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底，我在湖北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时，托同窗好友张鸿声的女朋友从郑州给我邮来上海书店的繁体竖排影印本《传奇》《流言》，习惯了读“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我，惊异于中国现代文坛还有这样一个“异数”，惊异于其人性探寻之深刻和审美创造之奇妙，被深深地吸引了，并毫不犹豫地决定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张爱玲”为学位论文选题。我大概是中国最早以张爱玲为硕士论文者，为搜罗资料，穷学生奔波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窘境，和陌生老师的帮助，历历在目。当时记下的两大本关于张爱玲作品的读书笔记，至今珍藏着。90年代初，我妻子陈玲珍姐夫家的亲戚赵长明先生在台湾给我购大包的资料带到武汉，那是一个张爱玲的资料非常匮乏的时期，弥足珍贵。顺便说一下，我一家人都是“张迷”。1988年的夏天，我们一家人在同事家玩耍，客厅电视正在放张爱玲的《金锁记》。我三岁的女儿刘潇头也不抬地对主人两岁的儿子说：“张爱玲，我爸爸的朋友。鲁迅，也是我爸爸的朋友。”把我们几个大人都逗笑了。

我在学术层面上对张爱玲研究可能未做多大的贡献，但在普及张爱玲方面是有过一些努力的。至90年代中期，我写的一些研究文字大都发表在一些没有多大影响的刊物上，没人注意是自然而然的。但我编的张爱玲作品集和写的张爱玲传记文字，还是颇有读者的。编选张爱玲散文集《私语》，花城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署名“阿川”；编选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私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销量都不差。传记性质的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就出过一本，题为“乱世才女张爱玲”，署名“阿川”，上海《文汇报》同年1-2月连载过。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张爱玲的作品还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买到，作为文学教师的我，每到一处的讲台上讲授张爱玲，邻近书店的张爱玲作品就会卖空。

1995年春天，我正在武汉大学师从易竹贤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因为读的是在职，要干好本职的教书育人工作，每逢周末还得到湖北的县市去讲自学考试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丁宁女士来信邀约我撰写《张爱玲传》，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种。当时《张爱玲传》至少有20多种了吧，但台港有人认为要防止写出材料不全、理解有误的“张爱玲伪传”，亦可见难度很大。但我实在抵御不了**——张爱玲的**、这套书的**。所以我还得感谢家人和师友们给我时间上、精神上的支持。那一年也是我家务干得极少、娱乐活动极少、为报刊写稿最少的一年。盛夏时节，身体欠安，我遇到了“写作危机”，差点打了退堂鼓，连给丁宁女士写信“毁约”的腹稿都打了好多遍。但妻女和朋友们都鼓励我“养精蓄锐”之后接着干下去，这才有了《张爱玲传》的按时交稿。2000年书出版后，学术界陆续发掘了一些新材料，我2006年和2007年在香港也买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书，所以后来十月文艺出版社要我出一个增订本，我就增加了一些材料。出版社改了个书名：《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

受浸会大学张爱玲研究专家林幸谦先生之邀，2006年9月底10月初我去香港参加了张爱玲文学、电影与舞台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张爱玲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张爱玲本来离开我们十一年了，但名为十周年追思会，大概与上一年国内的研讨会没开成有关吧。

我对这次活动印象尤佳。一是真正的以会会友。我所知的海内外张爱玲研究专家大都莅临，同样写过《张爱玲传》的余斌、宋家宏也分别从南京、昆明赶来了。我与家宏早已相识，与余斌初见——在下榻的房间相见，两部坊间流传较广的《张爱玲传》的作者竟被会务安排一室，也是趣话。二为它的平等。在有众多名家出席的开幕式上，司仪（国内学术会议称主持人）为一个清秀的学生，他“指挥”校长、院长致欢迎辞，他“指挥”李欧梵讲话、王安忆发言。会场的座位呈多层的圆形状，许鞍华戏称为联合国会议厅，全然没有台上台下的等级。研讨期间的计时员也由学生担任，这在国内可是多由学术名角把持的。就在一个月后我参加的一个国内学术研讨会上，七八十岁的学术泰斗级人物不时看手表计时提时——这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相比之下，浸会大学那个戴眼镜穿西装的小个子男生、几个穿裙装计时的女生和圆形会议厅，代表的是学术真传统——平等自由的学术。三为它的活泼。除了严肃的学术探讨，还有形式多样的座谈和演出。为了追思和缅怀张爱玲，放映了张爱玲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片段并请导演过张爱玲作品的许鞍华、严浩等谈创作体会，请见过张爱玲的李欧梵讲述二人相见经过，请出席会议的中外专家用中文、韩文、日文、英文朗诵张爱玲作品片段，还有学生表演的短剧……当然，追思晚会的主持人也是学生——一个画了淡妆的漂亮女孩。没有多少名流巨星能像张爱玲这样，被熟知她、读透她的人真正缅怀和爱戴。张爱玲若地下有知，当少一些“苍凉”，多一些“感怀”吧。

