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关于《色，戒》的争论
如果说60年代以前的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作家，那么60年代末期以后的张爱玲则基本上是以一个学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坛。《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这两部古近代小说耗去了她的主要精力。1983年，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的创作集《惘然记》，收有《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多少恨》《殷宝滟送花楼会》《五四遗事》和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这些虽是旧作，前三篇作于50年代，中间三篇作于40年代，剧本作于50年代，但首次以“集束”的方式推出，远比当年散见于报刊时影响大。尤其是前三篇小说，虽在50年代发表过，但当时并无影响，而且作者此后还一改再改。作者在以《惘然记》序中，特别提道：
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人，女人心目中的男人和女人的情感世界，都是张爱玲拿手的题材。尤其是《色，戒》，可以说是《传奇》之后张爱玲最出色的短篇小说。
《色，戒》情节并不繁复。一群爱国学生周密设计要刺杀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易先生。他们巧妙地用美人计使易先生上了钩，并准备在易先生为女主角王佳芝在珠宝店买首饰时下手。进展一帆风顺。然而在最紧要关头，美人计的主角却提醒他逃跑了。为此组织遭破坏，参与者全部处决，连情人加恩人王佳芝也未能幸免。
《色，戒》的故事与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险些遇刺的经历相仿，对作者来说，故事原型可能来源于知情者胡兰成之口。张爱玲回忆说，得到这个材料来源时，她曾惊喜不已，震动多时，“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足见她对这个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喜爱。
丁默邨曾任汪伪政府的党政要员，集中央常委、中央社会部长、中央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等职于一身。他管理“76号”魔窟时被重庆当局视为眼中钉，针对丁默邨好色之弱点，左挑右挑，选中一年轻的女特工郑苹如施“美人计”。郑苹如完成任务十分出色，与丁默邨结成“红粉知己”。中统见时机已到，定计杀丁默邨。一日，丁默邨临时约郑同去一处赴宴，中统要郑苹如以购皮大衣为由，在赴宴途中携丁默邨同往一皮货店。由早埋伏的中统特务将其击毙。丁默邨如约去店，随意张望中发现窗外有几条汉子在闲逛，突然感觉不妙，把大沓钞票抛向柜台，自己却夺门而出，跳上专车飞逃。中统特务忙举枪射击，却为时已晚。事后，丁默邨不动声色将郑苹如骗到76号，把她除掉。
很显然，这故事与小说有相近之处。但有两大不同，一是美人计的主角郑苹如是专业的，而《色，戒》中的王佳芝是业余的。张爱玲在1974年开始重写的时候，就写信给宋淇谈她的构思，第一稿寄给宋淇看，宋淇认为如果把女主角写成国民党特务的话，文章一定不会发表，何况当时台湾认为国民党特务不可能会失败。张爱玲同意了这个观点，于是将女主角王佳芝写成女大学生，在第一稿的开头增加了很多情节。[439]
二是丁默邨是自己觉得不妙而逃，小说中却是女主角提醒易先生跑掉的。
显然，这是极其张爱玲式的处理方式。
中外文艺作品中，灭奸反特题材颇多，尽管其风格有庄有谐，品位有高有低，但忠奸善恶是泾渭分明的。哪有好端端的正义行为就因为女主角临时变卦而毁于一旦的？杀人计划流产的原因或许多样：为钱为利，贪生怕死，策划不周等等都是可能的。然而这篇作品的情节似乎与这些无关，失败仅在于王佳芝一时的女人的冲动。
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还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吻合的贮藏，它的处理方式好像是太超常了。《色，戒》发表后，曾引起一些批评和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署名“域外人”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440]批评张爱玲对王佳芝和她的同学们的爱国动机缺乏交代，认为小说的某些细节处理欠妥，甚至认为它的主题是“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这就把问题搞得很严重了。
对此，张爱玲很快作了辩驳，“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即针对“域外人”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她声明，这些业余特工的爱国动机是用不着交代的，读者自己完全有理解力，不在动机问题上着墨，如同不必论证的先验前提一样，是对读者的尊重；她反对脸谱化写“好人”与“坏人”“爱国志士”和“汉奸敌伪”，认为写反面人物应该进入他们的人性的弱点，而这正是不少同类题材作品所缺乏的。她直言宣称：“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441]
