去做，何等简易！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理念，阳明先生在这上面早就阐述过无数次了。
“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句话简单解释起来，就是良知以为正确的就勇敢地坚持，良知以为错误的就坚决地反对，要勇敢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程度，要坚强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的地步，甚至能够直达灵魂深处，凭着良知的指引，敢于否定自己一生的功过事业。如能到这一点，就是成圣贤的路。
但若单从学术上来理解，这一句还有个内涵，就是对古人提出的“格物致知”理念做了一个注解。
古人认为《大学》里说的“格物致知”的理论极为重要，不管朱熹还是王守仁，都把这四个字看作“成圣贤”的途径。而阳明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格”什么，格的是“是非之心”，“致”什么？致良知。
其实阳明先生早就说过：“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了，格物致知，格，是格一个良知，致，是个致良知。于是“格物”和“致知”就成了同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阳明心学大讲特讲的“知行合一”，知是知一个良知，行，是个致良知。
把“格物”和“致知”合并为一个简单明了的“致良知”，天下人就真正找到了一条“成圣贤”的路，“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是尧舜”的境界从理论上就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四句教”的后三句，大概意思就是如此。但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所表达的意思却和后三句很不相同。其区别就在于，后三句是实用的，而这第一句却不是“实用的”，它是在讲一个哲学理论。
打个比方说，在整个宇宙中仅有两个人存在，这两个人并排站着，甲说：“你在我左边。”乙说：“你在我右边。”于是就有了左右之分。甲说：“你比我胖。”乙说：“你比我瘦。”于是有了胖瘦之分。甲说：“你长得比我白。”乙说：“你长得比我黑。”于是就有了黑白之别。
这时候我们让甲离开，使他消失了，没有了，不存在了。只剩乙还站在这里，那么此人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是个胖子还是个瘦子？是比较黑还是比较白？都无从谈起了。
“心之本体”也是一样，有一个恶念，才会相应地出现一个善念。假设我们的心之本体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以至于纯净清澈，廓然大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恶念全消，点滴不剩，这时候，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了“恶”，对“善”也就不必刻意提起了。因为我们的“心之体”已经到了纯而又纯、毫无杂质的程度，完全没有“恶”了，也就不必费力气再去刻意追求“善”了。于是无善无恶，纯而又纯，达到了道德和精神的最高境界。
但这种“心之本体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只是一种被架空了的理想状态，只存在于“理论范畴”之内。在现实中，这样一种境界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人就是人，我们不是神仙，单靠克己功夫，致良知，提炼良知纯金，虽然能使自己的良知提炼得极为精纯，却无论如何无法达成这种“百分之百纯净无瑕”的状态。就像最纯的黄金，其纯度也无法达到百分之百一样。
王守仁在“四句教”里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无非是对古代哲学思想中关于“大公、至圣、无我”之类概念做一个回应罢了。
可王守仁自己绝没有想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句话竟被后人误读曲解，引发了太多不必要的争议，甚至他的爱徒王畿等人还在这上头犯了错误，走了弯路，提出一个奇怪的“现成良知”理论，使得心学“浙中”一派成了王学末流，起了不好的作用。更有人因为这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而攻击心学，认为心学内容“类禅”，很不可取。
一句用来阐述人类道德最高标准的哲理之言，只因为所阐述的是超乎现实的“理论上的道德标准”，竟被后人误解得一塌糊涂，引发这么多不必要的争议，实在没什么意思。而且相对于“四句教”的后三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确实有些拔得过高，实用性反而不足，所以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后人知道其大概意思就行了，尽量不要过分深究，以免越说越糊涂，越搅和越混乱，引发“支离”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