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主要的兴趣在于探索物理的普适原理。更精确地说，他感兴趣是，依据逻辑从一些原理中推导出我们从经验中无法测量的场。因此，他很快就将一些通常用哲学手段处理的现象与物理原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与普通专家不同的是，他并不关心这些问题是物理领域的还是应该留给哲学家们考虑的。

爱因斯坦从两个角度阅读哲学著作，有时这两种角度是相互排斥的。通过阅读某些哲学家的著作，爱因斯坦确实能够从中了解到一般性科学陈述的本质，尤其是这些科学陈述与直接描述观察现象的物理定律之间的逻辑关系。大卫·休谟、恩斯特·马赫、亨利·庞加莱，以及更有代表性的康德（康德的书给人带来另一种视角）等都是爱因斯坦喜欢的哲学家。他们用优雅的语言将一些肤浅的、模糊的事情表述出来。书中言语能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就像美妙的音乐一样，让人产生对世界的幻象和静思。叔本华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喜欢读他的书，但并不把他的观点当真。同类著作中，他还喜欢读尼采的书。读着这些哲学家的书，爱因斯坦有时权当是一种熏陶和启发，就像听人讲道一样。

大卫·休谟，一位被冠以“英语启蒙的代表”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的帮助最大。爱因斯坦最喜欢的是休谟那种清晰无比的语言表述，以及不会为了故弄玄虚而使用模棱两可的陈述。休谟指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阐释科学，即经验和数理逻辑推导。他是逻辑—经验方法之父，他拒绝所有不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推导上的形而上学的从属概念。最经典的例证是，他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的一般概念的批判，即从几个特定实例中导出一般规律的方法。

当我们观察到石块A撞击石块B，并使石块B开始运动，这种现象通常这样描述：石块A使石块B运动。通过经验，我们可以确定的唯一事实是：无论何时，当A撞击B时，B都会运动。在大卫·休谟之前，人们通常会说这种关联是“必然的”。而在物理中，“必然”只是意味着一种“经常的联结”。如果我们想赋予“必然”这一词更强烈的含义，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必然性”等同于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就是在对某些无法通过观测来证明的事情妄加断言。所有的观测都只能判断在受到A的撞击之后，B的运动是否是经常发生，而不能直接断定：“在A的碰撞之后B必然会运动”。

休谟认为，解释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意味着仅对其出现的条件进行阐释。科学仅知道自然现象和过程的规律，而对这种现象或过程背后的因果关系一无所知。他的这个结论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具有最大的意义。后来直接针对爱因斯坦的很多论战从根本上是对休谟的反对。休谟对“英语启蒙哲学”的坚持，后来被德国民族主义者用以诋毁他的名声，也成为将爱因斯坦的理论与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的桥梁，两位因此而遭到责难。

休谟的一些思想在恩斯特·马赫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马赫是欧洲的实证主义理论的核心人物。除休谟外，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最大，特别是马赫对牛顿机械理论的中世纪物理思想残余的批判。这些批判观点我们已在上一章的第八节讨论过。马赫指出，任何时候，“绝对时空”、“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诸如此类的表述都不能与物理上可观测的现象相联系。他的这个观点是爱因斯坦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替代牛顿运动学理论的出发点之一。“马赫假说”很多情况下对新理论的出现是有用的。他提出，每个物理现象发生的条件要在其他可观测物理现象中寻找。后来“马赫假说”促进了爱因斯坦发展万有引力的新理论。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不是特别认同马赫哲学，即一般物理规律仅仅是对实验结果的总结。爱因斯坦认为，该观点不能充分证明一般物理规律不能由经验推论出来。在爱因斯坦看来，一般物理规律确实应被经验检验，但是它们却主要源于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这一点正是爱因斯坦读康德著作中得到的灵感。康德的主要观点是，一般科学规律不仅仅是经验的结果，也包含了人类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康德支持，人类理性本身可以创造重要的自然法则，并且该法则将会因此永久有效，爱因斯坦对此观点不认同。爱因斯坦喜欢读康德的著作，是因为他通过康德熟悉了休谟的很多观点。爱因斯坦和康德在强调人类心智的作用上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仅仅是情感方面的，而不是逻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