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习惯了孤单生活

夏志清与张爱玲在美国的接触是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本1961年出版前后开始的。起先是书信往返，之后也见过几次面。

一次是在1964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在华盛顿开年会，那时张爱玲正住在华盛顿，正在为“美国之音”编广播剧。“美国之音”的编辑高克毅也参加了这个年会。在会上，他见到了夏济安、夏志清兄弟。那时夏济安刚从台北来美国不久，夏志清则是专程从纽约赶来，哥儿俩珠联璧合，在会上，一个讨论《西游补》，一个讨论《西游记》，也算是小范围内的佳话。高克毅的同事吴鲁芹与夏氏兄弟关系很好，他转告说兄弟俩想见张爱玲，想由高克毅安排落实。会后，高克毅约请夏氏兄弟、吴鲁芹，还有老友加州大学校友陈世骧教授，同乘一车到东南区张爱玲公寓。

在接张爱玲的路上，夏济安谈到他早年用“夏楚”的笔名常给《西风》杂志投稿，高克毅也是《西风》的作者。他们俩同时记起，张爱玲在《西风》中那篇不凡的散文《我的天才梦》。

高克毅好说歹说，终于把张爱玲请了出来。那天是下午见的面，本想约张爱玲吃一次正式的晚餐，但时间尚早，张爱玲又无意久待。于是他们一行就去了独立大道H·E·W大楼邻近的一家叫Mar Ket Inn的小馆子，叫了一瓶“粉红香槟”，清谈了一个小时。

夏济安在台湾教书时，就向学生极力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等人对张爱玲的迷恋与这位老师是分不开的。他本人既在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又亲自译过夏志清的论张爱玲的文章，因此二人也有文谊，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在这次会面中，夏志清觉得兄长和爱玲都较紧张局促。

两人显得紧张局促的起因是夏济安。他素知张爱玲不大会交际，在生人中很沉默甚至羞怯，为了活跃气氛，故意说了一些玩笑话。夏济安对张爱玲说：“I’m your competitor,you know.”张爱玲觉得很突兀，她实在是不知道夏济安为何成了她的“竞争者”，她从未读过搞评论的夏济安写过的小说，因而不知如何回答。这样，“好心不得好报”，本为活跃气氛，反倒把气氛搞得“紧张局促”了。一个酒杯打翻了，“砰”的一声，大家一怔。[376]

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夏志清写到了这一次会面，并提到了一杯“粉红香槟”被打翻的事，他以为是张爱玲打翻的。张爱玲看到这篇文章后，郑重地写过一封信，说：“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拙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377]

张爱玲离开华盛顿去当“驻校作家”之前，曾在纽约市住了一两个月。夏志清带着於梨华[378]去看她。那时她住在百老汇六十几街上一个高楼的小公寓房间里，十分局促。这是女作家於梨华第一次见女作家张爱玲，她眼中的她是这样的——

大概公寓小，更显得她人高大。实际上她不大，但的确比一般东方女性高。高而细。她脸庞大，不能归入瓜子脸、鹅蛋脸这一型的。眼珠略突，嘴巴不小，更不属于丹凤眼、樱桃小口类的。她是独具一格，且是令人注意的那种。她口音稍带上海腔。很细柔。她话不多，却不是因怕羞而不说的那种。[379]

三人谈得兴味十足。夏志清介绍说张爱玲所居公寓附近有家上海馆子，有小笼包、蟹壳黄等点心，怂恿张爱玲与他俩一起去，张爱玲有些心动，但仍没有挪开脚步。

过了几天，三人一起到百老汇九十一街的“全家福”吃过一次早点。於梨华注意到张爱玲吃扬州汤包的动作十分缓慢，两三个汤包、小半碗豆浆，吃得慢吞吞的。后来看她喝冰激凌苏打的模样倒很爽快，於梨华恍然感到原来她偏爱西食，中菜太油腻为她所不喜。

不仅在饮食方面，而且在居住方面，张爱玲都是属于都市，属于现代社会的。她对夏志清、於梨华说，她一点儿也不在意百老汇的纷沓嘈杂。在高楼上望下去，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各种声音、各种气味，一点儿都不妨碍她写作。於梨华觉得，她有超人的特异的感觉，视、闻、味、听、感，无不敏锐细致，所以她的作品才有精致的色彩、声音、气味、服饰、景致，她的精彩的展示和描述，是无人能及的。然而，她确不愿与世间人打交道。虽然她在台湾的声誉日隆，但当此后不久於梨华在信中问及她有无再去台湾的可能时，张爱玲的回答是：

