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九、《小团圆》

晚年张爱玲是一个“反**”“反神话”“反浪漫”的大师，有她的《小团圆》为证。《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唯一一部中文长篇小说，1975年开始创作，4个月后完成初稿。匆匆忙忙完成这么重要的作品，源于一个刺激。当时，胡兰成的好友、台湾作家朱西宁给张爱玲来信，说他打算“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张爱玲传。她回信希望他不要写。在与林以亮、邝文美书信中，张爱玲说：“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473]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最为深知的材料都莫过于自己的人生。《小团圆》里所囊括的她的家世之败落、亲情之淡漠、爱情之离散就是张爱玲最为深知的材料，这些经历明显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最直接的感受，是最有把握成功的创作。对张爱玲来说，自己的故事给别人去写未免也不太公平。毕竟无论从文采的角度，还是对事实的尊重角度，抑或对人物的定位取舍的角度，她才是最有资格去写自己人生的人。而且关于张爱玲的人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谁去写都会极大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从而在读者那里形成相当稳定的印象认知，使张爱玲自己的人生经历反而受到其他人的操控。即使基于这样的考虑，张爱玲也必须抢在其他人之前亲自书写自己的人生。另外，张爱玲向来是对自己的东西极具占有欲的。她的作品中所有的英文互译的工作都不假于人手，深信只有她自己才能将作品中的精神在语言改换之后依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由此可想，叙述张爱玲的故事也只能由她自己完成。

当时，台湾局势紧张，胡兰成声名狼藉，如果《小团圆》在当时出版定然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即使对台湾局势张爱玲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对于胡兰成的顾忌，是她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的。然而经过挣扎之后，她最终依然选择将这部作品写出来，在1976年1月25日致邝文美信中说，“《小团圆》情节复杂，很有戏剧性，full of shocks”，显见得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的。正因为这是用她“最深知的材料”创作出来的得意之作，所以她明知道出版的凶险却还是割舍不下。张爱玲匆忙赶写《小团圆》，随即将手稿寄给了宋淇夫妇，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港台同时连载”。宋淇和邝文美在看过《小团圆》初稿之后，回信劝阻张爱玲出版这部作品。由于读者喜欢她的作品，文学界为了她一片争执。因此如果《小团圆》发表的话，她可能会身败名裂，而她在台湾的事业也可能会完结。宋淇还指出，张爱玲是一个偶像，因此必然有各种限制和痛苦。张爱玲在小说中对九莉的另类塑造，宋淇也表示十分担心，因为只有少数读者也许会说她的不快乐的童年使她有这种行为和心理，但大多数读者不会同情她。基于以上理由，他劝张爱玲应该冷静客观地考虑将来和前途，慎重考虑《小团圆》的出版。

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现有的信件资料中还不时可以找到她对《小团圆》持续不懈地寻求出版之道的痕迹。1992年3月12日的信中说要销毁《小团圆》，但1993年，在她与出版方的信件中，她仍在提及《小团圆》的出版事宜，并表示她还在进行《小团圆》的修改。7月30日致编辑方丽婉：“《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10月7日致《对照记》编辑陈华：“《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可以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20年，一直到去世前还在修改，仍然还没有最后定稿。

如果将1975年10月张爱玲一鼓作气写完的《小团圆》作为《小团圆》一稿，1976年3月寄给宋淇夫妇的扩写丰富之后的《小团圆》作为二稿，理论上这个二稿应该是比较符合张爱玲最初的创作设想和创作目标的完整稿。这个稿子寄给宋淇之后，宋淇夫妇以政治原因和胡兰成的原因婉言劝阻张爱玲出版该作的想法，并建议“改写他的身份，让他死于非命，开不出口为佳”。按宋淇的意见，一是可以将主角的身份写成一个双面间谍，结局要令他死于非命。张爱玲根据自己得来的素材和姑姑的经历提出了两个修改方案：第一是把男主角改为一个到日本读大学的台湾人，随日本军人回中国做事，战后便躲到农村；第二是改为一个德国人。从已经公开的相关信件中，我们无法得知究竟当时张爱玲按照哪一种意见在对《小团圆》进行修改。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必然在不断对该作进行大量的修改。可以猜测她依然在为《小团圆》能达到打消宋淇忧虑的要求而努力。在1993年她完成了《对照记》之后，同时又预告了一次《小团圆》即将出版的信息，在港台再度引起轰动和期盼。

