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我收到泰戈尔九月四日从加尔各答来的信，说要到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方能动身到中国来。来信简译如下——

徐君：

来信收到，甚感且喜。余本期早日来华，不意到加尔各答后与我子皆得骨痛热病（Denguefever），以致原定计划，不能实行。令幸我二人皆已痊可，本当就道，但念转瞬寒冬，不如竟待春回时节，再来中国，今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离印，约三月间定可与贵邦人士相叙，迁延之愆，尚希鉴宥。如此时日既宽，我亦可从容预备讲义，当如君议先行寄华，俾可译成华文，以便听众。

恩厚之君（Mr.Elmhirst）来信，为言彼来华时备承渥待，及贵邦人士对印度之情感，使我来华之心益切，明春来时，欣慰可知。

华友多有来信欢迎者，希君代为转致谢意，君盛意尤感。此颂

安健

Rabindranath Tagore

拉平德拉那士·泰戈尔

这封久盼的信，隔了四十六七天，从天津转北京，北京转硖石，硖石又转杭州方才到了我收信人的手里！我给他的信，是七月底从南开大学寄的，所以他的回信也寄到天津，差一点寄不到。

这次泰氏来华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国，我现在乘便说一说经过的大概，免得一部分人的误会。最先他的朋友英人恩厚之到北京来，说泰氏自愿来华，只要此间担任旅费，因此讲学社就寄了路费给他，盼望他八月间能来；后来他来了一个电报，说十月来华；最近他的友人安德罗氏（Andrews）来信，说他在加尔各答得了热病，不能如期来华。以上各节，已经《晨报》及《时事新报》登过，但最近还有人以为泰氏是中国出了钱，特请来华讲学的——这是误会——所以我又在此声明。

我们这一时，正在踌躇他的来不来。我个人承讲学社的请托，要我等他来时照顾他，所以益发的不放心。因为泰氏已经是六十以外的老人，他的友人再三的嘱咐我们说他近来身体不健，夏间又病了好一时，不能过分的任劳；他又比不得杜威与罗素早晚有细心的太太跟着伺候（杜里舒虽则也有太太，但他的胖太太！与其说，她伺候老爷，不如说杜老爷伺候她！）他来时是独身的，——所以伺候这位老先生的责任，整个的落在我们招待他的身上。印度人又是不惯冷的，所以他如其冷天来，我们也就得加倍的当心。老实说，我是被罗素那场大病的前例吓坏了。

现在好了，他今年冬天不来了。等到明春天暖了再来，在他便，在我们也便，真是两便。

而且除了招待的便利，还有一样好处。泰氏说他要利用延期的时间来写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正好利用这半年工夫来准备，听他的使命，受他的灵感。我们既然知道含糊的崇拜是不对的，我们就应得尽相当的心力去研究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思想，领会他的艺术——现在正是绝好的机会。他到中国来一次，不是一件容易、随便的事；他的使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的。我们当前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从他的伟大、和谐、美的人格里，得到古印度与今印度文化的灵感，同时也要使他从我们青年的身上，得到一个伟大民族觉悟了的精神与发展的方向。这才不负他爱敬我们的至诚，他不惜高年跋涉的一番盛意。

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凡是曾经直接或间接从他的诗文里得到益处或是仰慕他的，对他同等负担的责任。已经多少能够了解他的，应得“当仁不让”的出来对心愿而未能的，尽一种解释、指导的责任。因为泰氏到中国来，是来看中国与中国的民族，不是为部分或少数人来的。除非我们挥着手，摇着头说“我不知泰戈尔是什么，我也不愿意来知道他是什么”或是“我知道他是什么会事，但是我不喜欢他，我以为他到中国来是不应该的，即使他自己要来，中国也应得拒绝他的”；除非我们取上列的态度，我们就应得趁这个时机尽相当的心力来研究他，认识他，了解他，预备他来时欢迎他，爱护他，那才不负他远渡万里的辛苦，那才可以免了“迎神赛会”的陋习。

还有一两句，我乘便要说。诗人的话，尤其是泰戈尔的话，差不多像秋叶的颜色一样，没有法子可以翻译得像的。他演讲的习惯，是做成了文章拿到台上去念。谁也没有大胆，凭空来口译他这类的讲演！至少我是不敢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也许可以实行。他正式的讲演，至多不过六次或八次。我要他先寄稿子来，预先翻好了，等他讲演时，连着原文一并油印好了，分给听众，那时我们可以免了粗陋的翻译的麻烦，可以不间断的领会他清风鸟鸣似的音调了。

还有泰氏最喜人家演他的戏，我很盼望爱他戏剧的同志，也应得趁这个机会努力一下！

致泰戈尔（二）[12]

