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因为屡次力阻怀王背齐联秦，怀王实在忍受不了屈原的“固执”，盛怒之下放逐了屈原。伟大的苦难往往成就伟大的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109]，被放逐的屈原，就经历着这样的苦难，而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也成就于这样的苦难之中。这就是《离骚》。
《离骚》是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长诗，因此诗中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出现，诗人自称“朕”“吾”或者“余”，都是“我”的意思，诗篇反映的也是屈原真实而强烈的情感经历。
关于屈原为什么以《离骚》为诗名，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骚”是忧愁的意思，“离骚”即离别的忧愁。[110]屈原因为被怀王放逐，因而产生离别的深深痛苦。另一种则认为“离”应该解释为“罹”，也就是“遭遇”，“离骚”即遭遇忧患而写下的诗篇。[111]
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也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以后，有人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离骚》是屈原被楚怀王的儿子、继位的顷襄王放逐以后的作品。[112]无论《离骚》作于何时，可以肯定的是，骚者，忧也，它一定是屈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遭遇了楚王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的忧愁积聚而喷发出来抒发痛苦的诗篇。
那么，《离骚》为什么会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伟大的诗歌呢？
首先，从文学体裁的意义而言，屈原利用楚国特有的语言、音乐等文化基础，创造了“楚辞”这种文学体裁。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楚文化特色。屈原的《离骚》则代表了楚辞的最高水准，因此楚辞体又被称为“骚体”，与代表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诗经》并称“**”，成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
而从思想的意义而言，《离骚》的思想内涵极为丰富，当然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屈原的爱国思想。不过，“爱国”也有可能是后人结合屈原的生平经历和他的楚辞作品，解读出来的精神意义。仅就《离骚》而言，最主要的核心思想还是这两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离骚》中最著名的诗句，“上下求索”的精神，代表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濒临人生绝境的苦难中，仍不放弃追求真理和理想的执着。
梁启超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启超对屈原评价如此之高，甚至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具备欣赏楚辞的能力，必须具备理解屈原的能力，否则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可是，有很多人可能会说：《离骚》太难读懂了啊！
确实，《离骚》作为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一共有373句，2490个字。篇幅长不说，诗句也很长。它不像《诗经》的四言体那么容易读，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简单，朗朗上口。可是《离骚》都是长句子，而且还参差不齐，比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七言句，《离骚》是以七言为主的诗歌；再比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就分别是八言、七言句。这还不算，《离骚》中出现了大量楚国方言、楚国物产，人们不太熟悉，再加上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语言变化很大，初读上去，那么多生僻字，那么长的句子，确实让人有些望而却步。
不过，其实《离骚》也没那么难。这首诗虽然有两千多字，篇幅很长，其中蕴含的思想也极其丰富和复杂，可是核心思想只有一个——“上下求索”。既然《离骚》反映的是屈原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那么只要把握了屈原追求的思路和目标，《离骚》就不难读了。
不妨沿着这样一条思路来理解《离骚》，这就是屈原赋予诗篇主人公的一个理想、两层身份、三种情感和四次穿越。
一个理想