《小团圆》出版之前，众多的学者和读者还是以《今生今世》的叙述来还原张胡之间的恋情，毕竟才子才女初恋时那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是胡编乱造不出来的。《今生今世》和《小团圆》中提及的婚书中都写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那时之后，这段爱情带给她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伤心失望。因为张胡分手之后，张的朋友还是读者，都为她不值，认为她不应该与他再产生任何关系。她声称“无赖人”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关于她的那一章《临水照花人》并不完全是事实，那么“不是事实”成为张爱玲重提往事、重新讲述的最佳借口。张爱玲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别人说三道四，她不甘心自己的故事被另一个人垄断，因而才有了写《小团圆》的必要。从《小团圆》中九莉因为邵之庸的背叛甚至想到了要拿把“切西瓜的长刀”“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的地步来看，张爱玲并不像胡兰成一厢情愿所认为的那样对背叛毫不在乎。在给胡兰成的诀别信中，她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的……我自将萎谢了。”将生命与爱情合为一体，这极端的爱恨都是张爱玲最深刻浓烈的感情，也因此她无法完全摆脱。

其实从《小团圆》的有关章节来看，胡兰成的回忆除了叙述角度的差别外，几乎与其并无二致。

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474]

留恋而又有所不甘，这是张爱玲对这部作品主题最精妙的概括。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张爱玲对年轻时候的爱情，是多么复杂的一种心态。“据此，我们应该明白，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而她在晚年不断修订，可能就是照宋淇的意见去做，可惜她始终没有完成。”[475]

既然九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张爱玲自己，不妨把《小团圆》中写到的一些主要和次要人物来一番“索引”（以在小说中出现先后为序），以进一步证明《小团圆》确系“影射小说”：

比比：炎樱，张爱玲香港大学同学。

蕊秋：黄逸梵（素琼），张爱玲母亲，小说中又称之为“二婶”。

楚娣：张茂渊，张爱玲姑姑，小说中又称之为“三姑”。

九林：张子静，张爱玲之弟。

乃德：张志沂（廷重），张爱玲父亲，小说中又称之为“二叔”。

汤孤鹜：周瘦鹃，时为《紫罗兰》杂志主编。

文姬：苏青，时为《天地》杂志主编。

向璟：疑为邵洵美，留学法国，三十年代诗人。

秀男：胡春雨（青芸），胡兰成侄女。

汝狄：赖雅，美国作家，张爱玲第二任丈夫。

虞克潜：沈启无，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

荀桦：疑为柯灵，时为《万象》杂志主编。

燕山：疑为桑弧，电影导演，宋淇1976年4月28日致张爱玲信中就说“蓝（应为燕，系宋淇笔误）山我们猜是桑弧”。

“如此之多的小说人物有所指，《小团圆》理所当然地可以归入‘影射小说’之列。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小说中被影射的人物与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之间不能等量齐观，完全画上等号。小说中塑造的是文学形象，这些生动的形象经过了张爱玲天才的艺术加工和改造，以适应小说总体构思的需要。否则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476]小说就是小说。哪怕它有很多现实生活的影子，但跟传记不是一种文体。前者是可以虚构的，后者只能是非虚构。读《小团圆》确实可以引发对张爱玲人生的很多猜测，但是不能够一一坐实。这恐怕也是张爱玲不停修改、一直没有拿出来面世的重要理由。

“一刹那间，她对她空蒙的眼睛、纤柔的鼻子、粉红菱形的嘴、长圆的脸蛋完全满意”。这简直就是张爱玲的自画像。更加坐实了它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小说。《小团圆》虽归根结底还是小说，是小说就因其虚构的强大场域而不能去一一索引作者的真实人生，再将两者做牵强附会的解读。但《小团圆》作为张爱玲晚年家族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算是部自传体的记录，她在书中大曝家族秘闻甚至是丑闻，父母不像父母，亲戚不像亲戚：母亲蕊秋（原型为黄逸梵）和多个男人有性关系，私生活混乱；舅舅是抱养来的；弟弟九林（原型为张子静）有可能是母亲和一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姑姑楚娣（原型为张茂渊）是表侄绪哥哥的情人……小说丰富的内容，极具张力的情节，“穿插藏闪”的复杂结构等，共同彰显了张爱玲晚年不衰的创作活力和不倦的艺术追求。水一旦流深，就发不出声音。人的感情一旦深厚，也就显得淡薄。《小团圆》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中暗藏波涛汹涌。非极哀矜，否则便不能分晓其中的味道。真可谓世味难言。

