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筏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趴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曲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就是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每天碰头。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现在天气开始变的很冷很冷，万物的隔阂大概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了吧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到。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毋需再借助掘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喝抑郁寡欢，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地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一点也用不着隐匿自己平常那颗悒郁的心灵，就像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呐。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呆在监狱里呐。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马耳东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考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于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加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我又放出了惯用的逗笑烟幕弹。

“有一句话叫\'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人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而且性情出奇地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就是说近于半疯狂的彻底甩掉女人。据《金洋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呐。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编造的关于“钱一用完，缘分就断”的胡言乱语，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由常子结的帐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相距甚远，我也会对常子感到恐惧，而且我觉得，一旦再遇到那些与自己谁过觉的女人，她们就会对我勃然大怒，所以对再见到她们颇为胆怯心虚。正因为我的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那两个世界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掘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这个恶友主张离开现在的摊铺去另一个地方喝酒。可是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硬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我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那儿真可谓是\'酒池肉林\'......”

“是一个酒馆？”

“对。”

“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掘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可是好想要个女人呐。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市不大愿意让掘木演出那种醉态的。掘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亲她，行吗？”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不要紧吧？”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掘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另一个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掘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常子眼看就要被掘木亲吻了。

但我并不是一种觉得可惜的感觉。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有可惜的感觉，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奋起与人抗争的力量，以致于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默不做声地眼睁睁看着一个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了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不过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接受着掘木强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掘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般老老实实地彻底绝望了。我来回瞅着掘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算了吧！”掘木歪着嘴巴说道，“就连我这种穷光蛋也要的女人......”

他就像是困窘至极似的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

“给我酒，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近、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遭受到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掘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致于我平生第一此觉察到了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嘛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运动等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不加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帐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喝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体验到的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是钱，它带过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纨绔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一起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近署长室的当口，署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爿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二执拗的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查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人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异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整个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心旷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长得漂亮的话，那也无疑室一种**荡邪恶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可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没有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中满是悲凉地坐在检查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