我到台湾去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有许多好处都是我不需要的，如风景、服务、人情美之类。我需要的如Privacy，意为“隐居”。独门独户，买东西方便，没有用人，在这里生活极简单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难……从出了学校到现在，除逃难的时期外，一直住惯了这种生活，再紧缩点也还行。寂寞是心境关系，在台湾如找我的人多些，也只有多得罪人……[380]

张爱玲又一次向友人阐述了自己的生活哲学，她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处事原则，这是任何友情、亲情也打动不了改变不了的。大多数中国人图的是物质生活的方便舒适和一个富有人情美的环境，这些在张爱玲眼里是“真实的生活”但不是“真正的生活”。对于张爱玲而言“真正的生活”是创造而不是适应。为了“创造”则物质生活越简单越好、应酬越少越好。於梨华是这样理解张爱玲的生活方式的：“她的生活则一直顺着这规格走，一年比一年更把自己隔离起来，更不愿同世间人打交道，直到她死，伴着她的是她自己，以及她塑造的、别人忘不了、她自己不能忘的诸多人物。”

於梨华和张爱玲在那几年时有书信来往，也还见过面。1969年在波士顿开亚洲学会时，她们两位及夏志清、庄信正一起同吃过一次中饭。不久，於梨华请张爱玲到加州大学去做过一次演讲。

那时於梨华在加州大学开设英译中国现代小说课，指定《秧歌》《北地胭脂》为参考书。因《秧歌》英译本出得早，当时难以买到，於梨华写信给张爱玲，张爱玲就把私藏的十几本《秧歌》捐给了於梨华。

演讲时间定在下午3点到4点，然后有半个小时的学生提问时间。张爱玲乘坐的是1点30分从波士顿起飞的航班，1个小时即可到达纽约，可能因为头天夜里下了场大雪的原因，飞机晚点了20分钟，早在机场守候的於梨华焦急不安，生怕耽误得太久让学生久等。直到她看见了张爱玲的身影心里才平静了一些：

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条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调协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出长圆脸盘。眼珠有点突，没戴眼镜（通信中知道她戴眼镜的），想必有隐形镜片，所以看人时半抬下巴，半垂眼睑。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确是独一无二（One of its kind）。[381]

女作家见女作家，总免不了一番外貌神态的描绘。几年前陈若曦在台湾时就描绘过张爱玲的特殊神采韵味。於梨华则以“独一无二”来形容，不由得令人想起胡兰成所说的见了张爱玲，浑身要起震动之类的句子来。年轻时，她使人“震动”，到了中年，还能使人“震动”。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乐于描画她的外貌吧。

张爱玲上了於梨华的红色小轿车，张爱玲说：“我是在飞机上时，就猜想你开的是红色跑车。”於梨华惊愕了一下，没有答话。到达纽约州立大学时，已迟到了十几分钟，但张爱玲坚持要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其实她的头发一丝不乱，但她不肯马虎自己。

进了教室，於梨华先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并道了歉，才介绍演讲人。张爱玲演讲的题目是The Exotic West：from Rider Hanggard On。大意为：奇异的西方，从一个未经驯化者的角度。本来事先说好是用演讲的方式而不是念稿的方式，但张爱玲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也许是因为开始的时间比预定的晚了二十来分钟她怕时间不够用，也许是从未上过讲台的她并不适应演讲的形式。她的英文倒是字正腔圆，十分地道。到了提问的时间，她的回答简明清晰。偶有冷场的情形，於梨华在下面干着急，张爱玲却神态自若，毫无窘迫之感。

演讲结束后，张爱玲跟系主任握手告别，坚辞了比较文学系为她准备的茶点。其实距她六点半回波士顿的飞机起飞还早，於梨华一定要请她吃晚饭才送她上机。张爱玲说：“晚饭吃不下，不如一起去喝杯饮料。”到了学校的小咖啡室，问她要什么，她要了一份香草冰淇淋苏打，一副企盼的神情。饮料来后，她露齿一笑，神情如孩童初获玩具一般，津津有味地吃着。

於梨华本想乘机向她问一些她创作中的问题，此刻生怕打扰了她。这次相会，演讲的内容於梨华全忘了，但她怎么也忘不了相见和咖啡厅的情形。“从她举止行动看到她实在是有稚童般的无邪及稚童般的能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里的人。而另一方面，却又能创造像《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般叫人百看不厌而每看一次都要击案叫绝的错综世界！”