小说对父慈母爱、兄友弟恭的传统家庭关系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丢弃绝望的嘲弄。前三章不厌其烦地讲述亲疏远近各种亲戚家的零碎杂事——突出离婚与财产两方面喋喋不休的矛盾冲突，前赴后继的发生，似乎永远不会完，完不了。亲情的饱满、人性的纯良滴落成灾，**然无存。九莉的父亲和母亲是新旧两个世界的人，父亲是常见的旧时家庭中的纨绔子弟，把祖辈遗下的家产都用于抽鸦片、打吗啡针、逛堂子，这样坐吃山空，让他时常有种惘惘的威胁，钱攥在手里一天是一天；母亲则是第一代新式女性，虽也裹了小脚，但果敢自由，擅滑雪，喜游泳，她曾说“湖南人最勇敢”。不满丈夫的荒唐委顿，几经劝说无效后，便以陪伴小姑楚娣为由抛家弃子出国，义无反顾扑向人生飞扬的那一面。可以想见，对于这样的父母亲，九莉和弟弟九林都成了他们生活如鲠在喉的牵绊。九莉没有爱过他的父亲，所以当她逃离父亲的家时，一缕缕夜风下撩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真正伤害她的是母亲，“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母女间非常态的疏离隔膜，从少女时代就在九莉惯于察言观色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树桩。这份旧伤一直作痛，永生如此，无法消融。一生太长了，代之以痛楚，愈合的不过是更为长久的疲倦。九莉总是若有所失，或许是因为失得不够多。毕竟这是个不完全的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连破裂都不曾完全。谁比谁清醒。所以，谁比谁残酷。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矜持凉薄到不可一世的张爱玲冬蚕一样吐出这温柔凋萎的话，织成思念，犹如大海里的鱼，在万水千山之内都是皈依。然则这并不是写给那个让她见了“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胡兰成，而是给让她觉得“找补了初恋，从前错过了的一个男孩子”的导演桑弧。对于这场昙花一现的惊艳往事，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缄默淡化处之。所以外界大都不知道张爱玲满目疮痍的感情背景上还有桑弧投下的明亮光影。嚣张跋扈地表白，常常是变相索取。生命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沉重婉转至不可说。才子佳人两不相侵，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宋淇曾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他觉得《小团圆》“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而张爱玲则认为“头两章是必要的”，因为事关九莉性格形成的关节点。几乎被炸死却无人可告诉的黑暗冷落，孤独是在你需要别人的时候，你遍寻不着；在你不需要别人的时候，你自给自足。呼吸着它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九莉在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寒窗苦读，母亲蕊秋却住在豪华的浅水湾饭店，教授安竹斯因爱才而给成绩优异却生活紧缩的九莉八百元港币的奖学金，却被母亲怀疑成女儿和其有不正当关系，进而在九莉洗澡时突然闯入检查她的身体，之后又把奖学金在赌桌上全输光……所谓母爱，感觉不到，就不是。这血肉模糊的崩裂她记着，将之嵌进骨头里，甚至每一个裂缝里都疼出腐烂。港战的经历直接导致了九莉自我中心主义人格的最终定型，所以她一辈子都在偿还她欠母亲的债，当她把二两金子还给蕊秋时，面对蕊秋的眼泪，她“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觉得抱歉。这一生，是她精神分裂时的一个浮想。它戛然而止，有不做梦的，没有梦不醒的。在和母亲的拉锯战中，她浓烈清旷如昔，没被年华抛闪，她就是欺软怕硬，反正“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即使有点“胜之不武”的嫌疑。由此见得，对于现在《小团圆》几乎被公认的“杂乱无章”“结构松散”的弊病，张爱玲是有意识的，后来宋淇也觉得“母亲和姑姑出现，与下文有关”，文中实则少有闲笔，文字肌理绵密，线索皆可放进谋篇布局的整体框架内，和她巅峰时期作品铺排的草蛇灰线、首尾呼应一脉相承，文风却平和圆熟，更接近她所追求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小团圆》以梦开始又以梦收尾。十年前的故人就这样涉过江山湖海翩然而至梦中，儿女绕膝，午夜的光温柔幽凉起来，充满着细碎的喜悦。九莉似旧时娇羞，柔顺眼眉，任由之雍拉着往木屋里走。在风吹帘拢的刹那恍惚里，在半梦半醒之间，谁没有过这样的怀疑、惊喜和失落？谁不曾希望拥有一份恋情，盼望着地久天长朝朝暮暮相爱相守？灵魂与灵魂，瞬间与瞬间，如生如死如火如荼缠绵如呼吸。只是誓言往往有口无心。香港的倾覆帮流苏挽住了情场高手范柳原过而无痕的情意，乱世烽烟、身世浮沉却无法让邵之雍不到处留情，对所有的女人，他只看到她们的好处，看不到坏处，因而感到由衷的欢喜。就像一只奔跑在莽莽雪原上的鹿，在孤坟处处的荒凉里，突然仰头发现了北极光。怀揣着“三美团圆”美梦的邵之雍给不了九莉现世安稳，他的过去未来都有声有色，并非那么百无聊赖等着九莉一个人，她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不是无情，亦非薄幸，生命是终将荒芜的渡口，九莉终究只是邵之雍的过客。她一个人坐乌篷船走了，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她走了当然也就结束了。“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若是血肉相连的爱，措手后会让人随之萎谢。你离开，我衰败，心花零落，落地成灰。相濡以沫，原本便需爱淡如水。

