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

翻开1949年至1980年大陆任何一部（篇）公开出版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都不会发现张爱玲的名字。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魏少昌主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有范烟桥的长文《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在评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通俗文学时，曾经用突出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其人其文，认为她的作品有其“独特的风格，富于传奇性的题材和秾丽的笔调”，在当时“引起读者的惊艳”。[457]在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范围内对她做了一定的肯定。历史有时候真像任人打扮的姑娘，真假美丑任人评说，但终究会显现不可移易的本来面貌。80年代初，中国重新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因而才有了张爱玲与大陆亲人的通信联系，也才有了大陆逐渐升温的“张爱玲热”。解放了思想、拓宽了视野的学术界，从70年代末期就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大批现代作家或重回文学史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座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他们回到50年代编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棋盘上，更深入地研究发掘须待史家们更新文学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随着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引进介绍，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被史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40年代文坛的最偏僻的一角给了她一小块地盘。第一位引荐者，是上文提到的张葆莘。在80年代上半叶，张爱玲研究在大陆已有了一些成果，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了大陆文学史的排行榜。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小说散文迅速地被多家出版社推出并大受欢迎。大陆读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位年过六旬的“新”作家，大批“张迷”应运而生。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的传入关系极大。

读者对张爱玲的喜爱，与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一文也有一点关系。该文首发于1985年第2期《香港文学》，首次修改稿刊于1985年4月第4期《读书》，再次修改稿发表在《收获》杂志1985年第3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该文回忆了40年代与张爱玲交往和她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情况，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还评析了张爱玲的创作成就，并以老友的身份向张爱玲祝福。该文以“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开头，结尾是：“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文章材料新颖、声情并茂，感动了不少读者。但他对《秧歌》《赤地之恋》的某些批评有言过其实之嫌，后来受到高全之等人的反批评。[458]

然而，柯灵的祝愿张爱玲听不到，他的“遥寄”实在是无法寄达，此时的张爱玲，正在受皮肤特殊敏感症的骚扰，东奔西走。但是对于大陆出版界没有征得她的同意，到处出版她作品的事，她是知道的，而且很不满。她曾授权李开弟先生处理她的作品的大陆版权，但李开弟年事已高，无法应允，侵犯版权的事也就一再发生了。

此时，张爱玲的作品在香港、台湾也有盗版出现。1988年前后，有人将她50年代的旧作《小艾》发掘出来，分别在台港两地刊载，完全是在没有通知她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干的。香港还出了单行本《小艾》，用的不是原来的笔名梁京，直接用张爱玲的本名。对这些做法，张爱玲也十分不满，她只好把自己的旧作一一搜罗整理，以《余韵》和《续集》为书名，分别于1987年、1988年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余韵》收录了旧作《散戏》《中国人的宗教》《“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我看苏青》《华丽缘》及《小艾》，其中对后两篇略有改动。

《续集》收入了《关于（笑声泪痕）》《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等散文，60年代的电影剧本《小儿女》《魂归离恨天》，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的中、英文本。

在《续集》的序中，张爱玲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取这个书名的动机：

书名《续集》，是继续写下去的意思。虽然也并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写得少，刊出后常有人没看见，以为我搁笔了。

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自己创作日益枯竭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之感，可心里并不甘心。接着她略数了一番盗版她作品的恶劣行为，并郑重声明：

出版社认为对《小艾》心怀叵测者颇不乏人，劝我不要再蹉跎下去，免得重蹈覆辙。事实上，我的确收到几位出版商寄来的预支版税和合约，只好原璧奉还，一则非常不喜欢这篇小说，更不喜欢以《小艾》名字单独出现，二则我的书一向归皇冠出版，多年来想必大家都知道。只怪我这一阵心不在“马”，好久没有在绿茵场上出现，以致别人认为有机可乘，其实乃是无稽之谈而已。

这使我想到，本人还在好好地过日子，只是写得较少，却先后有人将我的作品视为公产，随意发表出书，居然悻悻责备我不应发表自己的旧作，反而侵犯了他的权利。我无从想象富有幽默感如萧伯纳，大男子主义如海明威，怎么样对付这种堂而皇之的海盗行为。

