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九、台港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住进了“老鼠洞”，但此时台湾、香港的“张爱玲热”“热”得很。1976年，宋淇以林以亮为笔名，发表了《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文，介绍了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在香港、美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引起了张迷们的极大兴趣。《私语张爱玲》刊出后，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为人。宋淇征得张爱玲同意，从夫人邝文美的记录中选取一部分辑为张爱玲语录与张迷共享。这些语录取自于他们共同在香港生活的那段时间，那时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且邝文美与张爱玲两位女性在一起无话不谈。邝文美觉得张爱玲很多话都很妙，有时就私下里把当天的谈话记录下来。这些“语录”虽然都出自50年代的张爱玲之口，但隽永简约，妙趣横生，还是窥视张爱玲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比如：

谈自己的生活习惯——“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我有一阵不同别人接触，看见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出外做事，或者时常遇见陌生人，慢慢会好一点——可是又妨碍写作。”

谈读书——“书是最好的朋友。惟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我喜欢的书，看时特别小心，外面另外用纸包着，以免喜欢污损封面；不喜欢的就不包。这本小说我并不喜欢，不过封面实在好看，所以还是包了。”

谈写作——“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包括人物、背景的一切细节），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像自己，还不要紧；只怕比自己坏，看了简直当是自己一时神志不清写的，那才糟呢！”“这几天总写不出，有如患了精神上的便秘。”

谈教书——“教书很难——又要做戏，又要做人。”

谈友情——“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美的部分。”“有人共享，快乐会加倍，忧愁会减半。”

谈爱情——“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谈女人——“‘才’‘德’‘貌’都差不多一样短暂。像××，‘娶妻娶德’，但妻子越来越唠叨，烦得他走投无路。”“很多女人因为心里不快乐，才浪费，是一种补偿作用。例如丈夫对她冷淡，就乱花钱。”

谈自己——“我这人只有一点同所有女人一样，就是不喜欢买书。其余的品质——如善妒、小气——并不仅限于女人，男人也犯的。在乱世中买书，丢了一批又一批，就像有些人一次又一次投机失败，还是不肯罢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某些男人那么喜欢买书的女人，女人总觉得随便买什么都比买书好。……结论是：一个女人如果肯默不作声，不去干涉男人买书，可以说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谈人性——“‘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最讨厌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得漂亮的男人。”[417]

这可是张爱玲在自己的好友面前的真情流露。抄了这大一篇，足可见张爱玲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有个性的正常的女人、作家。她没有丝毫不能容于世的怪僻畸思。有些读者和传记作总喜欢过分渲染张爱玲的“怪”，甚至把她与心理变态者联系起来，其实不过是用庸人凡人的思维去看待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人有她不好见人、不喜交际的充分理由。不愿意交际应酬并不等于不谙人事，否则一个“变态”的人何以能写出那么精深的人人叫绝的表现人性的小说来。文明社会应当允许人人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甚至是“怪异性”。

张爱玲和宋淇夫妇，40年的交集，往来信件600多封，1400余页，超过40万字。应该说是非常相知的。“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他们认为张爱玲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总在做新的尝试，从来不走旧路，也不模仿别人。她的人生经验不能算丰富，可是她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悟性，并且懂得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在日常生活中抓取写作的材料，因此她的作品永远多姿多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418]

宋淇的文章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看张”的愿望。1976年台湾学者唐文标[419]先生出版了《张爱玲研究》《张爱玲杂碎》两本书，几年后他又有《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张爱玲卷》等书出版。尤其是《大全集》一书，搜罗了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并没有他的资料工作那么有价值。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文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

唐文标的观点，遭到了有些研究者的批评，认为他低估了张爱玲的价值，也有人附和唐文标，有人评论这种现象说：“张爱玲在台湾渐渐流行起来，当时几个男作家实在是爱张爱玲爱得要死，却又故意装作很客观，要批判她——尤其是唐文标。”[420]

这一年，张爱玲自己也出了一本书：《张看》。“张看”这题目有人看不懂，她后来亦解释：“‘张看’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往里面张望——最浅薄的双关语。”[421]于是张迷们把读张爱玲的作品和欣赏其人称为“看张”。这本集子收有《流言》之外的40年代的散文《姑姑语录》《论写作》《天才梦》，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创世纪》，加上后来发表的《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在序中，她“自我作践”了《连环套》一番。说它“通篇胡扯，不禁骇笑”。本不打算收这两部旧小说的，但唐文标执意不允，说盗印在即，你不印别人也会印。这样“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至少可以写篇序说明这两篇小说未完，是怎么回事。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422]。

