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做了一辈子机关文员，在枯燥的公文堆里长途跋涉，我很庆幸自己对散文有着一种持久的阅读兴趣与偶尔涂鸦的业余爱好。我常常想，要不是有这份钟爱，我可能早就失去了撰写公文的耐心，早就浮躁地离开了公文岗位。所以，我要感谢散文这种文体为我带来的公文坚守与职业耐力，感谢散文对我的陶冶滋润。
爱读散文，我既选名家，也不薄小卒（因我自己就是小卒一枚）。名家文集、期刊专栏、报纸副刊，甚至于微信公众号，只要是散文类的文章，或候会闲暇，或乘车空隙，或茶余饭后，或睡前时分，我都会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默诵一页，静读一篇。作为消遣自娱，已成一种行为自觉，在填充时间空档的同时，不失为一种汲取精神营养的好方式。有时读着一段佳句，像是在饮一杯香茗，滋心润肺，醒脑提神；有时读着一篇美文，像是在品一道珍肴，津津有味，回味无穷；有时读着一部文集，像是在沐一场大浴——浸泡其中，**涤污垢。散文里的乾坤，字里行间的心机，散发着每一个写作者的人生感悟与智慧光芒。读它，可以照亮你抑郁的心湖，可以敞开你狭隘的胸怀，可以引导你前进的航程，直至你自带光芒、自觉阳光。
对散文阅读的钟爱，始自年方十八。那时我在神农架脚下的马桥水电站做发电工人，每月工资连同夜班补助总计二十七元，我却每月从中挤出六七元，订阅上十种文学刊物（那时文学月刊每本定价仅有五到八角钱）。其中，天津的《散文》杂志是我的最爱，不仅每期都认真拜读，而且还把描写风景、抒情表意的好句子摘录到笔记本上。后来调到县里再到市里工作，我也仍然订阅《散文》，并加订了《散文选刊》《美文》等杂志。到书店，首先去的是散文专柜。沈从文、贾平凹、梁衡、卞毓方等散文大家的集子我见了就买；还有每年出版的散文年鉴、各种版本的散文选集，我都是要买了读读的。读有所悟，便生动笔冲动，没有正规专业训练，纯属业余自娱自乐，四十年间，林林总总，有近七十万可归属散文门类的文字见世。受繁琐公文任务、紧张工作节奏所限，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公文之余的率性而为。
也许是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有所观察思考，一度（主要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的那几年），我写了不少短平快的杂文、言论、时评，对伴随经济大潮而频发的各类腐败、不正之风、世相异态等，以读书人特有的方式，愤世嫉俗，义正词严，虽不敢说是“匕首、投枪”，可多少也有一些犀利之味。有位知心朋友在报端看过我的这类文字后，某天相聚，他真诚地劝我最好不要写这类东西，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惹是生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独善其身要比惹祸上身好，保护自己也要靠自己。听罢细思之，朋友还真是在为我着想。于是，自此便不再写那可能会惹是生非的文字。可对过去已发表的多篇杂文，它们像是自己养的孩子，我总是舍弃不下，思谋着把它们汇聚一块，也算是时代的一枚烙印。再说，这类文字大体属于散文范畴，便试着收录到这本集子里来，一则是为文集增添一点成色，一则是为了不可忘却的那些“孩子”。
数十年来，去过不少地方，我觉得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大自然的山水对我才有吸引力。在大自然中观察山山水水，在山山水水里聆听自然之音，是能听懂自然物语的。所以，我的游记文字都来自自然山水。而对于那些豪华的大城市，我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游览笔记。二〇一五年七月，我请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完整公休假，与几位友人自驾游览西藏，川（藏线）进青（藏线）出，西路迢迢。无垠的高原与深切的大川，让我们纵览了浩瀚无比、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看到了西部名山与江河奔流的真境实况；也让我们在苍茫的西路上捡拾到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碎片，领略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藏族传统文化的魅力。途中**难抑，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万余字的观感笔记。回到襄阳，经过充实整理，形成了四万余字的《西路苍茫》，这是我的首篇长篇游记散文，倾注了我对触摸西藏这片世界高地的深切感受与全新认知，我自认为是调动了我的全部文字组织能力与知识储备。写完放了几年，新冠疫情猖獗期间，我在家得空拿出来精打细磨，被《中国散文家》全文刊发，了却了变其为铅字的心愿。
还是感谢那位当初劝我不要写惹火烧身文字的知心朋友，在我向他表达出版文集的想法后，他迅速帮我联系长江文艺出版社。在与编辑协商组织文集篇目时，我首选《西路苍茫》作为书名，个中用心可以窥见——有些地方，也许一生只会去一次，却可以让你把它永远留在心间；有些旅途，也许一生只会走一程，却可以让你的心灵得到质的升华；有的朋友，也许一生只会遇到一位，却可以让你任何时候想起他都如沐春风。
《西路苍茫》是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游记占了绝大部分。为了在厚度上使其像本集子，也为了不忍丢弃过往的笔端印痕，收录了一些与游记完全不同的文字，还配了一些我自己实地拍摄的照片。这样，本书便有了“大杂烩”之嫌，还望读者朋友海涵。
《西路苍茫》的出版，在感谢我的知心朋友之后，还要感谢著名小说家晓苏先生推荐散文家温新阶先生在百忙中为之作序，感谢我的老乡、书法家钟明喜老前辈，在春城昆明为之题写书名。
郝敬东 2021年6月于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