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杂志评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10名超级富豪，依次为：马里帝国国王穆萨、罗马的恺撒大帝、宋代中国的神宗皇帝赵顼、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

作为草原“黄金家族”的主人，成吉思汗登上这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排行榜”是理所当然的，但宋神宗居然被列为史上第三富，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有人可能会生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也有人会理性地认为，宋神宗的入选有利于扭转人们对于宋代“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但我分明觉得，这个评选就是一场一本正经的扯淡。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神宗坐像

《时代》杂志选中宋神宗，理由是“尽管他在位仅18年，去世时才30多岁，但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宋神宗在位期间，北宋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时代》还宣称，“榜单结合了多名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比较了富豪个人拥有财富占国家与当时世界GDP的比重，最终排出名次”，似乎做足了功课。但按北宋的GDP将宋神宗评为超级大富豪，其实显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陌生与自以为是。

国民财富、国家财政不是君主私产

《时代》杂志首先混淆了国民财富与皇家财产之间的界限——准确地说，他们或不相信宋代中国存在着一条这样的界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难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么？

在推行家产制的草原汗国，“黄金家族”确实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产都当成自己的私产，“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但在宋朝，宋人并不认为天下为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时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这个财富也是国家、国民的财富，并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财产。赵顼本人也绝不敢将国家与国民的财产据为私产。

其次，《时代》杂志混淆了国家财政与天子私财之间的界限。宋神宗在位期间，经过志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政府确实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量。用宋人的话来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财富归国家财政所有，可不是赵氏皇帝的家产。

钱宾四先生曾指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与政府分开的一个表现，便是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的分立。宾四先生在介绍汉代政治制度时说，汉朝的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这套制度延续至唐宋，只不过机构的名称改变了。唐代的国家财政机构为转运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库则为琼林、大盈二库。宋朝的国家收入也分属户部、三司控制的国库与独立于国库系统的内藏库。

国库非君主之私产。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代国库的这一性质。宋真宗时，“帑藏盈溢，其名数皆籍于三司，其总数在三司使得之”。皇帝并不掌握国家财政的统计数目。真宗“屡欲知其数，宰相李文靖公沆终不肯令供。恐其知数而广用也”。皇帝想知道国库储存几何，多次找财政部要报表，但每一次都被宰相李沆拒绝掉，说皇上您不需要知道国家财政的数目。这事情要是发生在中世纪英伦，恐怕要被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书特写，但发生在宋朝，就鲜为人知了。

政府动用财政，需要审计

而且，在宋代，每一笔政府公帑、内廷经费的使用，都需要经过重重审计。应该说，宋代的审计制度是比较发达的。我们知道，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政中的清廷取法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审计制度，设立“审计院”，但由于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审计院尚未运作，清王朝已经先完蛋。而实际上，早在十二世纪，南宋人已经建立了审计院。从审计史的角度来看，宋朝的审计制度可以说是历代最繁密的，宋人对审计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王朝。这应该跟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财政规模的庞大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深切介入有关。

如果要总结宋代审计制度的特点，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不可不提。第一，审计的专业性。宋代前后设立了多个专职的审计部门，北宋前期的勾院、都磨斟司、勾凿司、三司会计司，后期的比部、审计司以及成立于南宋的审计院，都是审计机关。“审计”一词，也最早出现于宋代，其含义跟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宋人是这么解释“审计”的：“自宫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吏，凡赋禄者，以法式审其名数，而稽其辟名者。”意思是说，审计的对象是“赋禄”，即国家的财税收支（含皇室经费）；审计的方式是审核财税收支是否合乎“法式”；而审计的重点则是“稽其辟名者”，即核查是否隐匿财物。

第二，审计的独立性。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国家的财税机关是三司，财税审计部门也隶属于三司，有“财审合一”的特点。元丰改制之后，撤销三司，财税大权归于户部，作为国家审计机关的比部，隶属司法部（刑部），恢复了唐代的“财审分离”制，由司法部审计财政部，独立性是不言而喻的。南宋时成立审计院，隶属太府寺（宋代掌财税出纳的部门），对户部的审计也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审计的严密性。在宋代，每一笔财政支出，都要经过层层把关，先由一个部门（如三司）开具支取凭证，由另一个部门（都凭由司）审核，审核无误后盖印签发，送出纳部门（如粮料院）领取钱物，支讫，出纳部门填写开支报表，送回审计部门核销，事后所有的账簿还要交另一个部门（如都磨斟司）审计。

为应对如此复杂的审计程序，宋政府同时设立了多个审计部门，这些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十分严密的复式审计体系，包括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专项审计、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初审、复审，如南宋时磨斟司与审计院互审“官物纳给”。在专职的审计机构之外，台谏的外部监察也包含了审计的功能。

内藏库也不是宋朝皇帝的私财

一般情况下，宋朝国库的支出用于政府的公共开支。而皇家的用度，则一般取自内藏库。所以《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宋代的内藏库的确具有天子私库的性质，比如宋太宗在内廷置内藏库时，“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内藏库的勾当官以宫廷内侍充任；有一段时间，“内藏库出纳，外臣不得预闻，故膳服之费、赐予之费、玩好之费，惟上之旨”。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熙宁、元丰年间内藏库有多少积蓄，便说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财呢？