《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曾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过。这是两篇长文，是由副刊编辑桑品载索稿而来的。桑品载也是一位“张迷”，二十来岁在军中服役期间狂热地迷于创作。一位香港侨生借给他一本《传奇》，他读了以后，也是“诸天为之震动”，而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作家”。后来他接手《人间》副刊编务后，开始寻找张爱玲，终于在朱西宁处获得张爱玲的美国地址。正要与她联系时，得到上方警告，说张爱玲曾为胡兰成之妻，“思想有问题”，并说“《秧歌》《赤地之恋》也有问题”。

在那个年代，文字检查党政军都有专职单位，副刊编辑被怀疑思想有问题而勒令去职，甚至被捕入狱者大有人在（如林海音、柏杨、童尚经，童尚经更遭枪决），至于遭警总约谈更是司空见惯（我便是警总的常客，亦被调查局约谈过），张爱玲既然有问题，我还要跟她通信吗？跟她约稿吗？如果文章来了，不能登怎么办？

这段话可以看出50年代下半叶和60年代上半叶台湾的“文禁”状况，张爱玲也不能幸免。桑品载还是写了约稿信，但没有回信。朱西宁鼓励他再写，并表示自己也会给张爱玲写信推介《人间》副刊。后来张爱玲回了一封短信，表示暂无作品。桑品载又写了一封信，“客气、尊敬，不过足以让她明白，我这个人也很难缠，不给我写稿就想摆脱我，不是那么容易！”[423]

70年代，《人间》刊发了水晶、夏志清、朱西宁等讨论张爱玲的文章，桑品载一一寄给张爱玲，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次张爱玲在信中说美国买不到好茶，桑品载立刻寄了一包乌龙茶去，但一个月后被退了回来，客气地道谢，又说她其实并不爱喝茶。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顶怕麻烦别人，顶怕欠人感情的人。

桑品载还听说张爱玲在写关于北方军阀的长篇小说，兴奋地向报社董事长汇报。董事长指示他一定要尽力弄到稿子，并说可以先寄5000美金给她，作为稿费的一部分。当时5000美金值台币20万。然而，张爱玲客气地否认了这篇小说已写好，也不愿接受预付高额稿费的方式。

桑品载与张爱玲有五年的通信联系，金石为诚所开，张爱玲寄来了三万字的《谈看书》，又怕这篇文章过长，报纸不便刊登，给桑品载写信道：“好久以前说要写篇散文寄来，迟到现在才交卷，真太荒唐。这篇文章实在太长，如果与报纸体裁不合，请千万不要跟我客套，寄还给我，以后有较短的再奉上。”落款日期是1974年的4月2日。

在《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中，张爱玲谈到她近来看的书以记录体居多，反映在这两篇文章里，是她对欧美历史知识的丰富和运用自如。她古今中外地谈了不少书，但花篇幅较多的是有关18世纪英国海军“邦梯号”叛变案的几部作品。30年代的《叛舰喋血记》《邦梯号上的叛变》，新出的画册式大书《布莱船长和克利斯青先生》、小说《再会，克利斯青先生》等。张爱玲看重这个题材，自有一番解释：“不过是一本过时的美国畅销书，老是锲而不舍地细评起来，亦近无聊。原因是大家都熟悉这题材，把史实搞清楚以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可见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同时可以看出原有的故事本身有一种活力，为了要普遍地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

尽管这个故事十分复杂，评价不一，张爱玲贬抑了布莱船长式的专制者形象，肯定了叛变者尤其是克利斯青的反抗性格。在文章最后，张爱玲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大弟子荣格的“凡是能正确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这句话，认为这并不是病态美，“别的生老病死，一切人的事也都有这种美，只有最好的艺术品能比”。

不论看什么书，张爱玲总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她看见的是人性，人性的美。“‘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

七十、“红楼梦魇”

住在“老鼠洞”里的张爱玲过着蜗居的生活，然而她的梦魇不断，她做的是“红楼梦”。“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60年代后期很少创作、翻译的张爱玲开始了“学者式”生涯，她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红楼梦》。《红楼梦》是她终生的伴侣，精神的源泉，享用不尽的盛宴。七八岁的时候，她就读过这部小说，那时她就感到，八十回以后“怎么不好看了”，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她每隔几年就要读上一遍，十四岁的时候的戏作《摩登红楼梦》已深得《红楼梦》的神韵。