不论创作心态如何，胡兰成所描述的故事情节与《小团圆》中的九莉和邵之庸的故事几无二致。这一唱一和正如文人间用笔墨在遥相问候。如果张爱玲的人生是一部小说，这段爱情才是她的**部分和叙述的主题。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这段爱情在《小团圆》中“连一半都不到”，也许这也与它在《今生今世》中的地位相关吧。透过这段文本之间的对话，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在现实中看到了张胡之间的爱情纠葛。

在张爱玲的《私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母亲的依恋、崇拜和哀怨。她热爱母亲的一切，喜欢待在母亲的身边，住在母亲住过的房子里，努力达到母亲的期望。小时候与母亲生活的那一段时间可以算得上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甚至于她会写信去向玩伴炫耀，长大之后她坚持与父亲决裂跟随母亲，“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母亲那一半就是光明的、善的，然而那一点点母爱无法使敏感的张爱玲得到满足，于是对母亲又有一种期期艾艾的怨恨。正是由于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对母爱的期待更多，一旦她发现母亲并不是全心地爱着她，哪怕有一丝的觉得她是一个负担，天生的强烈自尊就促使她生怕母亲会后悔收留她。她的成名动力之一就是决心还债给母亲，以此撇清与母亲的关系，同时也证明给母亲看她的牺牲是值得的。九莉也如是。

蕊秋在香港的时候被怀疑是间谍，令人意外的是九莉感到一丝得意。因为九莉认为蕊秋被当作间谍是因为“她神秘，一个黑头发的马琳·黛德丽”。九莉迷恋母亲的一切，她常常在心里赞叹母亲的美丽：

九莉觉得惊异，她母亲比从前更美了，也许是这几年流行的审美观念变了。尤其是她蓬着头在刷头发，还没搽上淡红色瓶装水粉，秀削的脸整个是个黄铜雕像。谈话中，她永远倒身向前，压在脸盆边上，把轻倩的背影对着人，向镜子里深深注视着。