敬爱的泰戈尔先生：

圣诞节已至，我本应该早一些向您写信。我们这些“天朝人”有一大臭名昭著的习惯，那就是懒惰。有时候，我犯起懒来，别提使他人大跌眼镜了，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今年一月，我的一位英国朋友来信说道，倘若他在年底才收到我的回信，他也丝毫不会惊讶，毕竟这是意料之中的。他太了解我的习性了。您一定清楚，狄更生、罗素等西方人士所大加赞赏的，不正是我们骨子里的这股惰性吗，他们的赞美之词是多么的热情！

您寄来的那封友好的信件被送错了地方，险些与我们无缘。我们望穿秋水，等得心急火燎，十月底终于盼来了音讯。您和您儿子在夏天患了病，故而今年无法来华的消息让我们万分难过。但您慷慨许诺将于明年春天到访，我们欢欣鼓舞，不胜感激。或许印度对我国文学界的动向报道甚少。我们已做周全安排，恭迎阁下莅临。附近的各大杂志社均刊登了您的文章，为庆祝您来华之行，有的还推出了特刊。您的大多数英文作品都被译作中文，不少作品还诞生了多个译本。纵观东西方，以往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您一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引起如此真挚的兴趣，也极少有人像您一样予以我们如此深刻和广泛的启迪，我们古代的先贤或许也不可与之比拟。您的影响力犹如春回大地——忽而降临、生机盎然。我们年轻一代刚刚从旧制度里解放出来，好似枝头上娇嫩的花蕾，迎接春风的环抱、露珠的亲吻，以期惊艳盛放。我们肤浅的思想和情感，因您的诗篇而增色；为我们刻板和庸俗的语言，因您的杰作而鲜活。如果说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其字句必然有一种力量，使读者心潮澎湃，震撼他们的灵魂，您就是现今最佳的佐证。这就是我们为何殷切渴望您的莅临。我们坚信，您的到来必将给这个黯淡无光、充满猜疑、动**不安的时代带来宽慰、安宁和愉悦，必将坚定我们对人生大事的信心和希望，而这份信心和希望也是您为我们注入的。

近些日子中国还算得上太平。像其他地方一样，报纸上政治新闻，大可不必太过在意。它们总是夸大事情真相，即使并非胡编乱造。以我的故乡浙江省为例，它与周边省份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因而一直为战争的威胁所笼罩。但实际上，除了小打小闹之外，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我们确信，明年春天您的来华之行必定一帆风顺。烦请您尽早告知起航时间，如有任何我们应当提前办妥的事项，也请如实相告。另外，我会将您的演讲稿译为中文。

此候

徐志摩敬启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城西石虎胡同七号

致恩厚之（一）[13]

尊敬的厚之先生：

欣悉您已回国并将于今春与泰戈尔先生一同来华。我们终于能一睹那位圣贤的风采了。即将与您在此重聚亦使我极其开心。去年夏天我们就已准备周全，只待泰戈尔先生大驾光临，可惜他来信告知其行程有变。我们在西城订了一间配有暖气的私人宅邸，各类现代的享受也是应有尽有。若泰戈尔先生无异议，我们依然选择那个地方。我欲租下故宫内的团城，也就是您参观过的地方，那里有一尊著名的玉佛，还可将三海胜景尽收眼底。但我的打算还是落空了，出于政治局势的缘故，一切都是那样动**不安。若泰戈尔先生喜爱中国古典建筑或某些阁楼庙宇，请您务必及时告知。这不会给我们增添半点儿麻烦，凡是有什么能让我们这位尊贵的来宾称心如意、愉快度过其中国之行，我们都会乐意效劳。行程上若有任何特别要求，请尽早坦诚相告。得知泰戈尔先生近来多有疾患，我们无不焦急万分，愿其早日痊愈，有充沛的精力来抵御航程中的风浪。您陪同泰戈尔先生出行，可谓帮了一件大忙。

最近几个月我在南方居多。四个月前我的祖母与世长辞，我的母亲两度病重，所以我不得不留守照看。我现住在东山脚下，此地风光旖旎，静谧宜人，有不少残垣古迹，周围是数以百计的墓地。我预计不久后回京，当您抵达中国时，我会赴上海迎接你们一行。洛维斯·狄更生先生前不久给我写过一封信，抱怨您未去拜访他，或许您是因为太忙碌而疏忽了。顺便问一句，您是否收悉我给您寄的包裹，里头装有印章等物品。邮寄的地址我应该未填错。泰戈尔先生答应我会事先将他的讲稿寄来，以便我译作中文。我们在此提前致谢。

向泰戈尔先生、安德鲁先生及您的同仁们致候。

徐志摩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浙江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