生命的历程在变，每看一遍《红楼梦》都有新的感觉。1954年，在香港才第一次看见根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书，她觉得“石破天惊，惊喜交集”。后来只要是有关《红楼梦》的书，她总是“等不及地看”。张爱玲对《红楼梦》未完（即后四十回乃他人续写）一直耿耿于怀。古人有“五恨”之说：“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张爱玲套改其意，对宋淇夫妇说：

人生恨事：

（一）海棠无香。

（二）鲥鱼多骨。

（三）曹雪芹《红楼梦》残缺不全。

（四）高鹗妄改——死有余辜。[424]

张爱玲这几句话，前三句用在《红楼梦未完》这篇文章中，重抄时差一点删掉。宋淇说：“如果你不用，我用。”爱玲就用了。

从1967年开始，张爱玲把精力花在了《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上。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柏克莱加大，看到了《红楼梦》的很多版本及各种研究资料，包括近人胡适、周汝昌、吴世昌、俞平伯、冯其庸等人的论著。她在图书馆是站着看的，贪读了不少书。她对《红楼梦》太熟了，不同的本子稍微生一点儿的字就会蹦出来。她说自己研究红学的“惟一资格实在是熟读《红楼梦》”，其实她还有作家对创作甘苦的独特体会和文学感受力的敏锐，这都是研究的“资格”。“首先，是她对《红楼梦》的熟悉和体会无疑超过绝大多数红学专家。”[425]身为红学专家的庄信正这样评价道。

对《红楼梦》，她是熟读其文而又深得其神的。因为得其神，她的创作颇受影响。以家庭琐事反映时代变迁的构思特点，对建筑布局、风俗人情、起居礼仪的描绘兴趣，对人物无常命运的细致把握，皆有《红楼梦》的神韵。以至于夏志清称二者为“闺阁现实主义”，这当然是就题材和手法而言的。

张爱玲自己也乐于提到《红楼梦》《金瓶梅》对她的影响，甚至不无夸大地说：“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是《红楼梦》，《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人家里去找出来，抢回来。”因此，张爱玲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研究考证，既不枉她对《红楼梦》的熟悉，也算是对《红楼梦》滋养她一生的报答和酬谢！

张爱玲把考证研究《红楼梦》的大纲寄给远在香港的宋淇看，因其研究内容与考证方式的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还不时地在信中问她：“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张爱玲觉得“红楼梦魇”是对自己与《红楼梦》的关系的奇妙看法，就把自己陆续发表的七篇红学研究论文，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和《“五详”（红楼梦）》，合称为《红楼梦魇》，1976年由皇冠出版社结集出版。

在该书的序的末尾，张爱玲自嘲式地总结道：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

十年一觉迷考据，

赢得红楼梦魇名。

《红楼梦魇》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红学专著。她是作家，懂创作，因而能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曹雪芹与高鹗的身世与创作过程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她认为这部小说改写时间很长，何止十年“增删五次”？作者并非一出手便十分成熟的天马神兵，改写的情形亦可看出作者自身的成长进步。改写的工程浩繁，不一定每改一次就重抄一次。因为是一回一本的线装书，为了换页的方便，往往在回首回末改写得较多。可见张爱玲对《红楼梦》作者的态度常常是设身处地，理解甘辛。以作家的立场论作家，有知遇的共鸣感。此为《红楼梦魇》的特点之一。

其二，张爱玲反对主观推测，强调考据论证。全书的主干也是这样。她熟悉各种版本，常能从不同版本的区别中发现问题。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区别，她亦相当重视。而她所有的考据论证，都是建立在对作品中大量细节的分析比较和精细品味之上的。如在《红楼梦未完》一文中，通过比较原作中对缠足、称呼等风习的描绘，分析续书中五个重要问题：所写的人是满人还是汉人；元春影射的是某王妃；王妃的寿数；秦可卿自缢；任上抄家。在《红楼梦插曲》一文中，对部分人认为续书不可能是高鹗所作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论据。初详、二详红楼梦两篇文章对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作了细致研究，《三详红楼梦》则对其是“创作还是自传”的老问题提出了新的论证，认为它是创作而非自传。

第三，对《红楼梦》的传播与影响问题，张爱玲亦有明确看法。她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兴趣。”她举例说，美国的大学生视《红楼梦》如巴金的《家》，都是表兄妹的恋爱悲剧。这种读法当然大大缩小了原作的深广度。