好个“有人性”“正常的人性的弱点”！这就是张爱玲，不管她怎样三头六臂，不管她的题材如何千变万化，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是张爱玲五十年笔耕生涯的专注重心和最大特点。如果说读者们普遍欣赏张氏描绘的常态下的人性及弱点的话，对这篇因题材的尖锐而显得格外“打眼”的小说，还是应该从这一角度。它不过是将人性置于反常态的状态之下拷问、探寻。惟如此，我们才能找到《色，戒》与张爱玲的其他作品的相通之处。
人性和人性的弱点在《色，戒》中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王佳芝的身上。王佳芝本是广州岭南大学的学生，因战事随校迁香港，那时爱国剧上演正烈，学校亦有剧团，她正是当家花旦。激进的爱国学生们定下一条美人计，让一个女生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爱国除奸本是正义行动，但参与者要乔装角色，也就入戏了，王佳芝则成为戏剧的中心人物。凭她对男人的了解和把握，她成功地接近了易先生。同学们得知后，十分兴奋。“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有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疯到天亮。”
为了像个真太太，她不惜牺牲童贞。于是她对一个有性经验的男同学梁闰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献。“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如此奇特的由女孩变女人的方式，也真难为了她。当然，爱国心是她如此牺牲的基础，但也不免有把戏做下去的需要。所以才有易先生暂时销声匿迹时她的失落与懊悔，似乎白牺牲了；所以才有又与易先生接上线后的心理平衡。“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就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都有个目的。”原来没有白牺牲，剧情在继续发展，即使在紧要关头，她也是戏剧式地推度：“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同学）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
其实，戏剧感强是与虚荣心相连的。情节的**是在首饰店里。为了使易先生上钩、不防备，给同伴以时间和机会下手，她装模作样地选着首饰。明明是在做戏，可挑来挑去挑到据说是有价无市的粉红钻戒时，王佳芝仍很兴奋：“不是说粉红钻戒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释重负。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张爱玲在一篇散文中说过：“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是很难划界。”[442]这话虽然是指现代社会的艺术（戏剧）对人的经历和感觉的渗透，但用来解释王佳芝也有几分相近。在爱情与做戏之间，王佳芝并无十分清楚的目的与手段的认识，有时把做戏就当作了目的，所以她十分珍视做戏时带来的满足兴奋与虚荣。以如此心态接触易先生，为悲剧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她的爱国心是真诚的，但不够坚定和沉稳。她有时重过程甚于重目的，重体悟而甚于动机，这就可能铸成大错。
与此相关的，是王佳芝的感情用事。破贞之后，有段时间并无易先生音讯，她有白白牺牲了的懊悔，而同学们对她亦有“不洁”之感。她讨厌使她失贞的梁闰生，连她较有好感的邝裕民也对她有情意上的生涩，这对王佳芝来说是心理的暗伤，难言之苦。甚至疑心上了当，白吃了亏。所以她与易先生逐渐熟识之后的朝行刺的目的一步步逼近的过程中，她亦有摆脱“不洁”之感的轻松。在心理上，这就使她朝“变计”滑了一步。
其次，作为女人中的较出色者，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从十五六岁起就只顾忙着抵抗各方面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但她没有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所以她拿不准在对易先生的色相勾引中是不是与爱相关，做戏与做人对她来说本不易区别。所以，她的虚荣心就使潜意识里宁可觉得易先生是爱她的，应当爱她才对。她疑心自己有点爱他，亦因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爱就是被爱。最后，在关键时刻、在紧张的拉长到永恒的一刹那间，“灯光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她看着他带着悲哀的微笑，目光下视时温柔珍惜的神情，充满中年艳遇的满足安详，在这永恒片刻的一瞥中——这个人是在爱我的，她突然想，心里轰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