为了版权的问题，张爱玲请过出版界的一位彭先生代打官司。《赤地之恋》中文版的单行本问题，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皇冠出版社本拟出版，但小说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骂国民党的话，因此在当时的台湾书刊检查制度下通不过，若删改又会伤原著的韵味，所以就把这本书放了放。张爱玲不明就里，以为皇冠不愿出版，就把《赤地之恋》交给另一家出版社，但该社也遇到同样难题，只有删改敏感部分才能出版。张爱玲坚决不同意修改，又委托彭先生收回了版权。这本书几经周折，直到1991年才由皇冠出版社出了“全本”。但台湾慧龙出版社还是在1978年出过删节本。

1961年秋，张爱玲先到台湾，再访香港。这段游记张爱玲于1963年写成英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80年代又以中文重写出《重访边城》，是张爱玲生平唯一描写台湾的文章。该散文在张爱玲散文中的地位比较重要。篇幅长约1.5万字，介绍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城市乡村、宗教和民俗，又以新的视角描写了香港，对比台湾与香港宗教、寺庙的不同。透过她的犀利之笔，可以看到现今台湾早已忘却的文化特质，以及旧时香港色香味俱全的市民生活。[459]

七十六、垃圾事件

躲过了跳蚤之患，搬家搬累了的张爱玲以为自己可以“定居”下来了，然而，“跳蚤事件”刚过，又碰到了“垃圾事件”。

张爱玲此时住在一条嘈杂的街上，有很多黑人、墨西哥人、东南亚难民、印度人，但她所住的公寓宛如街中的贵族，设备洁净、房租昂贵，一个月380美元。张爱玲住在通道底的一个套房里，家具较为齐全。门口有信箱和对讲机，她的信箱也用的本名E.CHANG。两棵棕榈树在张爱玲的窗口轻轻地飘摇着枝叶。

张爱玲入住不久，她的旁间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女客——秘受台湾《联合报》采访之托的作家戴小姐。

戴小姐从十九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她刻意学习张爱玲的文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在洛杉矶的住址，便写信给张爱玲，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希望能采访她。但这又是一封石沉大海的信。久候没有回音，戴小姐并不甘心，“当即擅自主张另辟歪径”。她前往张爱玲的公寓，跟房东说明要住在张爱玲隔壁，等了十多天，隔壁的房间空出，她便搬了进去，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戴小姐所填的住房材料上全具真名真身份。

但她没有贸然登门，而是静候着张爱玲的起居和出现。整整一个月，才见到过她一次。但也只是静静地看着，并没有打扰她。戴小姐为“爱张”而见不着张的人们精细地描绘了一幅张爱玲的晚年肖像：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绫绫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牛奶空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戴小姐所见的是张爱玲出来倒垃圾的一幕，张爱玲真是个“岁月攻不进”的人，连倒垃圾也惟恐避人不及，戴小姐更不敢有面访之念了。这一个月来，她除了听得见张爱玲房间中开得很响的电视机声之外，对她一无所知。于是她灵机一动，半个身子吊在垃圾桶上，用一截菩提树枝把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子钩了上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经过对垃圾的“研究”，戴小姐觅得了关于张爱玲生活的许多细节：平时吃什么、喝什么、读什么报，煎鸡蛋的技术如何糟，没有什么零食可见牙已坏了，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出门买东西时的购物单，十天半月才拿一次信函，等等。

戴小姐如获至宝，兴奋地写下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纪实散文，并给住在旧金山的T女士打电话，谈到这些情况。T女士觉得在张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戴女士的做法也许不够妥当，就给夏志清先生打电话，夏志清立即通知庄信正，庄信正又打电话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平素不接电话，这次却一打通就接了。

庄信正在电话中说：“现在你隔壁房间住了一个戴小姐，据说是台北的某报委托的……”

张爱玲立即挂掉了电话。第二天庄信正又打了电话去，没有人接。他又给好友林式同打电话。林式同这些年一直受庄信正之托负责张爱玲的迁居事宜。林式同在电话中回答说：“没问题，已经搬好了。”

戴小姐好几天没有听见邻居房间的动静了，也没听见她房中的电视机在响了，问房东才知，张爱玲已搬走。戴小姐于是给《联合报》副刊寄去了文章，副刊主编看后，认为涉及张爱玲个人隐私，答复是“我们要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才能发表你这篇稿子”。戴小姐又转而给台北另一家大报《中国时报》的副刊编辑季季打电话，出于对张爱玲的尊重，她也拒绝刊发这篇稿子，并立即跟美国方面联系，告诉庄信正这件事，希望他通知张爱玲，她还不知道张爱玲已闻讯搬走了。

1988年底，从庄信正处得知“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张爱玲给季季寄来一张圣诞卡，有一句话是：