梁启超说过屈原的两大特点，其一是极高寒的理想，其二是极热烈的感情。在《离骚》中，“极高寒的理想”被落到了实处，那就是屈原希望在楚国付诸实施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政治理想内涵当然是很丰富的，包括变法强兵等诸多内容，但所有的内容中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离骚》中假托一位巫师的话揭示出来的中心思想：“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两美”就是指的明君和贤臣。所谓“两美必合”，正是屈原美政理想的中心内容——明君和贤臣的遇合，是明君和贤臣的彼此欣赏、彼此信任。只有君臣齐心，所有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措施才能得以实施。
很显然，在屈原理想的“两美”中，他首先自信自己是美好的一方，是忠诚于国家的贤臣。“两美”中的一美，屈原已经具备了。那么他到底有多美呢？《离骚》中这样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屈原说自己拥有与生俱来的“内美”，这是指他的出身美好，血统高贵。《离骚》一开篇，屈原就充满自豪地宣告了他的出身：“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他是黄帝的子孙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是芈姓的楚国王室宗亲，是楚国的主人，而且他还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最吉祥的日子，这便是屈原具备的“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纷”，是盛多的样子。也就是说，屈原天赋的美好资质如此之多，可他并没有自我陶醉，而是不断培养着后天的修养：“又重之以修能”。重，就是增加、增添的意思。修能，美好而特殊的才能、品质。这说明他没有满足于出身的高贵，而是始终孜孜不倦地坚持着对美的追求。
屈原紧接着用两句诗来说明自己对美的执着：“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然，这又是屈原惯用的香草的象征手法：江离（即川芎）、辟芷（即幽兰）、秋兰均是楚地常见的香草，“扈”是披着的意思，“纫”则为连结之意。“我”身上披着江离与白芷，用兰草结为配饰。字面上来看，屈原似乎是在说他把自己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实际上这里并不是指外表的修饰，这些香草象征的是屈原修身的美好品德。可见，他没有停留于对高贵出身的沾沾自喜，而是如此认真而执着地追求着美好的人格品性。这类以香草象征美德的创作手法，在《离骚》中比比皆是。再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芰荷（荷花）为衣，以芙蓉为裳（裙），也正是屈原以鲜花香草象征德行的美好。
既然屈原已经符合了“两美”中贤臣的理想，那么，另一方——明君呢？
很显然，当政的楚怀王并非屈原理想中的明君。这正是屈原理想受到挫折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屈原不得不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得不进行艰难追寻的根本原因。
有的人，在理想暂时受到挫折的时候，会选择屈从于现实；有的人却选择坚守理想不放弃。屈原，就是后一种人。不放弃，这是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动力。他始终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坚持着他的“美”，那么世界如此之博大，一定会有人能够欣赏他的美，懂得他所坚持的忠诚：“孰信修而慕之？”信，是确实、真正的意思，修，修饰美好。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那个真正美好的明君，他也同样在倾慕、寻求像自己这样美好的贤臣呢？
“两美必合”，以明君贤臣为代表的美好政治，这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坚持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屈原所执着的人生信仰。那这样的理想境界，到底是屈原的空想还是现实中有可能实现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中国历史发展到屈原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出现过许多明君与贤臣相得益彰的事实，例如屈原特别追慕的尧舜时代：“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光明正大、善举贤能的明君，他们已经遵循正确的法度而找到了治理国家的康庄大道。
即便在楚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明君贤臣的著名例子，比如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这两句：“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这里的“三后”到底是指谁，学术界有不同说法[113]，较为可信的说法是，“三后”指的是楚国历史上三位善于举贤授能的君王。第一位是楚庄王，任用伍举等贤才数百人，创下了问鼎中原的霸业；第二位是楚康王，史载楚康王“能官人”，也就是说能任用贤人为官，国力强盛；第三位为楚悼王，大胆任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楚国开疆拓土，一时令诸侯望而生畏。当然楚国历史上的明君还不止这三位，怀王的祖父楚宣王和父亲楚威王开创了“宣威盛世”，那个时候，楚国与秦、齐三足鼎立，是诸侯不敢小觑的大国、强国。
