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恩斯·巴林顿是一位学者兼科学家，他对莫扎特非常感兴趣，他希望知道这个男孩怎么会有如此出众的才华。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搜集了许多资料，甚至派人去萨尔斯堡查证莫扎特的出生日期。他后来发表了一篇报告，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报告中以对莫扎特以及他父亲所进行的第一手观察数据为基础。

巴林顿通过观察发现，莫扎特最初的音乐活动似乎只是在寻求乐趣，后来他才渐渐发现他的音乐可以给别人带来快乐。巴林顿还注意到，当莫扎特显露才华而不是专为自己娱乐时，他“有一点违抗的表现”，但很快就开始顺从。这个时候的莫扎特已经八岁，他成了整个欧洲的名人，开始遵从别人的期望而生活。

巴林顿在这个男孩身上发现了比音乐技巧更多的东西，莫扎特显然不是单纯地用技巧来演奏乐曲，他已经和音乐合而为一了。当他弹奏抒情调时，他会用“微弱而像婴儿似的”声音深情地吟唱。巴林顿曾请求他即席作出爱的音乐和怒的音乐，莫扎特过分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情不自禁，以至于“像一个着了魔的人敲打着他的大键琴”。莫扎特在与他父亲作二重奏时，如果利奥波德在弹奏中出现了错误，莫扎特就会“稍带怒意地回头看看”，并且马上要求他改正。有时候，这个孩子也会突然停止弹奏，“把一根棍子当做马，夹在**在房间里到处奔跑”，似乎与其他同龄的热衷于玩耍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据巴林顿说，莫扎特常常在半夜里“受到音乐意念的灵感”而醒过来，这时他一定会睡意全无，马上跑到大键琴前去弹奏。大多数人偶尔会记住一个调子，然后把它演奏出来，而身为作曲家的莫扎特则能听到还没有写出来的音乐。

熟悉莫扎特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幼年时候的他太过严肃，少有那个年龄的孩子该有的活泼调皮；而成人后的莫扎特却带有孩子气，我行我素得有点任性。

当然，幼年时的这种严肃使他免于被惯坏，他了解自己的才华，却并没有过分骄傲。很多孩子有耀眼夺目的天赋，却因为孩童时期受到大家普遍的注意和纵容，而失去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智。《伤仲永》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莫扎特幼年时这与年龄不相称的威严是怎样形成的，就跟他从何处得到如此的才华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1764年夏天，利奥波德患了重病，这次患病加上莫扎特的成功，使得他们在伦敦生活了一年多。利奥波德卧病在床的时候，莫扎特就开始作曲，他写了四首奏鸣曲献给英国皇后。从这时开始，莫扎特就持续不断地作曲，从一个演奏者转变为一个作曲家。

莫扎特大约有六百多首作品，但在他生前只出版了七十首。不同的出版商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为他的作品编号，结果造成了许多重复。1784年以前，莫扎特从未在他的作品上注明日期，甚至也从未列出作品列表。

莫扎特的作品第一次完全按年代次序编目，是由鲁德维格·冯·科歇尔博士在1862年搜集整理成的。鲁德维格·冯·科歇尔是19世纪德国的学者，他曾为植物和矿物编目，也是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科歇尔详细研究了莫扎特作品的风格和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莫扎特的笔迹，以这些作为指引，来确定作品的日期。然后再根据日期为作品编上一个号码，并在前面加上字母K（代表科歇尔）。K.1是莫扎特1762年在家里写的小步舞曲，K.6到K.9是这一时段在伦敦时为英国皇后写的奏鸣曲。每件作品，不管它是一支三分钟的歌还是一部四小时的歌剧，都有自己的号码。最后一个号码是K.626，是《安魂弥撒曲》。

科歇尔最初的编目曾经修改过好几次，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新的莫扎特作品被发现，有些则被指认出正确的日期，也有一些原被认为是莫扎特的作品，经过鉴定却是别人的。科歇尔原来的编号虽然有一些疏漏，但大家对它太熟悉了，所以不好改变，于是新发现的作品就被挤在里面，而在后面加上“A”、“B”以作区分，例如K.285A。科歇尔编列的这份目录虽然在表示作品年代方面仍有缺失，不十分准确，但它的深入人心却可见一斑。每次莫扎特的作品被用来表演或广播时，科歇尔的编号总是和曲名一同被播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