这一节是全篇的所谓“文眼”，描写是否深切，作品是否成功，全靠这一段。小说前半部分就有王佳芝在易先生面前难解自己感情真伪、难解感情与理智关系的铺垫，在此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佳芝由一个刺客变为女人的转变。在佳芝心中，“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
这就是张爱玲的描写逻辑、处理方式。她把王佳芝描绘成一个为事业而甘愿牺牲色相、牺牲女人最宝贵的情爱的爱国者，而到关键时刻，又把她还原为女人，还原为情感用事、情感遮蔽双眼的盲视者、情感动物。
在张爱玲看来，王佳芝首先是女人，主要是女人。而女人的世界，惟情感是尊，惟情感是大。这是女人的特点，也是女人的悲剧。她为一霎时的女性所触动而牺牲了同志，也毁灭了自己。色之戒不是易先生之戒，而是王佳芝之戒，是女人之戒，色之戒在这里更是情之戒。
对于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汪伪政府部长、特务头子易先生，张爱玲是否也在通过他探寻人性的正常的弱点呢？
初入文坛时，张爱玲就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深透的认识。她笔下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人物”，“没有大奸大坏”，“有的只是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443]而这篇小说中的易先生，显然属于大奸大坏式的反面人物了。在那篇对域外人的批评的反批评文章中，张诘问道：“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自认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这篇小说收入集子时，张又一次提出相同问题，“写反面人物的，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的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有在此一提的必要。……对敌人也要知己知彼……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
“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444]所谓反面人物，尤其是高级特务，便属于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或难于接近、知之甚少的人。张爱玲设法接近的方式就是进入内心，进入的结果就是把反派人物也当作人来写。他们有着兽性和污点，但同样有着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这样处理，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才识。
《色，戒》在特异的状态下探寻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除了作者关注人性的自觉意识及长期的琢磨之外，也与她在这篇作品中调动多样艺术手法为之服务相关。不露痕迹的细节铺垫、精微的心理刻画、**中的“反**”写法，都相当成功。尤为出色的是“反**”手法。美人计历时两年，几经周折，女主人公也费尽心机、尝遍酸苦与甘辛，总算熬到了除掉易先生实现暗杀计划的那一刻，眼见得**就要出现，万事俱备，没有任何细节差错，却被王佳芝临时“变卦”把易先生轻而易举地放走了。完备计划付之东流，常态结果没有出现。这就是“反**”——走向**的反面。
中外特工、暗杀之类题材举不胜举，但张爱玲的《色，戒》最别致、最深入。张爱玲晚年作品不多，但拿出一篇就是有水准的一篇。
70年代初中期，张爱玲还写了一篇2万字的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说明张爱玲在晚年还在努力创作。她1978年4月20日写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由于对其不甚满意，爱玲生前未予发表。直到张爱玲去世近十个年头的2004年，该作品才在香港和大陆刊出。
小说主人公是赵钰和恩娟，学生时代的同窗好友。学生时代，即使各人家境或多或少有些差距，同学之间也不至于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大家彼此没有太大的差别，至少赵钰和恩娟在那时候还没有隔阂。离开了校园，恩娟嫁得好，从此踏入上流社会；而赵钰还一直在温饱和小康之间徘徊。对于两人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上拉开的差距，小说以赵钰的视点从两个方面描述了这种差距所造成的影响，一是两个人因差距而产生隔阂，二是赵钰略有自惭形秽却又不愿承认转而自我安慰：“同学少年都不贱”。《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小说创作主题的延伸——表现女性命运。描述恩娟的生活虽然很好，但是其实没有爱情。赵珏和萱望最终的分离，都表现了妇女在婚恋中的困境，以及最后无奈活着的结局。