对《红楼梦》被庸俗化的问题，张爱玲的看法是敏锐有力的。而圈内人士（指专门的红学家）往往受视野所限，忽略了这一点。以张爱玲既是作家又是研究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她本应长篇大论地谈及这一点，遗憾的是她只在序文中略为提及。也许因为这个问题与全书主旨和风格不太相干，也许她心中自有她的红楼，不在乎别人怎么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红楼梦》流传至今已两百余年，它有无数的崇拜者，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读者各有各的读法，这正是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特征，《红楼梦》的被庸俗化，因其自身的博大广泛，更因读者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在它的本土，被人们熟悉得一塌糊涂，也被庸俗得一塌糊涂。鲁迅曾嘲笑过30年代有人以宝玉附会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以《红楼梦》附会西方19世纪恋爱的看法。他更有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道学家看见宫闱秘事的著名分析。鲁迅这些观点也是对庸俗《红楼梦》倾向的批评。《红楼梦》的各种改编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庸俗《红楼梦》的过程。迎合读者观众心理，是改编者的共同做法。而中国人之喜欢读《红楼梦》，实有其文化心理积淀因素。他们在这本作品中对家庭热闹、四世同堂、人事纠纷、婚丧嫁娶、表亲恋爱有一种异常的亲近感，而最终停留在“人生如梦”的浅层次感喟上。因此，在《红楼梦》中，家庭本位、婚礼之合、梦幻人生的内容被一步步庸俗化了。一部《红楼梦》，满足的是千百万中国人的白日梦。张爱玲提出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张爱玲的这本《红楼梦》研究，在仔细研读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赵冈等红学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从版本和细节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这不能不说是红学研究的可喜进展。仅1977到1986年就印了八版，亦可见其学术价值。但作者不习惯于写理论文章，论文很长而不分章节，头绪较乱，似读书卡片的堆砌，琐细零碎，以至有时不免要用“总结一下”之类的笨笔法。读这部著作特别需要耐心才有收获。

《红楼梦魇》出版后，张爱玲仍然关注着红学研究的进展。1978年，冯其庸《论庚辰本》一书，庄信正订购了一本寄给了张爱玲。那年12月她给庄信正写信说该书对她极其重要，1980年9月的信却表示了失望。她说：“夏天威斯康星大学开红楼梦研究会……这次冯其庸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

在庄信正看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和文学素养，使她成为曹雪芹的真正传人。因此，曾有让张爱玲续《红楼梦》之类的建议。他说：

她在《红楼梦魇·自序》里痛惜“《红楼梦》未完还不要紧，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但狗尾续貂者却不是张爱玲——曹雪芹之后另一伟大的小说天才。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建议她试试看。我说不一定要像其他续书那样亦步亦趋学原书的规格和笔法，大可自辟蹊径，用张爱玲风格；不然至少可以根据前八十回已伏的线索和脂批的许多提示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把她心目中贾家的结局细说端详。她也没有反应。[426]

七十一、救活“海上花”

张爱玲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还不忘晚清的另一部小说《海上花列传》。对前书，她是考据，对后者，则是译介。她发誓要把它的吴语译成国语，把中文译成英文，工程十分浩大。清末韩邦庆于1894年出版的这部长达四十万言的吴语方言小说，直接描写了上海娼家丑闻，间接揭露洋场黑暗。其价值远远高出同类同期作品，备受中国文学史家首肯。胡适有《海上花列传考证》，称之为“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女家生活”的优秀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之视为清代“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认为“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己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胡适、鲁迅皆盛赞其写实风格，张爱玲的看法也一样。她认为这本书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作品，并常为它抱不平，称《海上花列传》应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而毫不逊色。她说：“《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427]

早在50年代，张爱玲就有移译《海上花》的志愿。她在1956年给胡适先生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个愿望。她说：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然而，在70年代中期张爱玲真的动笔翻译《海上花列传》的时候，想到胡适先生对这本书的推崇、对自己的鼓励，“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428]假若早几年的话，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还会看到他为此而高兴的笑容。

水晶面晤张爱玲时，两人也讨论过这部小说，水晶认为《海上花》文笔虽然干净利落，可惜太过隐晦。张爱玲比画着说：“像红楼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水晶还对这部作品中的对话全部用苏白提出质疑，谁敢保证书中人，各个都只会说苏州话呢？张爱玲的看法不同。她说韩庆邦只会说苏白，不会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拟苏白时，有一番“再创造”并不容易。水晶还批评作品中的一些情节把妓女写得过于“温情理想化”，张爱玲说它的主题之一是描绘形形色色的妓女，并不仅仅暴露人性的阴暗面，所以带有“温情理想化”的妓女也是可能有的。通过这次谈话，水晶佩服张爱玲读《海上花列传》读得真仔细。张爱玲还专门给夏志清写信，请教《海上花列传》某些方言的含意，因为夏志清小时候在苏州待过，也许会懂。[429]