追思会会场内外张贴着张爱玲画像和林幸谦怀念张爱玲的诗作，亲切、雅致、情意盎然。整个活动由林幸谦策划，他却始终在幕后忙碌，一个低调的谦谦君子，一个因拥有张爱玲而幸福的人！

四年后（2010年9月29日），再次到浸会大学参加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遇到了海内外很多张爱玲研究的专家。当时正是《雷峰塔》《易经》中文版面世和张爱玲遗作展出之际，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为学界研究张爱玲提供了更多参照，我对张爱玲的认识也得到了丰富和补充。

2014年夏天，得到硕士同学、当时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工作的谢伟民先生的帮助，在香港待了一个星期。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拜师访友查阅张爱玲资料。中文大学的张爱玲研究专家何杏枫教授，带着她的学生陪了我一整天。回武汉以后，好多书和材料倒一直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不敢相信过去了六个年头——本人杂事太多，心绪太乱。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签的合同都已经发黄了，我都一直没有动笔。

写传记可不能凭空虚构，材料的丰富与可信是毋庸置疑的先决条件。所以我得特别感谢那些记叙了张爱玲生平史料的作者和发表、出版了这些文字的报刊出版社，尤其是张子静、陈子善、司马新、夏志清、庄信正、宋淇邝文美夫妇及宋以朗先生，和出版了《张爱玲全集》的皇冠出版社。没有他们，《张爱玲传》只能是沙中之塔、空中之阁，完全不可能写就。

张爱玲是现代文坛上罕有的忠于写作的职业作家，虽然坊间有一些有关传主的材料，但远说不上丰富。这与前几十年大陆文坛对她的淡忘相关，也与她独特的生活和性格相关。她的性格不容易把握，既要写出她的形，又要写出她的神，殊非易事。

直到2020年的春天，因为一场疫情，我们的生活停摆了，每个人都闷在家里，我才有工夫每天在书桌前工作10来个小时，做了一个比较从容的修订。我的朋友杨扬教授的博士、《张爱玲年谱》的作者张惠苑，无私地把年谱出版后收集的材料邮寄给我。我的朋友吴俊教授的博士肖进、我的朋友王攸欣教授的博士陈娟，他们都是张爱玲研究的新生力量，多次跟我在微信中讨论有关史料。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我们都是张爱玲的相知，所以互通有无，互相探讨。对以上诸君我都心存感念。

曾有人称我以前写的《张爱玲传》是后续很多《张爱玲传》的“母本”，我觉得这个话不算夸张。因为我偶尔碰到后续的作者，对我是谢不绝口的。还有人称我的《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是“《小团圆》出版以前最好的张爱玲传”，对此我不敢评说，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声：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几乎所有与张爱玲相关的材料，都在我眼前过了一遍。相较于我以前的《张爱玲传》，本书每一章每一节都有更改变动，所有的材料都注明了出处（全书以脚注方式，所引论著第一次出现时候是全注，第二次及以后是简注）。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探讨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文艺家，喜欢琢磨中外传记文学的写法，一直有一个从容地写一部较完备的《张爱玲传》的心愿，我希望这是一部详传，更是一部真传。

就我个人所见，教书与写作是有矛盾的。不仅时间上有冲突，而且工作方式上不太相融。前者要求规范的生活，后者往往是反常规的。在忙着的时候，我一会儿是台“教书机器”，一会儿是台“写作机器”，免不了要“卡壳”“犯冲”，运转不灵。鲁迅、老舍、王小波等作家都有过教书的烦恼，虽然他们无疑是出色的教师，但后来都放弃了教鞭而专事笔耕。张爱玲也断然拒绝过弟弟要她以教书谋生的建议，她觉得那职业“又要作戏，又要作人”，很累。早在世纪初，我就说过教书的乐趣越来越少，做学问的乐趣越来越少。现在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我这些年一直提倡做纯学问，做真学问，做实学问。从《乱世才女张爱玲》到《张爱玲传》到《速读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大师丛书·张爱玲卷》到《张爱玲之谜》到《传奇未完：张爱玲1920-1995》，再到这本《张爱玲传》，从13万字到40余万字，27年过去了。

这本《张爱玲传》，与课题无关，与报奖无关，只与性情有关。张爱玲把她花十年工夫研究《红楼梦》视为“豪举”，我的人生，有她相伴，并时有介绍她的小书面世，也是欣慰之事。

202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称之为“爱你爱你年”，张迷们称它为“爱玲爱玲年”。但是谁也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如同《倾城之恋》的“反**”，一座大城市的倾覆成就了一对自私的男女，新冠病毒让我们的生活摁下了暂停键甚至是倒退键，把我摁在广州女儿家的书房和我在武汉家的书房里，让我终于完成了修订《张爱玲传》的多年心愿。这是我人生的第59个春天，谨以此书献给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刘川鄂

2020年4月23日国际读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