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客”这种勾当，古已有之。不过，在宋代之前，“天价宰客”之类的事情应该比较少见，因为商家得以将物价弄成“天价”，理论上需要先实现商品定价权的市场化。而宋代之前，比如盛唐时朝，市场是实行比较严厉的价格管制的，一项商品卖什么价钱，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

唐政府在首都长安及各州郡设立“市司”，“掌市内交易”。市，即市场，通常只设于州县城，“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商民交易，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市内。而且，市按时启闭，“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每隔十天，市司还要对市场出售的每一种商品评估价格，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出上、中、下三种“政府指导价”，这个定价机制叫作“三贾均市”，又叫作“时估”制度。唐政府要求市司定价时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不可畸高畸低，“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

可以想象，如果严格执行这套“三贾均市”的制度，是不大可能出现“天价宰客”的。当然，任何制度执行起来都会打折扣，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唐朝不会发生“天价宰客”事件。

入宋之后，尽管宋朝政府继承了“三贾均市”的制度，但制度的内涵已经不同于唐代。对物价作出估定的机构，不再是政府部门，而是各行业的商界领袖——行头，比如，北宋东京的茶叶，例由茶行的大商户联合定价；南宋杭州的商品粮，“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米价也是由米行拟定。换言之，商品的定价权已经从政府转移到市场。

宋朝的工商业远比唐朝的繁荣，乃是得益于更深入的市场化。但从坏的角度来说，定价权的市场化，也给了一部分大商人操纵市场、把持物价的机会。因此，宋朝发生“天价宰客”事件的概率，是远远大于唐朝的。

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府便出现了严重的“天价宰客”现象。那是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于南京（今商丘）登基，任命老臣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其时，东京刚刚经历过“靖康之耻”，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掳走，京师的金银也被搜刮一空，人心惶惶。不少店家趁机坐地起价，导致“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一些商品的价格比之前居然暴涨了10倍。你到食店买个烧饼吃，都要被狠狠“宰”一刀。因此，“郡人病之”，怨声载道。

宗泽刚赴任，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商家“天价宰客”的问题。他对属僚说：“要治这个乱象也不难，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先收拾几个宰客的食店老板，杀鸡儆猴，看还有哪个商贾敢哄抬物价。”

宗泽秘密派了几名亲信，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到批发市场购买了一些米麦、面粉，发现粮食的价格比之以前太平时期并无大涨。宗泽又叫兵厨（类似于炊事班）将买来的面粉做成笼饼（馒头），重量与用料都与市肆销售的一样；又叫酒匠取一斛糯米酿酒。然后计算笼饼与米酒的全部成本，结果发现，一个笼饼的成本只需要6文钱，一觚米酒的成本是70文。而市肆销售的笼饼，每个叫价20文，酒每觚200文。这下宗泽心中有数了。

随后，他命人找来一个高价卖笼饼的商人，问他：“三十年前，我来京师参加科考时，笼饼的市价是7文钱一个，如今涨到20文，是不是因为麦价翻了好几番？”饼商说：“自都城战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饼价因袭至此，大伙都提价，我也不能违众独减。”

宗泽取出之前兵厨做出来的笼饼，说：“此饼与你卖的，轻重一样，我按现在的市价，计入了柴薪、面粉、工值的费用，成本只需6文钱，如果卖8文钱，还有2文钱的利润。你哄抬物价，高价宰客，罪应处斩。只好借你的人头来稳定物价与人心了。”随即命人斩了饼商，并发出通告：“笼饼只准卖8文钱一个，敢擅增此价而市者，同处斩。”次日，饼价回落到昔日水平，也未见有商家罢市。

又隔一日，宗泽将负责官酒买卖的酒官任修武叫来，问他：“现在都城的糯米并未提价，何以酒价提高了三倍？”任修武知道前日已有一名饼商被斩，因此很是“恐悚”，战战兢兢地说：“近来都城的权贵亲属私自酿酒出卖，他们不用缴纳酒税，又不用支付工役薪水，所以酒价很低，抢了官酒的生意，官酒若不提价，就亏本了。”

宗泽说：“我若取缔了私酒，官酒每觚降价100文，你估计能不能营利？”任修武说：“如果这样，大家都来买官酒，饮者俱集，至少是可以保本的。”宗泽盯着任修武看，良久才说：“那好，我暂时将你的人头寄在你颈上，你回去贴出告示，宣布官酒每觚降价100文。”

◎《清明上河图》上盘卖食品的小商贩

次日，宗泽再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不论是何方权贵，立即逮捕，有多少抓多少，并行处斩。”酿造私酒的权贵亲属听说过宗泽的手段，不敢造次，赶紧“倾糟破觚”，关了私酒作坊。于是，“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

宗泽以霹雳手段治理东京“天价宰客”乱象的故事，被明代的冯梦龙当成历史经验收入《智囊全书》，并写了一段“冯子述评”：“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冯梦龙虽然觉得被斩头祭旗的饼商有些可怜，却又不得不承认宗泽“乱世用重典”确实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我们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衡量，宗泽的做法可谓“简单粗暴”，当然不足为训。不过这个故事也说明，有司若是敢动真格，“天价宰客”完全是可以治住的。

对于今人而言，更有启发性的是冯梦龙《智囊全集》收录的另一个故事：赵抃越州治物价。那是熙宁八年（1075年），由于江浙一带发生旱灾兼蝗灾，庄稼歉收，导致“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两浙路诸州县的官府都在街衢道路贴出公告，禁止米商提高米价。

唯独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赵抃反其道而行之，在通衢出榜，“令有米者增价粜之”，宣布政府不抑粮价，有多余粮食之人尽管高价销售，叫价越高越好。各地的米商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运粮前往越州，一时间越州“米商辐辏”。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商品供应越充足，价格就会越低，因此，很快，越州的“米价更贱”。冯梦龙评论说，“禁人增米价”的官员只是“俗吏”罢了，“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赵抃“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江浙地区商品粮的市场化是非常发达的，价格信号的传递，米商的反应，都很敏捷。倘若缺乏这一市场化的基础，赵抃的“奇招”不可能奏效。

严格来说，赵抃面临的是天灾导致的物价上涨，并不是人为的“天价宰客”。不过，结合前述宗泽整治东京商贾“宰客”的经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启示：充分的市场竞争加上严厉的政府监管，足以整治“天价宰客”的乱象。可不是吗？但凡发生“天价宰客”乱象的地方，要么市场竞争不充分，要么当地政府不作为，要么两者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