在60年代后期，张爱玲以翻译《海上花列传》为由，申请麻州剑桥赖民女子学院之研究所的职位，[430]并在那里译出了部分章节。张爱玲逮着机会都会向专家学者请教的。大约是在1968年底或者1969年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底楼的古典小说书架旁，他还与著名学者韩南[431]相遇。韩南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三年，有机会在北京进修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3年的影印本出版了明本《金瓶梅词话》，只印了一千套，是供高级干部和专家学者参考用的。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金瓶梅》，很想手头能有一本，以便随时翻阅。郑振铎了解到他的困难，就破例特别批准卖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一部，从而解决了他的急需。回想那一年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中，较少的几个能作为博士候选人到中国来进修的欧美学生之一，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也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他在伦敦大学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职之余，将研究心得整理成书。1973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短篇小说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张爱玲偶遇这位著名学者，两人谈了好半天。她说他很喜欢韩南写的《金瓶梅探源》，还谈到自己正在翻译的韩南所推崇的这“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上海小说”《海上花列传》。韩南还邀请张爱玲为《哈弗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gournal of Asian studies）写文章，这次见面之后，张爱玲还有几次找韩南写介绍信。[432]

70年代初移居洛杉矶后，张爱玲更是专心致力翻译和研究《海上花列传》，并把全部六十四回共二十五万字译毕。其英译第一、二章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通俗小说特大号》上率先刊出。这是一份专门介绍中国古典和现代文艺的翻译半年刊，1973年秋由高克毅创办，三年后宋淇接办。当他们准备出通俗小说专号时，宋淇便给张爱玲写信，问可否选发她译的《海上花列传》以扩大影响。张爱玲回信说还没有译完，时机尚未成熟，操之过急反而不美，嘱他等一等。又过了一段时间，全部译稿定稿后，又开始译国语版时，才寄来一二章，并附了一篇介绍《海上花列传》的短文。接到稿子后，“编辑部同仁大为兴奋，柳存仁且称誉译笔之佳不作第二人想”[433]。

张爱玲对妓女生活多少有些了解，但翻译这本书的难度仍然很大。“所幸她自己是个有深度的小说家，深切了解人性，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但我们很难想象别的作家会有同样的耐性”。[434]张爱玲的译法是字眼抠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影响书中本来的气氛。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英译名，张爱玲初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宋淇想到下一期是《孽海花》，怕“海”“花”相重给西方读者以中国小说千篇一律的印象，就建议张爱玲改为The Belles of Shanghai（《上海佳人》），但张爱玲回信坚决反对，认为belle指良家美女，“海上花”中有上、中、下三类妓女，统称上海佳人便失真。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hai Sing-Song Girls，但又怕有洋泾浜英文之嫌。张爱玲又举例说这不是洋泾浜，且点明了书中人身份。但又说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更顺口，并暗合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才令我们叹服她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一个书名之定，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呕尽译者多少心血”。在文字方面，张爱玲向来不肯马虎，就像她对待《红楼梦》那样，只要是真喜欢，费再多的功夫也不在乎。

对作品中人名的译法，张爱玲颇费了一番斟酌。宋淇说：

关于人名，爱玲写英文小说曾吃过不少苦头。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爱玲来信说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i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环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Pu-chai，洪善卿译为Hung-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435]

这种为人物名字翻译而犯难的情形，中外翻译家都遇到过。张爱玲的自译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易接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她在青年时代佩服林语堂，要像林语堂那样出风头，但林语堂在美国最为人知的是介绍中国文化的散文而不是小说，亦可见人名翻译的不容易。张爱玲的英译《海上花》，在人名翻译方面也有积极的探索。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张爱玲在搬家时把译稿弄丢了。多年的心血又白费了。但她并不消沉，很快又开始了把吴语本译为国语本的工作。为了让不懂吴语的人顺利地阅读和接受这本书，她删改了方言辞句，并把原书的六十四回变为了六十回。此外，她还加了很多注。其中注“长三”“幺二”这些旧时妓院对妓女的称呼，颇见张爱玲知识的丰富。