通常人们只看到了张爱玲因孤独而值得怜惜的一面，而於梨华还看到了她“孤独”中的单纯与可爱的一面。於梨华的眼光是犀利的，感觉是敏锐的。

六十六、在加州大学

张爱玲在美国期间，几乎从没有主动地交际应酬，朋友极少，但多亏了那几位主动关心她爱护她的美籍华人学者。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研究所任满之后，她又“失业”了。夏志清很快又介绍她到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1965年，夏济安教授病逝于在柏克莱加大的任上，张爱玲曾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到夏济安的逝世给她带来的哀痛。1966年，主持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他仅见过一面的青年学者庄信正[382]打电话，邀请他来顶替济安先生留下的空缺。“当时加州大学遐迩闻名，它的中国研究中心同样声誉卓绝。在台湾念大学时期我就视夏先生为振聋发聩的导师，对他的学问和品德都很钦佩，他空出‘宝座’在我看来不消说是最好的去处，何况顶级上司又是陈先生这位学术界前辈。于是连声道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383]在加大柏克莱分校工作了两年多，庄信正将应聘去洛杉矶教书，于是他和夏志清又推荐了张爱玲去接替。

庄信正此前已认识了张爱玲。那是1966年新年前后，庄信正母校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教授要庄信正推荐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他主办的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庄信正首先想到了学贯中西的夏志清先生，但他当时有事，不能前往，转而介绍张爱玲参加。研讨会是在当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召开的。小组研讨会上，参加者各带着自己的论文已到齐了，惟独张爱玲未到，主持人福伦兹教授急了，庄信正更是穿进穿出到处找她。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其实她并没有迟到。庄信正以前见过她的照片，所以在门口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但她高而细的身材仍让他觉得意外，走起路来也给他“飘飘欲仙”的感觉。张爱玲的发言不是严格的论文宣读方式，而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的英语带有英国味，流利典雅，亦庄亦谐，幽默起来若无其事而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讨论结束后，庄信正和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翻译者刘绍铭“硬着头皮”到学校附近的旅馆求见。“印象里老觉得她博才傲物，对人往往不稍假借。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儿。两个初出道的青年讲师能当面向这位大作家表示‘输诚’的微忱，都很兴奋。”[384]

“这次匆匆的拜会成为后来我与她三十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庄信正回忆说。之后，张爱玲为去瑞德克利夫学院需要介绍人和《怨女》英文本的书名问题，都请庄信正帮过忙，庄信正都尽力而为了。两人的书信交流也很多。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9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夏志清主持一个专题小组。庄信正也提交了一篇论文，他正准备开讲时，张爱玲进入会场坐了下来。“我一边同夏先生交换了又惊又喜的眼光，一边在‘张看’下不由地加倍紧张。”

就在这年7月，庄信正离任，张爱玲接了他在中国研究中心的班。在庄信正看来，这个工作职位对夏济安和张爱玲而言，都是“屈就”，因为那不是个文学岗位，充其量不过是个临时落脚的地方而已。庄信正成了陈世骧和张爱玲之间的联络人，从动议到办履历表等手续，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把这称之为“有事弟子服其劳”。

张爱玲在这里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大陆术语，但1970年前后大陆偏偏没有推出多少新术语，因此张爱玲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她的同事们也不知这位新来的研究员的工作情况，她总是在别人都下班以后，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张爱玲从小到现在的生活都是相当个人化的，独来独往，过不惯集体生活。偶尔有同事在5点钟下班的时候，看见她匆匆穿过车流人流，去上班工作。

陈世骧和夫人喜欢热闹，但张爱玲难得去拜望他们，也没有陪他们到中国城去小聚进餐。有一天，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叫了几个晚辈学生陪同。一个在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工作的年轻人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情形：

张爱玲第一眼就令人觉得不平凡。常得加件外衣的湾区天气，又是在半山上，张爱玲却穿着一件薄料子的旗袍，深灰色，不但没有袖子，而且袖缘往里裁剪得很深，从这边的肩骨，通过敷盖着前胸骨的上襟，可以看过去那边的肩骨，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瘦削却又把衣服穿得这么瘦削的人。深色旗袍似乎是她的制服，印象中，以后也没见她穿别的衣服。[385]

张爱玲坐在沙发上，旁边是陈世骧。陈世骧叼着烟斗，热情地说着话，张爱玲则很少言语。无论是听还是说，她的眼睛总好朝上看，小孩一样的神气，有一句没一句的，声音又小，有时就像自言自语。陈世骧和张爱玲，一个是老练的学者和热心的长者，一个是如同天真小女孩的作家，“始终以不虚饰的面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386]。