往事如风，将年轻时飞落如雪的痴狂，尽数吹散，如同蝴蝶的翅膀掠过潮湿的海岸。只有心知道，岁月不宽宏，青春转眼落根结果。不见花影缭乱，浓烈黯然已成过往，时间里剩下流云幽幽，苍山深深，同学少年依旧在路上。世间风景线，千般万般熙攘后，她仍是她，她也仍是她。而她们，却不再是她们。相见时的落落清欢，两两相忘，相对无言。这浮花浪蕊的人生，终归漫不经心地就断了。
《同学少年都不贱》书名，袭用的是杜工部《秋兴八首》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一句，暗喻和隐讳地表达人本无贵贱之分，命运变幻无常，人的一生差异很大，“贱”不“贱”既是社会评判，亦是个人感受。不知是张爱玲记忆有偏差还是刻意之笔，她将原句中的“多”改为了“都”，且原诗的意思是：年少时一起求学的同学大都已飞黄腾达了，他们在长安附近的五陵，穿轻裘，乘肥马，过着富贵的生活，我却注定要为一个信念苦渡人间。小说却是反其意而用之，张爱玲以她惯常略带轻讽的口吻，调侃似的让在水槽洗盘碗的主人公赵珏说出了暗藏题旨的一句话：“甘遒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同学少年都不贱。没有对这个世界清醒的意识，才没有绝望。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在尘世里翻滚的人们，谁不是心带惆怅的红尘过客？乍听轻飘无关痛痒的一句话，转念一想，却是沉浮了太多的欲说还休，到底令人心生惊怯。赵珏输给的，本就不是像恩娟这样的同学，也非爱情婚姻的是非蹉跎，而是人生的不可预知。渡河时辰未至，人，无力穿越，只能观望。不是不知何事萦怀抱，而是知道也无能为力。解得开的就不叫命途，放得下的又怎会今生今世尽苍凉？
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品反映出当时张爱玲在努力开拓新的小说题材。该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地点跨越上海和美国，背景也涉及当时较大的历史事件，这在张以往的小说中是很少见的。教会女中同一宿舍的四个女生，她们的友谊和人生际遇，带有张爱玲自传的色彩。这样的内容题材在张的小说里也是罕见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值得关注的，即这部作品一反过去张爱玲作品的含蓄，在两性性关系的描写上较为大胆。它叙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年轻的教会学校女学生在一种封闭环境下性意识的萌发，反映了当时青年女性的心理状态，甚至涉及同性恋等方面。这样的内容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张爱玲多少受到了当时美国的“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所以有这样的大胆突破。
七十三、来自大陆的关切
在翻译《海上花列传》英语本和国语本的过程中，张爱玲还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司马新。1978年春，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司马新选定《海上花列传》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他的两位导师是汉学界的著名学者，但不谙吴语。司马新是上海人，也懂苏州话，但不能评判自己的研究。导师建议他再找一名懂吴语的学者做顾问，司马新就想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在指导他的同时，还建议他去向张爱玲请教。司马新于是写信给张爱玲，问询有关资料。3月20日，张爱玲回了信，谈到自己翻译《海上花列传》的进展情况，并告知手边没有什么资料。后来司马新又把自己写就的一章寄给她指教，张爱玲亦有回信，这样两人信来信往，还互有赠书。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有几个同学正在办一份文学杂志，司马新也是编辑之一，他准备把自己英译的张爱玲小说《年轻的时候》刊在这份杂志上，写信征求作者的意见。张爱玲的回信是：
未能遵嘱从速作复，其实写信并不费时间，不过实在为难。前一向台北PEN杂志要登我一个短篇小说的译稿，又有人要译一篇编入印大印刷所的一个选集，我回掉了，声明一定要自己译，不过目前没工夫。如果出尔反尔，去登在别处，太说不过去，要得罪人。只好请不发表，希望能原谅。总之如果先写张便条来跟我提一声就好了，不致让您在百忙中再浪掷时间，使我歉疚到极点，祝海上花论文一帆风顺。[445]
虽然那份学生杂志发行量极小，司马新还是遵从了张爱玲的意见，没有刊出。张爱玲是一个既能坚持己见又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她总怕麻烦了别人，怕得罪人，所以她在晚年给很多人的信中总有很多道谢道歉之语。哪怕是别人善意而主动的关心帮助，她总是谢绝的时候多。不过她的原则性也很强，凡是事关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作品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主。张爱玲一定要坚持自译，既是对自己英文水平的自信，也是考虑到只有自己才能充分体味中文原作的韵味。比如《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等作品的英译，全出自她自己的手，而且译笔非常漂亮。就像宋淇所指出的那样：
