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做教授时，爱因斯坦不仅创立了他的新引力理论，还进一步发展了在伯尔尼提出的光量子理论。他假设紫光的量子比红光拥有更多能量。这个假设似乎与光化学作用的实验结果不谋而合。摄影师基本都熟知这个事实：紫光的作用远强于在摄影板上的红色光。爱因斯坦提出了与光子理论密切相关的简单假设：分子的化学分解总是发生在单一的光量子吸收上。他在1912年发表的《光化学当量定律的热力学基础》一文中指出，这一假设也符合热力学的一般原理。

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开始被光的双重性质的悖论所困扰：即光的波形特征，该特征因干扰现象、衍射，以及光电和化学作用共同产生的粒子而成。就此问题，他的想法可以通过这一事件加以阐释。

从爱因斯坦的办公室远眺公园，满目鲜花、成荫绿树。他发现，早上公园里只有妇女散步，而下午只有男人散步。有的独自漫步，深陷沉思；有的聚集在一起，讨论激烈。他打听了一下，这个奇怪的公园原来是隶属波西米亚州精神病院。在公园里散步的是精神病院的病人，因为不具攻击性，不必关起来。我去布拉格时，爱因斯坦让我看了这一幕，并开玩笑地说：“这些人也是疯子，只不过他们不懂量子理论。”

爱因斯坦抵达布拉格后不久，就接到了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科的邀约。该校属瑞士联邦，比苏黎世大学规模更大、地位更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是爱因斯坦首次教书的地方，属于苏黎世州立学校。当爱因斯坦还在犹豫是否要返回苏黎世时，他妻子早已决定回去了。她在布拉格不自在，对苏黎世又有依恋之情。做学生时，她就将苏黎世视为自己理想的家。

爱因斯坦告知布拉格大学，他将在1912年夏季学期末离职。因为他不予理睬正式离职手续，所以他没有把在奥地利辞职时填的表格交给行政机关，维也纳教育部也没有收到他的离职申请。根据法规程序，可以想象负责该领域的官员会很不高兴，因为，没有收到离职申请，他们就没有办法封闭爱因斯坦的相关信息。结果，“爱因斯坦卷宗”一直缺失那份离职申请书，好多年都处于无法查封状态。几年后，爱因斯坦去维也纳演讲，一位朋友告诉他，外交部的官员仍然对档案的缺失耿耿于怀。爱因斯坦天性善良，不想任何人不开心。他访问了外交部，并向负责官员致歉，填写了表格，档案材料终于齐全了。

爱因斯坦突然离开布拉格，引发了许多谣言。布拉格最大的德文报纸，刊载了一篇社论文章，文中说，因为爱因斯坦的名声和天赋，他遭到同事们的排挤，被迫离开了布拉格。也有人说，因为他的犹太血统，受到了维也纳行政当局的严重虐待，因此不想再留在布拉格。爱因斯坦被这些言论震惊了。因为他在布拉格的这段时光很愉快，奥地利人的性格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不喜欢与人不快，所以他给维也纳的奥地利教育部的领导写了封信。在接受布拉格的职位之前，我也拜访过这个人。他是一个波兰人，当时他用波兰人的习俗拥抱了我，就好像我是他一个亲密的朋友。我们电话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向我提及爱因斯坦写给他的信，说：“我收到过爱因斯坦先生一封精彩绝伦的来信。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不习惯收到大学教授来信的人一样，很兴奋。我时常回想起这封信。当年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有很多不利于我们政府的言论，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满足感。”

于我而言，爱因斯坦的离开却是很有趣的事情。我提它，是因为这事与我们时代的兴衰史有关。像每一位奥地利教授一样，爱因斯坦得有一套类似海军军官制服一样的服饰：一顶镶翎的三角帽，装饰着宽大金边的外衣和裤子，一件非常暖和的黑大衣，还有一把佩剑。不过，这样的制服只在宣誓就职，或被奥地利皇帝召见时，奥地利教授才能穿。爱因斯坦只在宣誓就职时穿过一次。由于制服相当昂贵，离开后也没任何用途，所以我半价买下了他的制服。在他要交给我制服时，他快八岁的儿子说：“爸爸，给他前，你必须穿一次领着我穿过苏黎世街道。”爱因斯坦答应了，说：“没问题，顶多会让大家认为我是一名巴西海军上将。”

这套制服我也只在宣誓就职时穿过一次，之后便放入箱子里。六年后，奥地利王朝灭亡，捷克共和国在布拉格成立。从前效忠皇帝的宣誓被效忠共和国取代，教授们不再需要穿制服。从此，制服只存在于弗朗茨·约瑟夫和爱因斯坦的记忆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的难民逃亡到布拉格，其中不少是原俄国军官。我的妻子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挨冻，我们却把这么好的大衣放着不用。我知道哥萨克军队的前总司令官无力购买一件冬天保暖的大衣。爱因斯坦的大衣看起来和高级骑兵军官的一样，如果将这套制服送给将军，既可以保暖，还让将军开心。”于是，我们把大衣送给将军。但他对这套制服不同寻常的过去并不感兴趣。制服上包括佩剑在内的其他配饰留在了德国大学。1939年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大学成为纳粹主义的东方堡垒。爱因斯坦的佩剑成为纳粹士兵的战利品，被视为最后击败“国际犹太科学家”的象征物，直至1945年，红军攻占布拉格，这一象征才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