这段简单而别致的描写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女孩站在浴室的门口用一种痴迷的目光在仰望着她的美丽的母亲。就连母亲裹过的小脚，她觉得也不像别人的那样看着古怪。如果母亲不是这样完美，或者说在九莉心中不这么完美（比如说蕊秋的相貌在香港是很常见的），那么她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九莉来说，蕊秋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神圣所在，她害怕自己成为破坏她的完美的罪魁祸首，怕自己妨碍她的幸福被她嫌弃。由于时时记挂着母亲，九莉总能在外国小说中找到与母亲相似的美妇人。劳伦斯的小说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经老的美妇人，儿子却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小说中写到他在子宫里就开始觉得窘。这个可怜的儿子让张爱玲想到了自己，她也一样觉得窘，仿佛自己配不上有这样的母亲，担心人家会奇怪那样美丽的母亲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身为子女，似乎天生有着成全父母的期望的责任，否则就像犯罪一样。但是对九莉来说，无论她多努力，似乎总是只能成为她的负累。

这种热切的迷恋和自卑夹杂的心情使她渴望得到母亲的关爱，但又小心翼翼地怕自己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而徒受伤害。某日蕊秋给九莉梳了一个横云岭式的发式，由于直发不能持久，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变形了，但“她舍不得去碰它，由它在眼前披拂，微风一样轻柔”。我们可以想象九莉当时的甜蜜满足感，即使别人笑话她“痴头呆脑”，她也一样觉得无比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时刻实在太少，这两母女聚少离多，而且一样是非常自我的人，因此九莉与母亲亲近的愿望终究难以实现。于是潜藏在九莉内心的自卑先入为主地将蕊秋定义为一个对自己毫无感情的自私形象。这种自卑将母亲推离开去，把自己武装起来。

站在街边等着过马路。蕊秋正说“跟着我走：要当心，两头都看了没车子——”忽然来了个空隙，正要走，又踌躇了一下，仿佛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方才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九莉没想到她手指这么瘦，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心里也很乱。在车缝里匆匆穿过南京路，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了手。九莉感到她刚才那一剎那的内心的挣扎，很震动。这是她这次回来唯一的一次身体上的接触。显然她也有点恶心。

这是九莉成年后唯一一次与母亲身体上的接触，她们像普通的母女一样手牵手过马路。然而看来两个人都不大适应这次接触。从心理学上来说，九莉首先觉得心里很乱，其时还并不能判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只是非常激动以至于头脑空白。等一到人行道上，蕊秋立刻放开了手，于是九莉立刻感觉蕊秋对这次接触是感觉恶心的，于是她的潜意识告诉自己她同样也讨厌与母亲的接触并不断强化这种意识。如果她不是这样的敏感小心，也许和母亲之间能更加温馨。她曾经在母亲节的时候用自己身上仅有的两块钱买了一朵像蕊秋一样美丽的花，但其实她受骗了。当花朵被拨开露出下面的一截铁丝时，她都能想象得出蕊秋会如何嘲笑她。但蕊秋只是很郑重地拿了一个玻璃瓶将它泡起来放在了床头。可见，蕊秋对九莉也并不是没有怜爱之情的。

九莉的人生中没有“爸爸妈妈”这两个角色。她口头上过继给了几乎不相往来的大伯，因此叫父母作“二叔二婶”。这个特点使她对父母有种隔膜感，对亲情淡漠，并不真正将家看成自己的归属地。这一点是九莉与张爱玲的共通之处。因而透过九莉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我们可以反观张爱玲对母亲甚至其他家人的感情。张爱玲对待亲情的态度：渴望拥有但痛苦万分，不如彻底绝情。

九莉生活在一个无情而苍白的世界，她相信爱情，爱情背叛她，相信亲情，亲情欺骗她。到头来，她竟不知该投向谁。她被迫去接受生命里注定残缺和难以如愿的部分，接受那些被禁忌的不能见到光明的东西。若为情执，必陷入软弱。当她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和他人之间的交接已是一片穷途末路。她没有再爱过。“曾经沧海难为水，更嫌自己说话言不达意，什么都不愿告诉人了。”