陈世骧长者般的关怀，给了张爱玲温暖。此前张爱玲把自己所有作品都寄送给陈世骧，包括签名本《北地胭脂》，属于入职前的“敲门砖”[387]。但张爱玲研究大陆术语的成果太少，很令陈世骧失望。夏志清认为，陈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癖，而未能因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在陈世骧看来，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意。在研究中共词语方面，可能也从未向他请教过，只一个人在瞎摸。最后交的报告他看也看不懂，还有言语顶撞。在愤怒之下，陈世骧把她“解雇”了。这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陈世骧曾在夏志清面前表示过对张爱玲不满意，但遍查其信札，提到张爱玲者，只有“张爱玲女士已到此月余，颇觉相得”一句，并无任何怨言。[388]

一位叫若克兰·卫特基的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是加大某教授的太太，曾专门拜访张爱玲。时卫特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攻的是中国史，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侠女崇拜”，兼论“中国功夫”与女权运动。卫特基问张爱玲，中国人对女人的要求是“幽娴贞静”，为什么又特别喜爱侠女形象。

这个问题使张爱玲想起阿拉伯人。他们对女人的管束比中国紧得多，以布蒙面，不许随便外出，使女人像填鸭似的在帐篷里的地毯上吃了睡，睡了吃，一个个肥胖多肉，令男人瞧不起，反而喜欢男风。而“中国人是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在社会体系外创造了个侠女，也常在女孩子中间发现她的面影”。

张爱玲在她狭小的办公室里与卫特基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后来卫特基寄了一本《毛泽东革命性的不朽》这本她自己写的书送给张爱玲，作为酬谢。

两人未再谋面，但张爱玲还知道卫特基以后的情况，显然是她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时知道的。这个在张爱玲眼中漂亮得“差不多的影星都还比不上”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于1972年双双去北京。

关于张爱玲习惯独处、不爱见人的说法，有很多材料可以印证。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张爱玲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389]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沓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扎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390]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

为了研究布莱希特，哈佛大学教授莱恩追踪至柏克莱。初次求见张爱玲遭拒，在夜间苦等终于见面聚谈。他对张爱玲有两点深刻印象。一是她的英语无论文法、用词遣字或是句型结构，“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仅听得出些微的口音”；二是她的友好热心，“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张女士的表现热诚又令人舒坦，且相当帮忙。她的谈吐闲雅，怡然自若，我的印象是她对整个访谈很是满意；在我们相处的时刻，我丝毫不觉她有任何不自在或者有逃避与人接触的想法”。[391]

尽管这次见面是事先约定了的，但莱恩还是等了整整一天才见到张爱玲。“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392]

莱恩教授把这次相见称为“人生奇遇”之一，水晶也把他有幸拜访张爱玲视为人生奇遇。

六十七、水晶的来访

张爱玲在柏克莱加大工作期间，住在柏克莱城杜兰街（Durant Avenue）。

在去柏克莱以前，她给庄信正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物色一间公寓房子，条件相当简单，足见她对生活的态度。具体条件是：一、一间房的公寓（号称一间半），有浴室、厨房；二、离办公室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来回方便。地点合适，宁可多出点房钱，每天可以省不少时间；三、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四、此外都随便，家具可有可无，如有床，最好是榻床或沙发，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大小都完全没关系。

庄信正给张爱玲找的房子是符合她的要求的，位于闹中有静的一条支路。公寓的外观是白色的，她的起居室也如雪洞一般白，墙上没有一点装饰物或照片，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拉开白色的纱幔，近可见参天的法国梧桐，远可看到旧金山全景和金山湾海水。若是在晚上，路灯下的绿叶快探进窗来，远处的都市夜景也可尽收眼底。

房内有桌有椅，有强光灯泡，但没有书桌，只有一张立在床边的小几，她就是在这小几上伏案写作的。张爱玲觉得这样方便，如果有了太正式的书桌，反而写不出东西。她每天中午才起床，天亮时才休息，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因此有人形容她是和月亮共进退的人。她每天的食物也很简单，一天只吃半个English muffin（一种类似烧饼的食品），曾经喜欢吃鱼，但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她还保持着自小就爱吃零食的爱好。但她常患一种类似“感冒”的病一连几天躺在**，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所以她愈发的瘦弱了。此外，她好喝咖啡，一连喝好几杯。

张爱玲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独守着她的空城。但她几乎是“破例”地接见了一位远方来客——青年学者水晶[393]。

水晶在台湾读书时就十分喜爱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的小说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他十分羡慕好友王祯和与张爱玲有见面之缘，常向他打听张爱玲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些什么话。到美国后，他就忙不迭地要去拜访张爱玲。1971年夏，他把自己所写的《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神话结构》一文的影印件寄了一份给张爱玲，并表示要登门拜访。经过多次通信，多次电话联系，费尽了不少周折，就在他以为见面无望、准备返回东岸去的时候，他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