张爱玲是极少数中英文有同样功力的作家。……能够兼用中英文创作的人不是没有，经常写得如此之流畅和自成一家，同时可自译成英文和中文，而且都在第一流刊物上发表，那才令人佩服。[446]
张爱玲的译文也有一种创造的美。夏济安读《五四遗事》的英文稿时说：“真不能使人相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447]遗憾的是，张爱玲并没有把她的最负盛名的中文小说都译为英文，这一项工作只能由别人来做了。
1980年，司马新毕业了，他不愿去小城教书，在波士顿的一大公司任职。张爱玲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她自己也是在美国小城镇生活过几年的人，深知其艰难与不便。她总喜欢大城市，而又在大城市中隐匿自己，可以说是一个“公寓中的隐‘士’”，这倒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大隐隐于市。
司马新的公司常与香港、上海有业务往来，他每年都有几次回国机会，因此写信问张爱玲可曾有事有话传送给香港、上海的亲友。司马新还劝她回上海去看一看，离开上海已近三十年，一定会有不少惊喜。1982年，北京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女士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看了张爱玲的作品，十分钦佩，转要司马新请张爱玲去北大访问，并建议说是私人性访问。张爱玲很快回了信：
……承向乐黛云女士介绍我的作品，非常感谢。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旅行也想到别处去，请代向乐女士婉辞，替我多多致意，多谢！是真忙得透不过气来，在别人不算忙，我是因为精神不好，工作时间不够用。[448]
张爱玲身体欠佳，又正在忙于《海上花列传》的翻译，所以有“透不过气来”之感。对于三十年未见的上海，她是不打算去看看了。也许，她的心理就像《半生缘》中曼桢与世钧在经历了千番磨难之后重逢时所说的那样：“回不去了！”
然而，此时她已恢复了跟大陆亲人的书信联系。
七十四、与大陆亲友的通信
1952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张爱玲与姑姑张茂渊约好，彼此不再通音信。对政治事件茫然对政治气候敏感的张爱玲，主动提出断绝消息，当是十分聪明之举，她不愿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连累了姑姑。在当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上，“海外关系”一直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人们避之惟恐不及，多少人就因为这“海外关系”吃了吃不尽的苦头。回头一想，张爱玲还真有先见之明。
张茂渊风平浪静地过了几十年，而她和黄逸梵的好友、当年给在香港大学读书的张爱玲当过监护人的李开弟先生可没有那么幸运了。1979年李开弟才得以平反。就在这一年，李开弟在朋友们的撮合下和张茂渊结了婚，两人同年，这时已七十八岁了。在李开弟遭殃的日子里，“没有人敢来看我，惟有张小姐仍来看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还转不上念头要结婚，人都老了”[449]。这一对老人的婚姻真是“黄昏恋”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张茂渊通过宋淇与张爱玲取得了联系。[450]张爱玲在给姑姑的第一封信中感慨地说，我真笨，也想找你们，却找不到，没想到你们还在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指的就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前与张茂渊同住的长江公寓。在1979年3月19日给宋淇夫妇的信中还谈道：
我上次说遗传的因子生命力不光是长寿，遇到紧要关头可以加一把劲，出入很大。我姑姑不要我还钱，要我回去一趟，当然我不予考虑，她以为我是美国公民就不要紧。两人互相支持，现在他cleared（平反了），他们想结婚不怕人笑。他倒健康，她眼睛有白内障。我非常感动，觉得除了你们的事儿，是我唯一亲眼见的伟大的爱情故事。[451]
两人通上了信都十分高兴。但联系并不频繁，张茂渊有时半年也收不到侄女的一封信。张爱玲的住址对姑姑也是保密的，信只能寄到租用的信箱，信箱又经常变换。1980年9月底，张爱玲还收到姑姑用航空邮件寄来的信：“你今年是‘60大庆’啊，过得真快，我心目中你还是一个小孩。”[452]
