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改革内容已经严重触及了大多数高层官员的利益，守旧派势力开始反击了。他们再次抨击范仲淹一派是朋党，还秘密调查起他们。欧阳修也被明升暗降，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改革途中隐患重重，新政岌岌可危了。

反对派以夏竦为首。夏竦自因范仲淹等人劝谏被取消任命枢密使后，就与范仲淹一派势不两立，恨透了他们。于是他发动一批反对派，时常指杜衍、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为党人，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进呈宋仁宗，内容有：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于是宋仁宗就问范仲淹，自古以来，小人大多相结为朋党，难道也有所谓君子之党吗？

范仲淹回答他，当初在边关时，就曾注意到兵士当中，凡好战者自会成为一党，怯战者也成一党，这似乎是物以类聚的自然现象。在朝廷，有邪党、正党之分，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其间的取舍，完全要看皇上的明察。如果说，相结为朋党，但却是朋而为善，则这种朋党对国家又有何害？

夏竦得知欧阳修上呈的《朋党论》后，因为等于被指为“小人之伪朋”，不禁恨上加恨。

写《庆历圣德诗》的石介，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建议他“行伊、周之事”。而这封信的内容不知什么原因，被夏竦得知了。

所谓“伊、周”是指商周的贤臣伊尹与周公。“行伊、周之事”也就是辅弼天子的意思。可是与“伊、周”只差一个字的“伊尹”“伊霍”，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伊尹曾放太甲于桐，霍光则废昌邑王，改立汉宣帝。“伊霍之事”变成是人臣废立天子的意思。

夏竦得知石介所写书牍的内容后，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命女奴偷偷摹仿石介的笔迹，把“伊周”改成“伊霍”，并且还伪造了一份诏草，说是石介帮富弼撰写的废立诏草，然后火速上闻于宋仁宗。宋仁宗看了并不相信。范仲淹与富弼为了避嫌，不敢自安于朝廷，于是都提出巡按边地的请求。

此时宋、夏和议还没签订，这个时候，传说契丹准备征西夏，局势极不稳定，所以范仲淹的坚请调职终获首肯，他得以离职转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两人的相继离去，更引来反对派打落水狗式的攻击，朋党之论越发嚣张。随着谗言越来越多，宋仁宗也开始动摇了，对改革的热情已经没有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边境危机消除。

1045年年初，曾经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又恢复原职。

庆历新政以火热的势头展开，但不久就被扼杀了。究其失败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诬陷范仲淹、韩琦等为朋党。宋仁宗因为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和对朋党的避忌，他不想改革了。宋仁宗当初要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西夏的危机，这时已经与西夏和议了，这也是他放弃改革的原因。

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新政严重损害了宋朝的统治基础——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宋仁宗也是要废除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