也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内藏库又不仅仅是天子私库。实际上，宋朝的内藏库还具备公共财政的功能，这一点跟汉代的少府、唐代的琼林库与大盈库大不一样。

内藏库的前身为宋太祖创立的封桩库。《宋史·食货志》载：“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太宗继位之后，封桩库改称内藏库。宋人笔记的记述更有戏剧性：“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桩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尝密谕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会太祖上仙，其事亦寝。太宗改为右藏库，今为内藏库。”

总之，从设立的初衷来看，内藏库与其说是“天子之别藏”，不如说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库。这其实也是宋人的共识，如宋真宗说：“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司马光说：“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

从内藏库物资的实际应用来看，内藏库也更像是战略储备库，而非天子私藏。尽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内藏库，但这部分的支出只占极小的比重，内藏库更重要的开支，乃是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包括：①弥补国家财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②赞助军费，如“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③赈灾恤贫，如设于京师的福利机构福田院的经费，即来自内藏库，宋英宗“岁出内藏钱五百万”支持福田院；④熙宁变法期间，朝廷广置官立商业机构，其本钱也多取自内藏库，如神宗皇帝曾经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等等。

宋代内藏库的战略储备功能与公共财政功能，是之前几代王朝的皇室私库所不具备的。因此，尽管编撰《文献通考》的宋末人马端临将宋之内藏库与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库相提并论，但宋朝人苏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苏辙强调的正是内藏库区别于前朝天子私库的公共功能。

从内藏库的日常管理来看，虽说宋太宗时，“外庭不得预其（内藏库）事”（这当然体现了内藏库的天子私库色彩），但太宗又解释说，“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实际上，外臣对于内藏钱的使用还是握有发言权的。

宋仁宗至和年间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由于入中钱粮、换取钞引的商人日益增加，榷货务的现钱不足，以至于“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钞引持有人往往要在京师等候几年，才能兑现到现钱。许多人等不了，干脆“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即打六折卖给交引商。换句话说，钞引的市场价贬值了。这时，有人向仁宗皇帝提议说：“今若出内藏库钱二百万缗，量增价收市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

仁宗一听，有道理啊，便采纳了这个建议，“出内藏库钱二百万缗”。但此举受到谏官范镇的反对。范镇说：“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钞，而令内藏库乘贱以买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仁宗皇帝只好撤回成命，叫停与民争利之举。

宋神宗在位期间，内藏库加速向公共财政机构转化，“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宸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将内藏库划归户部管理，天子私库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间，又“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即内藏库须接受政府的审计。

可以说，宋代内藏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天子私库的色彩，又有公共财政的性质，特别在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公共财政性质更是得到强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储蓄堆积如山，也不可以将这批财富当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财产。

国民有私，天子无私

即便是理论上归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即内藏库拨给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因为宋朝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还会受到宰相的查问。宋仁宗用自己的私房钱赏赐入内廷做法事的僧人：“众僧各赐紫罗一疋。”却因为担心被台谏抓住不放，只好交代获赏的僧人，将紫罗藏在怀里，悄悄出去，不要被人撞见：“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内，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弄得像做贼似的。

传统中国有一项古老的制度：“惟王不会。”意思是说，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库的法理基础，即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对“惟王不会”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南宋士大夫韩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则不会，其余则太宰未尝不受其会，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应辰也称：“王之用度，虽曰不会，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朱熹更是主张：“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确实受到制度性的线束。比如内廷要造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不过数十文钱，但按宋代的“条贯”（法律），须经过政府层层审批，“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宋朝的立法者认为，此条贯可“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

再如发生仁宗朝的一则故事：后宫嫔妃要“进官”（类似于评职称，进一级可增加月钱），例经政府批准，不是皇帝一人可定。“有请降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原来使不得！’上（仁宗）但笑而遣之。”皇帝也不能随便给自己的妃子增工资。仁宗本人“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堂堂一国之君，想吃一次糟淮白鱼，竟然因为“不得取食味于四方”的祖宗旧制，而吃不到。后来还是老家在寿州的宰相吕夷简献了两奁，仁宗皇帝才过了一把“糟淮白鱼”的瘾。

再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倚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可知宋朝宰相有权过问内廷的日常开支。

被《时代》杂志评为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极节俭。据王安石说：“臣见陛下（神宗）于殿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靡费于结络。”不妨设想一下，按照宋朝条贯，如果宋神宗挥霍无度，也必为大臣阻止。

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家天下”时代嘛，天下皆为天子所私有。其实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并非“天下归天子私有”，而是“王者无私”。国民需要拥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但天子不应该有私属财产。《时代》将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显然是因为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宋人的公私观念。

15年前，即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推出一个近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人榜单，其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代皇帝忽必烈、明代权监刘瑾、清代权臣和珅、晚清十三行大商人伍秉鉴和民国金融家宋子文上榜。没有宋神宗。我觉得，这个榜单比《时代》杂志的那个史上最富榜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