信中说：“你信上说6月中旬要离开这里。我总希望在你动身前能见着。”在解释了前些日子时常生病不能见客这样一个“说着自己都嫌烦”的原因之后，她接着告诉水晶：“哪天晚上请过来一趟，请打个电话来，下午五六点后打。”

水晶喜出望外，忙与她通过电话约定时间，在6月上旬一个周末的晚上7点半登门拜望。

一见到张爱玲，水晶想到了胡兰成说见她的人每天都要起各种震动的话，他又觉得张爱玲该是个病恹恹、懒兮兮的女人，哪想到她满面春风、笑语晏晏！于是他对她说，你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连说了三遍。她平和地笑着回答，是这样的，仿佛没有什么不应该。但张爱玲的瘦，是在他的想象之中的，眼前更加证实了。脸庞瘦而大，眼睛“清炯炯地洋溢着颤抖的灵魂”。她的头发如五凤翻飞，手臂又细又长，令水晶想起杜甫的“清辉玉臂寒”。

张爱玲拿出一瓶8盎司重的香水，说是送给水晶的未婚妻，她已知道水晶于头一年订婚了。张爱玲如此心细，令水晶十分惶惑。因为匆匆忙忙地来，他倒没有想到过给她准备一点礼物。

张爱玲又问水晶要不要喝点酒，水晶回答说不用。张爱玲就给他开了一罐可口可乐。看到她吃力地拉开罐口的样子，他生怕划破了她的手，就像《流言》中所描写的那样。张爱玲还给水晶开了一罐糖腌番石榴，知道他在南洋待过，可能喜欢热带风味。水晶感叹她是一个心细的人，“我不能想象她会知道得我那样清楚……”[394]

虽然好不容易才见到张爱玲，但水晶不枉花心力，不虚此行，他与张爱玲一谈就是七个小时，这可真是长谈了。谈话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入，包括张爱玲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史地位、对她本人作品的讨论、她的阅读兴趣等方面。

他们谈到了《半生缘》的前身《十八春》发表后的反响，张爱玲对《阿小悲秋》的偏爱，《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来源，《怨女》的个别情节受《歇浦潮》的启发。她认为“《歇浦潮》是中国自然主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水晶还问张爱玲在写《沉香屑·第一炉香》时，有没有考虑到意象的功用，张爱玲的解释是，当时只考虑到故事的成分不够，想用想象来加强故事的力量。她还主动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发挥的呢？

水晶对张爱玲的某些作品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他不喜欢《秧歌》的结局，动作太多，近于闹剧，冲淡了作品的“抒情”主调。张爱玲听到这里，连忙说，这些都该写下来，写批评如果净说好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结果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水晶特别欣赏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家很少能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那样出色的，并举了一些实例。

张爱玲听到这里，感慨地说：“你看得真仔细。”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作品要是有个批注的版本，像脂批《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这话令水晶十分感动。张爱玲的小说，故事精彩，人物深刻，但不止于故事和人物。其比喻、暗示、象征和大量意象，使她的小说有诗之繁复、诗之魅力，确实需要一个评点本，使读者能知其神妙，知其独特韵味。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张爱玲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她非常喜欢沈从文，说他是一个好的文体家。她还喜欢老舍的短篇，认为老舍的短篇胜过长篇。当水晶提到吴祖缃时，张爱玲联想到了吴祖光，她知道他是有名的剧作家。可见张爱玲对大陆文坛并非一无所知。他们还谈到了鲁迅——

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395]

张爱玲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中国作家谁也没有鲁迅那样深刻犀利、不留情面地拷问过民族性，谁也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深刻犀利、悲天悯人地拷问过都市男女的情爱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是异常出色的。在张爱玲对鲁迅之死的惋惜中，分明可以感到她对挖掘国民性的重视。

张爱玲对台湾作家也有一定的了解。从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张爱玲批评了台湾作家聚会太多的现象，她认为作家还是分散一点好，可以避免彼此受到伤害。水晶也谈到已故的夏济安先生称台湾作家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

张爱玲还向水晶介绍了自己阅读西洋文学的情况。她谦虚地说自己读得不多，并提到了萧伯纳等现代英国小说家的名字，她还读过不少英文通俗小说。

水晶还问了张爱玲目前的写作情况，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已经许下心愿。

“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rn（顽强）的。”张爱玲语气十分肯定地说。她还补充道，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黯淡破败的。而且，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觉得，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心境。