“木雕的鸟”像缕游走跌宕的魂魄，在文中反复出现，仿佛是遥远丑陋的神祇，也似乎是离死亡最近的动物。它第一次出现，是在之雍和九莉恋情的发展阶段；第二次出现，是在插叙的一段“十几年后”九莉为第二任丈夫汝狄（原型为赖雅）打胎的段落里；它最后一次出现时，九莉和之雍的恋情已是摇摇欲坠。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九莉大概是一只鸟。充满了警觉，不容易停留。所以一直在飞。自少女时起，她就一直说服自己对种种贫乏进行对抗。物质的贫乏，情感的贫乏，以及贫乏而无可回避的现实，她竭尽所能地与它们对抗，尝试让自己逐渐丰盛独立。即使道路坎坷，一直流离失所，孤独就在一回头间看到了。无论是多少年前的月色，天荒地老般沉重，九莉是看够了的。只不过总归还有些旧事，像阳台上的月，耿耿于心，拂之不去。若说世间荒凉悲怆，本是浮生如梦，几十年后却连梦都乏善可陈了。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尽得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精华的作家，无论是意境氛围的营造还是叙事的连贯性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团圆》一作中，我们时常可见的是张爱玲独特的犀利文笔所造就的诡异的意象和精巧的比喻，但叙述手法却全不同于旧作。在小说甫一开头，这种不同就反映出来了。

从大考的早晨联想到等待的痛苦，于是由等待的痛苦联想到自己三十岁时候在爱情中的等待，再随之将时间拉到作者诉说的当下“老了……用不着考试了”，不觉将大半生的等待都回顾了一遍。这个特别的开头并不是别出心裁地为吸引读者而设，而是暗示着接下来的叙事节奏都将是如此看似混乱地穿插着各个时期、各个人物、各个看似无关的故事。她可以从一句议论中的一个词引发开去，一层套一层，然后戛然而止，转回到先前的叙事时间。

比如茹璧出场，然后引出茹璧与剑妮的矛盾，再转而写剑妮与魏先生的关系，再由剑妮常住魏先生家引出自己是学校里少数一直住校的学生，最终引出独自一人在暑假住校期间与母亲的一段交往。这一连串意识流般的叙事重点转移之后，作者花费较多的笔墨开始写那年夏天与母亲的交往。然而在这段回忆里面还在不时穿插着对姑姑、舅舅、比比的叙述，时而是回忆之中的回忆，时而是其他相关的事情，时而是跳出回忆的后来评述。对这个夏天似乎才是第一章的重点内容，第二章的开头，时空便又重新回到了大考的早晨。

正如很多学者所说，《小团圆》的叙事线索颇为凌乱，主体结构涣散。张爱玲深受散漫叙事的中国古代世情小说习气浸染，这部作品的叙事特征与她推崇的《海上花列传》的叙事手法颇有相似之处。《海上花列传》的章与章之间便是互相牵引但情节却并不相关的结构。便如戏曲登台，各唱各的一场，各做各的主角，但上一个下场之前必定有个类似预告的暗示，以便使得下个出场的人不致显得突兀。以此来看《小团圆》的结构，较能理解作者结构布局的苦心。但这种结构布局对读者的阅读构成了极大的障碍。作者不断进行大幅度的时空转换造成故事脉络的中断，对读者的时空想象形成极大的挑战。另外《小团圆》的叙事重点和关注的焦点也并不明晰，其中出场的众多昙花一现的人物，影影绰绰，兀自出场然后匆匆一瞥后就消失了。张爱玲的回忆是照片式的，即便幼儿时期的琐事，只要是记得的便是细节完备的，连当时的光线、每个人物的表情她都丝毫不差地准确地放在脑海中。于是，即便是串场的看似无关的人物，她也绝不肯潦草敷衍过去：“俏丽的三角脸上一双吊梢眼，两鬓高吊，梳得虚笼笼”的婀坠，“头发剪得很短，面如满月，白里透红，戴着金丝眼镜，胖大身材”的茹璧，“梳着两只辫子，端秀的鹅蛋脸，苍黄的皮肤让人想起风沙扑面”的剑妮，她们或许与小说的情节发展无关，但她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共同组成了九莉的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张爱玲不肯马马虎虎地将目光从她们身上掠过。正是这些“无关的”人物过多，而对小说的主要人物张爱玲又要坚持她的“不彻底的人物”的塑造，力求含蓄地表现各人“内心的曲折”，行文点到为止，读者无法准确捕捉和把握，便常常得出与作品本意相去甚远的印象和结论；加之作者并无明确的主次暗示，导致读者阅读时产生的混乱感更加强烈。