1981年底，上海《文汇月刊》刊载了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一文，这是一篇传记体散文，较详细地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自1949年以来，大陆报刊上第一次提到张爱玲的文字就是这一篇，且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文汇月刊》上发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看到这篇文章后最兴奋的莫过于张子静了。父亲1953年病逝后，他一直在上海浦东近郊的小学、中学教书，1986年底正式退休，这年继母也病逝了。他搬到了父母仅存的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中静度晚年，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看到《张爱玲传奇》后，他通过台湾的亲戚和美国的朋友寻找姐姐。此时姑姑与姐姐已联系上了，但他与姑姑素无往来，并不知道此事。
1983年，张子静才与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信，并附上张葆莘的文章。张爱玲回信中指出了张文中个别史实有误，比如她从未去过英国。张子静又写信劝她回国来看看，张爱玲仍表示不会回大陆，没讲明什么原因。她只是说能通信就很好。
之后张子静仍一封又一封地写信，但都如石沉大海。那几年张爱玲居无定所，鸿雁难以传递消息。到了1989年初，两人才又联系上。
好的是在8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作品的版税和电视电影版权都卖得很高，这当然有宋淇、夏志清的功劳。她经常一部戏的版权可以卖到1.5万到2万美金。丰厚的版权收入带给张爱玲晚年生活极大的保障，并有余力接济张茂渊一家。
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张爱玲一直在洛杉矶的各种汽车旅馆里搬来搬去，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搬一次。她的行李本来简单，汽车旅馆便宜，搬家也很方便。
为什么要这样不辞辛苦麻烦地搬来搬去？因为她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据说是因蚤子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的折磨。
较为熟悉张爱玲此期生活的夏志清、庄信正、司马新等人都注意到年过花甲的张爱玲健康状况不佳。她的生活太没有规律，营养也不太有保障，何况长期独自一人生活，身心负担也较重。人苍老了许多。这几年，她一直在躲跳蚤，所以一直在搬家。有朋友在信中表示不解，认为用喷杀剂就可以解决，大可不必搬来搬去。她解释说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根本消灭不干净。她去看医生，反反复复申诉美国跳蚤的可恶，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她患的应该是一种难以痊愈的皮肤瘙痒症。[453]
夏志清、司马新请庄信正设法帮助她，庄信正当时虽然在联合国任职，却无法与她联系上。因为一位女作家采访她的文章讲到她生活简朴，只吃一个煎蛋，又说她家居寒酸，她看了很生气；还因为关心她的水晶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张爱玲病了！》的短文，昭告天下关心她的张迷，张爱玲也不领这份情，有点儿怪他泄露了她的个人生活。以致水晶后来说：“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454]张爱玲从此与水晶断绝了来往。
宋淇也十分关心张爱玲的病情，想邀她回香港，由他的相熟的医生好友为她根除病患，但张爱玲搬家次数多，不仅搬丢了《海上花列传》的英译本，而且把护照也弄丢了，根本不能成行。司马新又辗转托人，找洛杉矶名医，医生答应可以试试，司马新把这些情况通报给张爱玲，还专门写信给宋淇，要他敦促张爱玲去看医生。他的推测是，即使张爱玲不与任何人接触，不拆阅任何人的信，但宋淇的信她一定会看的。到了1988年初，宋淇给司马新写信说张爱玲已看过医生了，并在信中称之为“喜讯”。这年3月，司马新也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信中提到“我这些时天天搬家，收到信都带来带去没拆看”，然后谈到了Dr.X给她治病的情况：
Dr.X虽发言不多，给我印象很深，觉得是真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诊出是皮肤特殊敏感。大概Fleas意为“跳蚤”。两三年前就没有了。敷了药奏效如神，已经找了房子定居，预备稍微安定下来就写信来告知。却一天天耽搁了下来，也是因为实在感激，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倒又收到您2月16日的信，实在热心可感，更觉得惭愧，我还没写信去，真是万分过意不去。宋淇来信提到过水晶那篇文章，大概知道我不想看，看了徒然生气，所以没寄给我。不管他怎样误引志清的话，我根本不理会，绝对不会对志清误会。等我过天写信去，志清会看得出我这是真话。
这封信使关心她的人大为释怀。司马新在引用了这封信后，以一个知情人的口吻，态度坚决地谈到了对所谓张爱玲晚年心理失常的看法。他说：“从这封信即可看到，虽然她经过数年颠沛流离，又经病困，她始终思路清楚，对他人亦如往昔一样谦和多礼，外面有人说她心理出了问题，全属无稽之谈。有些人是无意的，有些是故意中伤她，使人想起对人情世故洞察最深的约翰逊博士（Dr.Sauel Johoson）之评论，他说最喜欢将他人降格的人，其实是在私底下抬高了自己。”[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