她说：“一等妓女叫长三，因为她们那里打围茶——访客饮茶谈话——三元，出局——应酬侑酒——也是三元，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以二等妓女叫幺二，打茶围一元，出局二元。”并由此谈到称妓女为“先生”的来历。先引书介绍太平天国后“女说书者风行沪上，实即妓女，也称先生，女称先生即此”。紧接着解释道：“女说书在上海沦为娼妓，称‘书寓’，自抬身价，在原有的长三之上，逐渐放弃说书，与其他妓女一样唱京戏侑酒。长三也就跟着书寓称为‘先生’——幺二仍旧称‘小姐’。吴语‘先生’读如‘西桑’，上海的英美人听了误以为Sing Song，因为他们在酒席上例必唱歌，Sing Song Girl因此得名，并非‘歌女’译名。‘歌女’是1920到1930年间的新名词，还在有舞女之后。当时始有秦淮河夫子庙歌女，经常上场清唱，与上海妓女偶一参加‘群芳会唱’不同，而且也只有南京有。”[436]《海上花》的译后记中，张爱玲简要地阐明了她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她开头谈到陈世骧教授对她阐述的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的观点表示一番赞同后，她接着说：“旧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她还概括道：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雷格亨·格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正是在这样一个“太贫乏了点”的文学背景下，《海上花》自有其价值。张爱玲在谈到书中人物的情与欲的关系时说，“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当然就是她的职业特征。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白昼**更视为异事。“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在分析了作品中几对男女故事之后，张爱玲再一次提到了嫖客与妓女的感情问题：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

妓院里也有爱情，张爱玲再次肯定了这一点。她能设身处地，在尊崇社会历史的大环境下，从人性的角度阐明了嫖客与妓女发生感情的可能性，这就比一般地从贫富差别、男权专制的角度看待卖**现象要高明得多。诚然，妓院不是婚姻介绍所，不是爱情的正当舞台，但在传统社会男女交往还不自由、不平等，包办婚姻占压倒多数的情形下，人憧憬和渴望爱的交流的愿望被大大地压缩了，而所谓“良家妇女”通常不过是礼教道德驯化后的人妻人母，她们的爱欲总处在受压抑状态，甚至是以牺牲后者为代价的。而那些撕破了道德面具的青楼女子反而可以坦坦****地寻求她所中意的男子，如果对方不太在乎贞洁这种传统的话。所以，中国文学中的最可爱最有人性活力的女性不是半人半神的“狐狸精”，就是远离家庭道德本位的青楼女子——这实在是对妇道极严的“礼义之邦”的莫大讽刺。

在张爱玲看来，不仅在爱情方面，而且在事关人性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文化都是早熟且半衰的。她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们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上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对《海上花列传》这部小说，张爱玲虽没有像对《红楼梦》那样“敬若神明”，但一直也是偏爱有加。她十三四岁就看过这部作品，对书前刘半农的序也仔细揣摩过，印象很深。1894年这本书印行单行本后，读书人并不特别看重它。1922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1926年亚东书局出版汪原放校点，刘半农、胡适作序的新本，虽极力推崇，但一直未能“救活”这本名著。其原因在张爱玲看来，它产生于清末，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没有《红楼梦》高雅，没有《九尾龟》下流，喜欢“**戏”的中国读者忽略了它。第二次印刷又在五四运动的**期，当时的新文艺，另起炉灶，觉得《海上花列传》高不成低不就。

半个多世纪后，张爱玲译出了“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再一次要“救活”它。以国语译方言名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推广这部名作的必要方式。钱伯诚先生的评价是：“这个注译本的译固然是本书的特色，也见出才女的勇气；注则更有特色，既是勇气，更具灵气。因为本书的注，事实上带有批点的意味。《海上花》的世界虽已消逝，但却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和怀念的。她沉浸其中，她的批点自能独具慧眼，深入肌理。金圣叹批《水浒》，张爱玲批《海上花》，不一定能相比，也可说各有千秋。”[437]

1981年，张爱玲的《海上花列传》国语本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之后又由皇冠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十分畅销。大陆也出了这个本子，大有“救活”的迹象。

但当时张爱玲对能否“救活”还不敢做太大奢望。她在译后序中戏谑性地总结：

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1985年张爱玲向警方报案，称她翻译了近十八年的《海上花》英译稿遭窃失踪，但在她过世的两年后，译稿却又奇迹般地出现了。1997年，旅美学者张错得到邝文美的同意，将两箱张爱玲文稿送交南加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时，赫然发现《海上花》的英译稿竟在其中。后来再经过香港翻译家孔慧怡三年的翻译修订润稿编排，200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时张爱玲已过世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