张爱玲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那就是关于她的文学史地位和作品的流传问题。

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到这里，心情黯然。

水晶辞别张爱玲时，已是凌晨两点半钟了。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有一次，张爱玲对他说这句话是在分手的时候，分手之后还在水晶的耳边回响，他觉得张爱玲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深谈的文友，感到十分幸运。“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如今是‘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的时候。又想起《沉香屑·第二炉香》里，描写一个人极大的快乐，‘在他的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声一般，……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是的，蝉声是会震得人发聋的。”

“这不正是张爱玲的写照吗？”[396]

六十八、“访胡”而“看张”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追悼会的那天，张爱玲也参加了。她在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任满后就没有被再续聘，但那时仍住在柏克莱城杜兰街。北加州气候较冷，张爱玲不服水土，常患感冒。在一封信中，她说：“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11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397]后来她给庄信正打电话，希望他能帮她在洛杉矶或凤凰城找一套房子，那边的气候条件要好一些。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庄信正夫妇就驱车半小时的路程在好莱坞住宅区一带为张爱玲找房子。当天就找定了一间一个卧房的公寓。张爱玲也不拖泥带水，立刻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由庄信正夫妇带路，尽快搬过去。见面时，庄信正的妻子杨荣华注意到她的手掌上有一大块瘀青的颜色，原来是她绑行李时被绳子勒破了，她道歉似的解释自己如何笨手笨脚。

这是杨荣华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虽然此前有过电话联系。她早听丈夫介绍过张爱玲，也得到过张爱玲寄赠的小说散文集子，但眼见得她这样不会小心地照料自己，又那么纤瘦，不禁涌起保护她的念头。她说：“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但她露在无袖旗袍外的两条臂膀是那么纤细，走在路上又是那么勇往直前，目不斜视，使我忍不住跨到她的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有车来为她挡车，有风来为她挡风。”[398]

张爱玲新搬入的这座公寓中有会客室，丝绒沙发、厚地毯和落地窗帘，但有点儿旧了。管理员是一位矮胖的中年太太，话特别多，不停地向张爱玲问长问短，张爱玲生怕跟她搭上腔搞得太熟了影响自己的隐居式生活，一本正经地说：“我不会说英文。”一句话就把管理员的嘴堵住了。

公寓带有家具，张爱玲自己带了一个铜制立灯，它的样子很特别，长长的架子可以伸到天花板那么高，中间排着三个可以转动的灯座灯罩，每个灯泡都是200瓦的。搬来的第二天，她还买了一个与庄信正家的牌子一样的电视机。

安排停当，临别时她很含蓄地对我们表示：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意思自然是谢绝来往。不久，她来信告知电话号码，不过声明不接电话的。[399]

庄信正夫妇当然了解并尊重张爱玲的性格，不仅自己极少主动与她联系，而且还替她挡了不少驾。有的朋友知道庄信正是张爱玲的“内线”，欲前往拜访，都失望而归。1973年，庄信正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

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400]

当时庄信正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张爱玲这几句话对他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张爱玲的书信里，暴露的也正是冷淡背面的温情和生动。只不过这一面她并不轻易示人，而是交付给了自己熟识信赖的朋友。她愿意和庄信正夫妇交流自己喜欢的《名利场》杂志，也时常互相交换市面上流行的侦探小说来看。在丈夫赖雅去世后一个月，张爱玲也没忘记给新婚不久的庄信正寄上年卡，在金色卡片上祝贺对方Happy Holidays。庄信正后来整理这些信件，都说自己难以想象她当时的心情。而这也是为何，在庄信正这个后辈眼里，张爱玲不单是可以续写《红楼梦》的天才，更是一辈子的“富有人情味”的诚挚师友。和庄信正交流的过程中，张爱玲并不吝惜自己的妥帖和周到。她害怕自己的琐事麻烦了庄信正，总是在信的结尾处，郑重交代“请千万不要特为回信”；担心打扰了对方，书信里时有抱歉、对不起、非常感谢之类的话；又因为怕断电，所以常备蜡烛，彻夜写作，蜡烛钱也要随信寄给庄信正。这种泾渭分明的边界感，甚至有些僵硬的礼貌，在外人看来，难免不是不易亲近，防御过重。但是放到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中去看，何尝不是她一贯看重的体面、自尊、不要任何人的担待。[401]