正因为有了这些楚国先君的纯正无私、心胸开阔、主政清明，他们治理的国家才能够成为“众芳之所在”，他们的身边才能够贤才云集。
因此，屈原理想的“两美必合”并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先例。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如此坚定，不愿放弃他的理想。虽然明君难求，屈原还是心甘情愿展开漫长而艰难的“求索”历程。
两层身份
明确了理想，接下来就是对理想的追寻了。在《离骚》中，屈原主要是通过两层身份来实施他的理想追求的。这两层身份一是男性身份，二是女性身份。
很多读《离骚》的人都对诗中主人公的性别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诗中，主人公一会儿似乎是男性，一会儿似乎又变成了女性。《离骚》既然是屈原自传性长诗，那么整首诗是以男性身份为主体来进行叙述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其中确实也夹杂着不少以女性身份来抒发的情感。比如这两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余”，也就是“我”，“我”是一位美貌贤德的女子，却遭到了别的女人的嫉妒和陷害，这就是典型的女性口吻了。
既然《离骚》中屈原有时会“化身”为女性，导致诗中的主人公似乎呈现出“性别错乱”，那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
其实，男性身份与女性身份的交叉出现，并非屈原的性别意识错乱，而是要体现主人公不同的抒情基调。也就是说，不同的性别身份对应了不同的抒情主体意识。《离骚》中以男性身份为主体，对应的是忠诚于楚国的主人翁意识。
屈原既然一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说明他有极强烈的身份意识：他是楚国正宗的王室后代，因此他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在楚国朝廷中谋取功名的臣子；他认为自己和楚王一样，都是楚国的主人，都必须自觉地承担起楚国命运的兴亡盛衰。他在诗篇中处处流露出对楚王的忠诚，其实他真正忠诚的是自己的国家。当表现楚国的主人身份意识时，屈原采用了现实的男性口吻来抒情。
至于诗中屈原自比为女性的抒情身份，则是对应忠诚于楚王的臣子意识。在现实中，屈原是双重身份：他既是楚国的主人，可同时也是楚王的臣子，正是这双重身份影响了《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性别意识。
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任何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是多重身份的：同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是一言九鼎的一家之主，在单位却可能是必须听命于上司的职员；他既可能是习惯了以命令口吻说话的领导，同时也可能是恋人身边一只温顺的“小猫”……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身份意识必然带来不同的处事方式和说话方式。
屈原的身份意识也是多元的。中国古代较为成熟的政治结构是家国一体，在一个家庭中，男人是主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必须忠诚于男性意志；在一个国家中，君王是主宰，臣子是君王的附庸，必须服从君王的意志。女性服从男性，臣子服从君王，一夫多妻的家庭结构与一君多臣的政治结构，使家庭与国家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也使得中国古代的诗人常常以男女关系来象征君臣关系。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正是屈原在楚辞作品中的首创。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这就是典型的象征手法。屈原将君王比作处于主宰地位的丈夫，而大臣们则类似于丈夫身边的妻妾，“妻妾”们常常要争先恐后地向丈夫献媚，甚至为了博得“丈夫”的宠爱，而不惜造谣打击其他“美貌”的“女子”。用夫妻（妾）关系来理解君臣关系，就不难读懂臣子们担心“失宠”的幽怨和“失宠”后的落寞了。
不过，尽管屈原有时会自比为受到排挤陷害的美貌女子，但他的主人翁意识远远要比臣子意识强烈得多。《离骚》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那就是屈原求婚的情节。在诗中，屈原一共描述了他四次求婚的经历，分别向五位女性对象发起了求婚。
当然，这并不是屈原在现实中的爱情和婚姻，而是他用求婚这样诗意的抒情方式，来象征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他选择用来象征美好理想的五位求婚对象，都是传说中地位非常高贵的女性：第一位是天帝之女。第二位是宓妃，也就是传说中伏羲氏的女儿，洛水河神。第三位是传说中有娀国的美女简狄，相传简狄后来嫁给了帝喾高辛氏，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契，契是后来商朝的始祖。第四位和第五位女性是一对姐妹，传说中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后来都嫁给了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
那么，屈原这四次求婚的结果怎样呢？