“感谢所有的一切！”

客观地看，戴小姐的采访并没有恶意的动机，但她后来还是另找出路发表了《我的邻居张爱玲》这篇采访记，对采访对象没有足够的尊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她写道：“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终于改变计划没有蛮横地去敲她的房门，目的求得她露脸；这也是为什么自动放弃拍下她的身影，我有过那样好的机会——只是觉得，没有资格……”

但这事确实给身心疲惫的张爱玲又带来了一些麻烦。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她谈到了对“垃圾事件”的看法：

五月份我听见说有家台湾报馆记者住进我那幢公寓，要不择手段采访。刚巧我患感冒一个多月没出去，没碰上。一好了就搬家，累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搬了。只好住址绝对保密，仍旧用旧有的信箱作惟一的通信处。否则一个告诉一个不告诉，会使人见怪。[460]

这封信写于1988年秋天，1989年初她又在给司马新的信中谈及戴小姐采访事：

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已经有好些人不高兴。一旦发现你来看过我，更要得罪人，无论我怎样解释是因为实在感激，不亏了你热心，我还在住旅馆流浪。[461]

看到“累得筋疲力尽，不能再搬了”和“我还在住旅馆流浪”这样的句子，司马新心情沉重。

在这一年她还写过一篇生前没有发表过的散文《1988至——？》，这是她的自我封闭身心最孱弱最寂寞的时候写的。一个长期离散的异乡女子，在苦等巴士穷极无聊的东张西望中，胡乱记下对异乡、种族、爱情、姓氏、难民、阶级、贫富、死亡的诸多感慨。她常常觉得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连收信都不拆。

七十七、“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

张爱玲生命中的最后十来年的有关搬家事宜，都是由林式同帮忙办理的。他是一个建筑师，与庄信正交谊甚厚。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对文学并不了解，对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也不甚了了，但受朋友之托，他便尽力而为。中国人的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的品性在他身上闪着光彩。他并不期冀有什么报答，甚至有时为张爱玲独特的性格而多费周折他也不予计较。说到庄、林二人的友情，也是一段佳话。1960年9月，林式同搭乘台北至西雅图的留学生班机到美国求学，长途飞行疲惫不堪，下飞机后一群穷学生一家住在便宜旅馆，为省钱他与一个山东口音的小伙子同睡一床，第二天一早各奔东西，也没记住对方姓名。一晃十年过去，在洛杉矶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两人意外相见，起初互不敢认，后成莫逆之交。庄信正托学建筑出身的林式同照顾张爱玲，既有他专业上的便利，更是出于对二人友情的充满信心。[462]

林式同第一次去拜访张爱玲，开了40分钟的车，还得了一张违章罚单，虽是事先约好的见面，张爱玲却临时变卦，没有开门。第二次张爱玲请他去，但只见了5分钟，她借此判断对方是否可靠。林式同在文章中描述初见张爱玲的情景：

十点整从旅社的走廊上快步走来了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副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463]

第三次是同去见公寓的房东，因为张爱玲需要林式同做保证人。十来年的时间，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但林式同多次为她找房子。

“垃圾事件”后，林式同得到张爱玲要他帮助找房子的电话。恰巧他设计并主持施工的大批公寓房子刚好竣工，里面有单人用的小套间，什么都是新的，张爱玲十分满意，马上搬进去了。并关照林式同为她的行踪保密。林式同又把她的意思转告给公寓经理，并嘱他不要要求张爱玲出具申请房子的各种证件，因为他知道张爱玲的各种证件都丢了。林式同还嘱咐经理，万一有急事，尽快通知他。

但张爱玲仍然保持着她的一贯作风，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麻烦他人。林式同要为她叫计程车搬家，她不要，她说她的东西十分简单。每搬一次，她都要扔掉不少东西。1989年初，公寓经理给林式同打电话说张爱玲的手臂摔坏了，用布包着像个圆球。林式同忙打电话问询，张爱玲轻描淡写地告诉他，坐火车不小心摔了一跤，没太大关系，多躺躺就好了不必担心。7月份，她给林式同信中说伤已经好了，不用开刀治疗。林式同问她身体别的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她说眼睛、牙齿、皮肤都有毛病，要看医生，不过她不想麻烦林式同帮忙。后来，公寓经理又告诉林先生，张爱玲气色不好，身体更瘦了。林式同又打电话表示关切，张爱玲仍然婉谢了对方的帮助。