1974年5月17日，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宋淇提过中大（香港中文大学）也许找我写篇丁玲小说的研究，不过香港没有她早期的小说。洛杉矶只有一本1952年出的《丁玲选集》，里面有五篇是1927-1930年的——似乎是引起写农村，转变。”她很想找到丁玲“别的早期短篇与长篇《韦护》《母亲》”。同年6月9日信中又向夏志清询问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能否找到丁玲的《韦护》《母亲》单行本。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说，“宋淇最注重她以都市为背景的早期小说，大概觉得较近她的本质”，显然她也认同宋淇的观点。在中学写的书评里面她对丁玲有弹有赞。1944年3月她出席上海“女作家聚谈会”，她说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拟写丁玲研究论文是为了稻粱谋，虽然此事最后因中大方面的原因而作罢，但张爱玲6月30日致夏志清信中关于丁玲的另一句话却颇耐人寻味：“我也觉得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

1974年，庄信正夫妇要搬到印第安纳州去，写信告诉张爱玲。张爱玲不久就打电话来，约他们夫妇在她的住处小聚，并特嘱带上相簿。

在几只200瓦的灯泡的照射下，张爱玲的房间亮如白昼。她请庄信正、杨荣华坐在客厅小桌旁的两张木椅上，然后忙着煮泡咖啡，舀冰淇淋，她好不容易才凑足了招待两个人的碗匙等用具，足见她平时没有待客的记录。这是张爱玲搬家后夫妇俩第一次来她的客厅，恐也是最后一次了。杨荣华注意到除了一台电视机，客厅空空****，连书架也没有。张爱玲有她独特的“搬家哲学”，早在50年代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对宋淇夫妇说过，搬家真麻烦，但她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适、太齐全，否则有两种可能：一是立刻又得搬家，二是就此永远住下去，而这两者皆非她所愿意，所以她的家搬来搬去，总是十分简单。[402]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寓人”性格，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对家的亲近感、根基感是不太一样的。

在这间没有书柜的客厅里，张爱玲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庄信正一家的照片，也把自己的相簿拿来给他们欣赏，边翻边介绍，夫妻俩如梦游仙境，如随张爱玲生活了一遍，不住地感叹。

时间不觉到了夜里3点多钟，庄信正夫妇告辞了。几个钟头后，天亮了，他们在新的一天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个大照相簿，请管理员转送张爱玲——张爱玲给他们看的那个相簿太破旧了！

从此，张爱玲把自己关在了“老鼠洞”里，虽然“老鼠”也搬来搬去有好几个“洞”，但每一个“洞”都没离开洛杉矶。

“老鼠洞”里没有了赖雅，当然更没有了胡兰成，但胡兰成还真差一点“借尸还魂”了呢。

1949年，温州解放后，藏不住身的胡兰成逃到了香港。他此时不名一文，决计到日本去度余生。因没有护照，得花大价钱秘密偷渡，于是他向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等人借钱，好不容易凑够了钱，登上了一个名叫汉阳轮的日本船。这时，他想到了汉阳的周训德，又想到了上海的张爱玲，但他不会过多地顾及这些旧情旧缘。船近横滨时，他扔掉了随身带的毛巾和衬衣，扮成水手混上了岸。

在东京，他租住日本人的民房，又勾搭上房东家媳妇一枝。1952年初，因汉奸之罪被判刑的佘爱珍刑满释放，先去香港，后到东京。1954年，胡、佘二人结了婚，佘爱珍用私房钱开酒吧度日，胡兰成则忙不迭地写他的书以打发时光。

关于胡兰成与吴四宝、佘爱珍，有人回忆说：

胡兰成曾当过教员，也写文章。在孤岛时期，因思想“激进”被汪伪特工总部（即丁默邨、李士群的“76号”）关押。一进牢，就成为投降敌伪的汉奸，他得到李士群的赏识，竟成为特工总部出版的《国民新闻》主笔，编撰大量反对抗日、为汉奸涂脂抹粉和反共的文章。他当时最崇拜的是杀人魔王吴四宝。青帮流氓出身的吴四宝先是李士群的警卫员，后来提升为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专门屠杀抗日分子和爱国人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原是一个药号老板的下堂妻，后来改嫁吴四宝，成为混世魔王的得力助手。也是“76号”魔窟里出名的女杀手。这一对夫妻在特工总部有权有势，胡兰成除了写文章吹捧吴四宝夫妇外，还在办公室里挂上杀人魔王的相片。他那奉承拍马的丑态自然得到吴四宝的欢心和佘爱珍的垂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因吴四宝肆无忌惮抢劫日本银行，将他活活毒死，佘爱珍由此离开特工总队。而胡兰成因过去吹捧吴四宝就被汪伪政府传去审问。胡兰成善于应变，非但卸脱责任，而且他那一套附逆反共的伎俩使他受到汪伪政府赏识，竟被提拔为宣传部副部长。以掌管文化为名，来往京沪之间，佘爱珍在吴四宝死后，将财产交给她的姘夫李祖莱（与“76号”有密切关系，也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副行长）保管隐藏。与此同时她看中了多情多才又当了大官的胡兰成。胡兰成由一个杀人魔王的崇拜者变成为女魔王的姘夫。他贪图的是佘爱珍的财产，也害怕女杀手的厉害，只得唯唯诺诺，倍加小心，他对外是驾驭沦陷区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原有的糟糠妻平庸无能，与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爵极不相配，姘妇佘爱珍虽有钱，却残酷无情，何况又有恶名，不能公开露面，心情动**不安。他最需要的是能满足自己情欲、多才多情的女性作为自己的情妇。他便以风流才子自居，四处物色才女，以显示本人的才气横溢和风流本色，这是他“一生只爱两种人：一是敌人，一是女人”的为人宗旨。[403]