四次求婚，全部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不是诗人自己不够好，不符合对方的要求；也不是他求婚的诚意不够。事实上，为了准备求婚，屈原做了足够充分的准备。他连求婚的“花车队”都准备得极为华丽和隆重：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114]。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为车队打前站的“先驱”是神话中为月亮驾车的车夫“望舒”，跟在车队后面压阵的是神话中的风神“飞廉”；神鸟“鸾皇”是我的“警卫员”，为我开道；雷神是我的侍从，为我准备车驾；我的坐骑是五彩的凤凰——“吾令凤鸟飞腾兮”……
这还不算，四周的旋风（飘风）都呼啸着向车队周围聚拢，率领着云霞一起来迎接我的车队。“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115]整个车队五彩缤纷，华丽耀眼，仪仗盛大。这个求婚的阵容足够庞大、足够隆重了吧？
既然有足够的诚意，而求婚的主人又是外表美与内在美兼修，完全符合求婚对象的要求，为什么求婚仍然会失败呢？
先看第一次求婚，求婚对象是天帝之女。
当诗人率领着浩浩****的求婚车队到达天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帝阍，即守门人。阊阖，即天门。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我让天庭的守门人把门打开，可他却靠着天门冷冷地看着我。
如此隆重的求婚车队到达天门，守门人为什么不开门呢？
失望之余，诗人冥思苦想才找到了答案：“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原来是因为世道混浊，守门人是非不分、美丑不分，“好蔽美而嫉妒”，他看到求婚人如此美好甚至心生嫉妒，故意不给求婚人报信，有意掩盖了真正的美德。
因此，这次天庭求婚，屈原连天门都没能进去，更不要说见到天帝之女了，第一次求婚宣告失败。
第二次，求宓妃。
既然天庭的女子见不到，诗人只好转而到下界求女。诗人求婚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天庭求女受挫后，他说：“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荣华”本意是指盛开的花草，这里应该是象征着诗人的青春年华。诒，赠送的意思。这两句其实是诗人在表达自己求婚心情的迫切：他多么希望趁着自己还年轻力壮，还英俊潇洒，赶紧“相下女之可诒”，赶紧去看看下界有没有合适的、才德兼备的女子，他要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玉树琼枝上盛开的鲜花作为求婚的礼物，送给她。
因此，诗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在下界寻求他理想的女子了。
这一次，诗人锁定的对象是宓妃。传说中的宓妃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诗人对她充满了向往和期待。然而，当诗人找好了媒人，准备向宓妃正式提亲的时候，又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情况：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游。
穷石和洧盘都是神话中的地名。诗人发现，宓妃真是个难以捉摸的女子：她傍晚的时候还住在穷石，一大早又到了洧盘洗发梳妆。“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游”[116]，她自恃美貌而傲慢无比，天天只知道寻欢作乐，游玩过度。
这样的女子尽管美貌，却没有责任心，于是诗人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这一次求婚：“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宓妃虽然确实漂亮却傲慢无礼，于是“我”决定抛开她另外去寻找“我”理想的对象。第二次求婚宣告失败。
第三次求婚对象为有娀国美女。诗人放弃宓妃之后，继续周游天下，终于在高耸的“瑶台”上看到了有娀国的美女简狄，她是那么高贵、优雅，千百度追寻过后的诗人不免为之怦然心动——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女子啊！
于是诗人赶紧慎重地选择媒人了。古代求婚，媒人说合是必不可少的礼节，为了表达对求婚对象的尊重，选择一个称职的媒人是必要的前提。可这回又是事与愿违，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媒人。诗人也想过，要不索性亲自找上门去，当面求婚吧？可这毕竟于礼不合，恐怕会唐突了佳人。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帝喾高辛氏抢先一步，派凤凰为媒，娶走了简狄。
第三次求婚，再次宣告失败。
万般无奈的诗人，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有虞国的一对姊妹花上：“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有虞之二姚”是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姓姚。可是“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117]这一回，诗人又遇到了相似的难题：他聘请的媒人笨嘴拙舌，去提亲的时候说话词不达意，根本不能将诗人求婚的诚意转达给有虞国君。媒人如此无能，结果可想而知：诗人求婚又一次受挫。这对姊妹花最终被少康捷足先登娶为妻子，“我”终于还是晚了一步。