林式同还帮张爱玲做了一件大好事，办好了她丢失的证件。以林式同的地址作永久地址，申请公民身份证、联邦医药保险、老人福利卡、图书馆借书证等。对此，张爱玲心存感激。她平素与人讲话，包括她的华人同胞，她都讲英语以保持距离，而跟林式同，则用道地的国语，连一个英文词汇也不带。虽然见面少，她与林式同通电话的次数却不算少。她有一次说：“我很喜欢和你聊天。”在电话中，她说林式同与日本太太一起生活，一定浪漫得要命，对他的晚上可以躺在**看星星月亮的房子十分赞赏。还谈到过中国文化如何受西方影响，旧小说中的娘娘腔十足的才子等话题。当然，两人也常谈到健康问题，林式同谈到他拔牙之后没什么痛苦了，张爱玲自言自语地说：“身外之物还丢得不够彻底！”从这些谈话来看，晚年的张爱玲思路是很清晰的。

1991年，张爱玲住的那幢公寓里搬来不少移民，素质很差，爱吵闹，房子弄得很脏，有人养猫引来了蟑螂虫蚁，张爱玲对此十分反感，于是在4月份给林式同写信，想搬出此地。并提出了对新址的八点要求：

1.单人房（小的最好）

2.有浴室

3.有冰箱（没有也可）

4.没炉灶

5.没家具（有也行）

6.房子相当新，没虫

7.除了海边之外，市区、郊区也行

8.附近要有火车

从这八项条件来看，她仍不喜欢做家务杂事，图个生活的干净简单。7月初，林式同为她找好了新址，是一个伊朗房东，签约时，林式同开车陪她去，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在汽车上，两人交换了对洛杉矶的印象。林式同问候了她的身体状况，她说最大的苦恼是牙齿，总是看不好。林式同注意到张爱玲的牙齿真的有点走样了，连嘴唇都受到了影响。

张爱玲还提到三毛，说她怎么自杀了，言下不以为然。林式同不知道三毛，更不知道三毛曾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为蓝本创作过一部剧本《滚滚红尘》，所以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这次搬家半个月后，伊朗房东打电话给林式同，谈到张爱玲的一些情况：忘了带钥匙，几次把自己关在门外，要房东帮忙开门；抱怨浴室设备有问题，要房东修理；还有一些别的麻烦事。房东问林式同，这位房客怎么回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林式同告诉房东，她没有问题。还说他也做过她的房东，她按时交房租，且不爱打扰别人，清静得很。并请房东放心，有事找他好了。

张爱玲搬来搬去，为了方便，租用了两个信箱，但一般一个月才取一次信，信箱总塞得满满的，邮局很有意见。

在这幢公寓的信箱上，张爱玲用了一个越南人的名字：Phong，她觉得同公寓的中国人太多，怕别人认出她来，会引起麻烦，引起又一个“垃圾事件”也说不定。但她给房东的解释是，因为有许多亲戚想找她借钱，传说她发了财，躲也躲不开。还说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国也很普通的，不会引起注意。

七十八、“哦，上海，恍如隔世”

1990年9月30日，是张爱玲七十岁生日。张爱玲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人们已无法知晓。依她的性情，该是淡泊宁静毫无特殊的。但是远在台北的苏伟贞为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在当月刊载张爱玲的“旧作”《哀乐中年》。

1985年底，苏伟贞担任《联合报》副刊编辑。“坐在办公桌前的第一件事，即是发誓要邀到这位‘作家之神’的稿子，我曾说：‘哪一天邀到张爱玲的稿，哪一天走人！’当时真不知这事的难度。”[464]苏伟贞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与张爱玲的书信交往。张爱玲给她写了十来封信，关于《联合报》刊发《哀乐中年》以作为生日礼物的美意，她的回答是简洁而客气的。3月13日的信中说：

您一定知道记忆是有选择的，印象不深就往往不记得。我其实从小出名的记性坏，一问什么都“忘了！”……

信中所说“印象不深”的事，即指她的生日。她还说：“阳历生日只供填表用，阴历也早已不去查是哪一天了。当然仍旧感谢联副等9月再发表《哀乐中年》剧本的这份礼物，不过看了也不会勾起任何回忆来。”

这年底，王祯和在台北病逝，苏伟贞在信中告知此事，附上了祯和母亲的地址，并要张爱玲为《联合文学》的王祯和纪念特刊写稿。张爱玲很快给王祯和的母亲写了信表示哀悼，但对写纪念稿，她的回答是：