散漫的叙事结构和叙述重点的模糊是该作不可否认的缺陷，但循环渐进的布局、浮笔勾勒的人物刻画、隐晦简略的曲笔，也应该是张爱玲晚年对自身创作技巧的突破，是她自觉的、主观的艺术追求。在《小团圆》里，作者进一步尝试摆脱外部叙事的框架，消解作品对故事线性发展的依赖，用语也尽量避免辞藻的繁丽，力图使作品简单精练但韵味悠远。《小团圆》是用作家最深知的材料、耗费作家二十年的精力、不论情节还是创作技巧都是作家自我突破到高点所打造出来的心血。其中显露出混乱和散漫，不仅不是所谓的张爱玲晚年的创作水准失常的结果，反而是她苦心经营出来的得意之作。

这是张爱玲的遗作，更是她变相的自传。她生命中所珍爱的时光，珍爱过的人，她似乎恨不能都收录在《小团圆》中珍藏。这篇小说对她的非创作意义太大，然而所谓“关心则乱”，在情节取舍和结构布局上不免失去了身为小说家的创意与理智而囿于个人经历了。尤其是在创作出版过程中由于种种限制使得作者对文本过度修改，对最初的创作出发点缺乏把握，最终导致文章缺乏凝聚力，结构散乱。文中时时处处跳动着张爱玲华丽灵动的笔调，也不乏令人心动的细节，却怎样也不是张爱玲小说流畅、自然、惊艳的感觉。如果说张爱玲的人生经过她的读者的想象再造之后俨然已成为一部乱世传奇，令人充满无尽浪漫遐想，那么《小团圆》则是她自己对其人生传奇的一种毫不留情的解构。

八十、急管哀弦

张爱玲在1990年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曾提到在创作散文《爱憎表》[477]，为了解释少作中提到的“调查栏”，即十七岁高中毕业前夕校刊调查表的填写。《爱憎表》文章的第一段中，张爱玲首次将这个调查表格命名为“爱憎表”：“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往往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释，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爱憎表》写于1990年，全文两万三千余字，但最终并未完成。

90年代初，张爱玲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出《张爱玲全集》。全集除收已发表的全部旧作，还要修订《小团圆》，编一本配有文字说明的个人相册集《对照记——看老照相簿》。

此前皇冠出版社以“皇冠丛书”的方式已分单册印行了她的旧作十余种，但由于旧的版本字体老旧、版面不清，更由于这位声誉日隆的大家还没出全集对作者、读者和出版者都是个缺憾，皇冠决定编印全集。从1991年7月开始，一年之后即陆续上市。每一部作品都经过作者亲自校对，稿件在台北与洛杉矶的飞机上飞来飞去，费了双方很多时间与精力。

《对照记》的原稿于1992年秋寄到台北，“皇冠”编辑把这些前后几十年拍摄的或大或小，或黑白或彩色的照片一一拍成幻灯片，并对旧损的照片进行修补，技术要求很高。整理完成的图片及文字从1993年11月开始在《皇冠》杂志上先行登出，1994年6月作为《张爱玲全集》第15卷出了单行本。《对照记》销量奇佳，“张迷”们纷纷争购，以一睹张爱玲的风采。至1995年底，已印了七版。但遗憾的是，《小团圆》并未写完。本已应允在1994年2月皇冠四十周年庆典时与《对照记》合集出书，张爱玲给“皇冠”编辑写过好几封信说明情况：

……《对照记》加《小团圆》书太厚，书价太高，《小团圆》恐怕年内也还没写完。还是先出《对照记》。（1993年7月30日）

……欣闻《对照记》将在11月后发表。……《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1993年10月8日）

……《小团圆》明年初绝对没有，等写得有点眉目了会提早来信告知。不过您不能拿它当桩事，内容同《对照记》与《私语》而较深入，有些读者会视为炒冷饭。（1993年12月10日）[478]

《对照记》收图五十余幅，青少年时代的照片居多，60年代她四十余岁时的照片只有四幅，此后便是空白，一张也没有。亲友中，与母亲、姑姑和炎樱合影的照片较多，但没有一张胡兰成、赖雅等人的照片。

张爱玲在文字说明的最后解释说：

以上的照片收集在这里惟一的取拾标准是怕不怕丢失，当然杂乱无章。附记也零乱散漫，但是也许在乱纹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个自画像来。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