关于少康和二姚成家之事，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传说上古的时候后羿为有穷国国君，夏朝衰落之时，后羿篡夺了夏朝政权，夏后相出逃。后羿善于射猎，用寒浞为相，自己则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事，不问国事，终被寒浞所弑。寒浞还霸占了后羿的妻子，生下浇和豷两个儿子。当年出逃的夏后相也被浇找到并杀害，夏后相的妻子逃走后生下了他的遗腹子少康。浇继续派人追杀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有虞国国君把他保护起来，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后来少康收复了夏朝遗民，消灭了浇和豷，复兴了夏朝——少康即是传说中夏朝的中兴之主。[118]
可见，精通历史的屈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穿越”时空的想象力，四次“求婚”，实际上象征着诗人为了心目中美好的理想而辗转追求的心路历程。
有人认为，屈原的“求婚”对象，其实是象征着他对明君的向往和追求。这五位女性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帝王的女儿，都具备高贵的出身。这是不是暗示着他是在用帝王之女来代表帝王呢？只是他选择的追求对象，有的并不具备“明君”应该具备的才德，如傲慢善变的宓妃；有的虽然才貌双全，却因为诗人找不到合适的媒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一个个成为别人的“妻子”，如有娀国和有虞国的美女；还有的处在深闺之中，因为“守门人”的恶意阻挠，屈原连美女的面都没见着……
如果这些“美女”确实象征着屈原理想中的明君，那么所谓的“守门人”、不称职的“媒人”等等，说明贤臣与明君之间，横亘着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其中就包括了阻碍贤臣与明君“两美”遇合的奸臣、小人。因此，在四次求婚失败之后，屈原再一次发出了痛苦的感叹：“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两句诗正是呼应第一次求天帝之女时诗人所感慨的“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在诗人看来，他求婚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世人是非不分、美丑不分、善恶不分，甚至还出于嫉妒之心而恶意地打压美好的东西，使得真正有才华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这种解释是有其合理性的。屈原并不愿意把楚怀王当成昏君，他始终认为怀王只要保持清醒，能够大胆任用贤才，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兴之主的。只可惜怀王被小人一时蒙蔽，才犯下了许多糊里糊涂的错误，也让屈原追求的美政理想中途夭折。
四次“求婚”，正是屈原以男性主人翁的姿态，勇敢追求理想的一次心灵旅程。只可惜明君如此难求：“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哲王，是指明智的君王。有人认为，这两句就是以养在深闺的美女，象征处在深宫之中的“哲王”，是诗人想求见却又见不到的明君，一番赤诚之心无法上达君王。[119]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楚国上下到处充斥着“蔽美”“嫉贤”的风气，真正的美得不到欣赏，真正的贤人要遭受嫉妒，明智的君王被蒙蔽着迟迟不能醒悟，屈原所执着追求的理想又如何能实现呢？
这便是屈原在《离骚》中运用的两层抒情身份：他以男性身份来追求美政理想，以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来象征臣子对君王的从属身份。而这两层抒情身份中，无疑前者是主流。
屈原，大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懂女人”的男人。他是第一个发明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手法的诗人，也是第一个把“女人”抬到“女神”的位置来热爱、来仰慕、来追求的男人。
在屈原以后，虽然中国的诗人大多喜欢模仿屈原的香草美人手法，喜欢用男女关系来象征君臣关系，但后代的诗人却在男女关系上来了个“偷梁换柱”。在屈原这里，男人本是追求者，女人是高高在上的被追求对象；屈原常常以美人喻君，而将自己放在追求“美人”的地位。他对“美人”的感情是向上的仰望、是企慕；绝不是向下的俯视和怜悯。
可是在屈原以后，中国诗人却悄悄地把“美人”变成弃臣，君却摇身一变为主宰“美人”命运的男人，男权意识的强化不言而喻。[120]在屈原以后，中国的诗歌中很难再见到西方诗歌那样将追求的女性恋爱对象当成女神一样的崇拜。而屈原虽然将女人变成女神，却又赋予了女神以女人的人格，这是屈原独到的地方。后代对“香草美人”的理解在实质上似乎是与屈原背道而驰的。因为真正的女人，不是要男人来怜悯而是要男人来爱的。可是在后代逐渐成熟的父系社会中，不仅男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女人，连女人自己也丧失了自身应有的身份意识而屈从于男性社会的既定要求了。这恐怕不是屈原“香草美人”的真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