我知道祯和久病，听见噩耗也还是震动伤感。但是要想写篇东西悼念，一时决写不出来。

……等我写出来不但是明日黄花，已经是陈谷子烂芝麻了。——永远迟到。[465]

而就在三年前，当《联合文学》决定在第二十九期做《张爱玲专卷》，编辑找王祯和撰文时，王祯和的答复是不到时候。编辑与他数次密谈，他才点头说试试。但到了规定交稿的时间，王祯和交的是一封抱歉信：“彦明：很抱歉，元旦四天假都花在写回忆张爱玲。写到一月四日很晚的时刻，把稿纸都撕了。”

丘彦明打电话给王祯和，他还是说：“很抱歉，我真的写不下去。”[466]

张爱玲和王祯和有一次难忘的交往，要他们各自写对方时，都有“写不下去”或“写得很慢”的感觉，可见他们交情很深。

80年代末期，张爱玲又恢复了与上海亲人的书信联系。1989年1月20日，她给张子静的信中写道：

小弟：

你的信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表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弟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在做我的监护人。Dick 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467]

此前张子静给姐姐的信都被退回，由于张爱玲常搬家的缘故。1988年中，一位熟知张家家世的老人拿着一张报纸找到张子静，神色慌张地说：“你姊姊可能出事了！”张子静心里一惊，想到她是知名作家，如果故去，报上一定有很多报道。张子静给在上海的亲友打电话，都说没听说出了什么事，又给在美国的亲戚写信，还是没有明确消息。他又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说明他的疑虑，并把一封写给张爱玲的信请华侨办代为处理。后来通过国务院侨办寄到洛杉矶领事馆，恰好领事馆有人认识知道张爱玲地址的戴小姐，这封信才到了张爱玲手上，也才有了上面那封回信。

这年5月和8月，张爱玲还给在病中的姑姑写过信，信中也谈到自己过街被人撞倒，右肩骨裂的情况。

在后一封信中，她说：

三月间过街被一个中南美青年撞倒，跌破肩骨，humerus fracture。这些偷渡客许多是乡下人，莽撞有蛮力。照医生说的整天做体操、水疗，累极了。好得奇慢，最近才告诉我可以不用开刀了。……有一两个月没去开信箱，姑姑的一封挂号信没人领取，被邮局退还。这些时没消息，不知道姑姑可好些了，又值多事之秋，希望日常生活没太受影响，非常挂念。前些时就听说现在汇钱没用，汇来也无法买东西，一直想写信来问可有别的办法。上次来信伤臂写字不便，只写了个便条。姑姑千万请KD来信告诉我，让我能做点事，也稍微安心点。我等着回音，两星期去开一次信箱。

KD好？念念。

煐　八月二十日[468]

张爱玲心系着上海的亲人，但她再一次婉拒了姑姑和弟弟希望她回上海探亲的建议。在1979年3月19日，给邝文美、宋淇的信中提道：“我姑姑不要我还钱，要我回去一趟，当然我不予考虑。”[469]张爱玲真是一个拎得清的人。胡兰成给了她钱，分手时她加倍地还。她一有空也给母亲还钱。30年前姑妈资助她出国，她现在想着还要还。

与医生看病时，“她问病情很仔细，但不愿谈及自己的过去，医生问她何时离开中国，她就礼貌地转了话题”[470]。与林式同在电话中聊天，她也不愿提及旧时生活，有次林式同说要去上海，她似乎陷入沉思，停顿了一两分钟说：“哦，上海，恍如隔世！”之后就再没提起过上海。

1990年，台北《中国时报》创刊四十周年，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扩大举行，编辑写信给张爱玲，请她重返台湾，担任“时报文学奖”的决审委员。得知她的姑姑张茂渊长年卧病在床，信中特别提到她来台北开完评审会后，将陪她到上海看望亲友，一切费用都由报社负担。张爱玲于7月1日回了信：

从您信上知道时报今年的文学奖更比往常隆重有意义，我如果能参与评判，当然感到荣幸。但是庄信正先生推荐我，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给他写信总是不断地抱怨来日苦短，时间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只好省在自己朋友身上了，所以全部久疏音问。我去过的地方太少，如果有工夫旅行，去过的就不再去了。

张爱玲早已断了去上海的念头，1952年她离开的时候，就没打算回去过，现在年事已高，就更无此念了。

1991年，她最亲的亲人、姑姑张茂渊病逝于上海，享年九十岁。

李开弟写信给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告诉她这个噩耗。信的第一句是：“爱玲，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你与我所至爱的亲人，已于6月13日晨7：45与世长辞。”此时，李开弟已94岁高龄。

也许是听到了太多的关于亲友故去的噩耗，也许是出于对“去日苦多”的自知，张爱玲90年代的生活更不为人所知。人们只能以她的信为窗口了解到一些情况。在1989年给司马新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她的晚年心境，她说：

剩下的时日已经有限，又白糟蹋了四年工夫，在这阶段是惊人的浪费。想做的事来不及做，生活走不上轨道，很着急。[471]

此时她住在洛杉矶西木区（West Wood）的一幢公寓里。它位于西木大道与罗切斯特街交叉的地方，是一座淡灰色的四层楼的现代化公寓，门前紧挨着一棵松树和一棵棕榈树。大门对面有小书店、修鞋铺。她有时出来散步，四邻的人对她道Hello，打了好几年的招呼，她也只以一声Hello作答，并不多谈一句话，别人都以为她不懂英文，所以才不开口。书店老板也多次见过她，但她在书店总是匆匆一瞥，一声不吭。

1992年2月17日，林式同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了一份遗嘱。林式同觉得张爱玲看起来尚好，认为自己的母亲比她年龄大得多身体也没什么大毛病，所以并不很在意这件事。遗嘱中提到的宋淇夫妇，林式同并不认识，信中也没有告诉宋淇的地址，仅说如果林式同不愿，她可以另请别人做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并没及时表态，在张爱玲看来就是认可了。

第二年春，著名学者魏绍昌自大陆到美国访问。一年前他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讲学时，竟在该系图书馆发现了《太太万岁》的录像带，大喜过望，与同学一起观看，并设法将它翻录整理成文字。这次在洛杉矶，他巧遇与张爱玲同住一公寓的一位邻居。女邻居说平常很少看到张爱玲，但如果要给张爱玲写信，她可以帮忙径直投在张爱玲的信箱中。

魏绍昌自己也早知张爱玲不爱见人的性格，此刻还想起了冯亦代先生和一位台湾来客访张不遇的事。80年代初，冯亦代到洛杉矶，托熟人联系与她见面，她同意了但后又得到通知她已搬走了。一位台湾来的朋友，开着车在她公寓四周兜了几圈，然后打电话告诉张爱玲：“我已经来看望过你了。”张爱玲答道：“这样很好！”并未邀他上楼见面。

魏绍昌是研究古、现代文学专家，且对吴语文学很熟稔，于是写了一封信请张爱玲的那位邻居转递，并附了自己住在洛杉矶朋友处的电话号码。虽然不抱希望，还是等了几天，果然并无消息，他就离开了洛杉矶。

半年之后，洛杉矶的友人打电话告诉已回上海的魏绍昌，在他离开洛杉矶一个多月后，一位自称姓张的老太太来过电话，问：“魏先生在吗？”回答已经走了，那边又说了一句：“我刚看到信呀！”电话就挂断了。

魏绍昌想，到底是上海人，张爱玲毕竟与上海有感情的。这大概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与上海、与大陆相关的联系，而且还是没有联系上的“联系”。但在此刻，大陆的“张爱玲热”是热之又热，青年人读她的作品爱不释手，研究她的论文已有百多篇，关于她的传记有四部之多。依书中版权页的时间顺序，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本书作者署名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另版又署“余斌”）的《张爱玲传》，前三部的写作时间十分接近（都在1993年初），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互相的沟通启发，但在书名上不约而同，抓住张爱玲的“奇”与“才”作文章，可见他们对传主的某种共识。四部传记各有特点。王传近于电视剧脚本，顺序勾勒，尤重对某些细节的文学性渲染，较适合于“张迷”们了解作家的大致生平事迹。于传以描述为主，间有简洁分析。语言小说化，畅顺可读，且资料较王传丰富一些。川传注重从作家之为作家和女性之为女性的角度理解张爱玲文学道路的独特性，注重文本分析，更带有评传色彩。该年1至2月上海《文汇报》曾连载了该书的三十六节。晚一些时才上市的余传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吃得较透，分析较细致平实。然而，这几本传记都有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资料也不够完整丰富，写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读者“看张”的渴望。

也许，张爱玲并不知道这些。大陆“张迷”和研究者无法与她联系，倒是上海师大教授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早年佚文的发掘的情况，张爱玲略有所知，并特嘱皇冠出版社在出版她的《对照记》后给陈先生送一本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