胡兰成一娶再娶，恐怕他要扳着指头才能去算他一辈子娶过多少女人，可他还偏偏把这些故事写成书，也偏偏喜欢与新娶的女人谈先前的女人。他跟佘爱珍谈张爱玲，还在书中回忆说佘爱珍竟不吃醋。不知他哪里来的消息，他竟知道张爱玲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在上海的旧识日本人池田去香港，胡兰成憋了几天，对池田说：“你到香港可以去看看张爱玲。”

池田去了又回日本后，只字不提见张爱玲的事，胡兰成也不问，但过了几个月，他终于忍不住问及此事。池田说他没有见到，这本是胡兰成事先预料得到的，他知道张爱玲不会见池田。

谁想两年后的一天他竟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是由池田转来的。那次虽未见面，但池田留下了自己的地址请人转交张爱玲。张爱玲信中寥寥数语，亦无抬头落款，写着：

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做参考？

胡兰成接信在手，要不是笔迹如此眼熟，他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信中所提的两本书，是胡兰成当年在《中华日报》《大楚报》时写的社论的结集。张爱玲是为着写小说《少帅》做参考用的。

胡兰成不仅回了信，而且还附了一张近照。他在信中说：

爱玲：

《战难和亦不易》与《文明的传统》二书手边没有，惟《今生今世》大约于下月底可付印，出版后寄与你。《今生今世》是来日本后所写。收到你的信已旬日，我把《山河岁月》与《赤地之恋》来比并着又看了一遍，所以回信迟了。

兰成

胡兰成在信中提到他把自己所作的《山河岁月》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并比着看，是因香港小报曾以《山河岁月》一书问张爱玲的看法，张爱玲不置一词，让小报记者碰了一鼻子灰。胡兰成是在这里故意勾起张爱玲对过去的回忆。

《今生今世》付印了十个月，上卷才出版。胡兰成速寄美国，又写了信去，但张爱玲都无回信。“想必是因为我不好，寄书就只寄书罢了，却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自从接到她的信之后，更还有折花赠远之意，但是又不当真。我信里虽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很分明。原来有一种境界，是无用避忌，而亦着不得算计图谋的。”[404]

可是，张爱玲还是来了一封信，写的是：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十二月廿七

张爱玲这封信很客气，也很敏感，但更爽捷。她直言表示不再与胡兰成有任何文字交往。本来，1947年6月10日的诀别信就是永诀了，哪知还有这样一段“尾声”和“余韵”呢？

又哪知在张爱玲移居洛杉矶时，胡兰成去了台湾，有人又把他跟张爱玲扯到了一起。1974年，台湾中国学院聘请胡兰成任教授，这年他也六十八岁了。这年5月，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山河岁月》。1976年7月，远行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今生今世》，该书封底简介中这样写道：“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地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张爱玲在他落难浪迹天涯的时候和他结婚，后来他们在钱塘江边分手，张爱玲回忆这次的生离死别，她说：‘那天船将开时，我一个人站在雨中，流着泪，痴痴地望着滔滔的黄浪，不知多久。’”

这时的张爱玲，在台湾“热”度极高。《山河岁月》封底的这段文字，恐也有利用“张爱玲热”促销之意。也有好事者乘机访问胡兰成，通过“访胡”而“看张”。

台湾作家朱西宁[405]，被人称作“首席张迷”[406]，他捧读张爱玲的作品入迷，搜集张爱玲的逸事有瘾，虽然也偶有弄错的时候，但“看张”“爱张”是真心实意的，他也与张爱玲有文字之交。70年代初，他常常与青年朋友一起讨论张爱玲的作品，还喜欢把《流言》中的《私语》等篇与《今生今世》中记张爱玲的《民国女子》一章比照着读，有说不出的“亲与敬”。在一次研讨张爱玲的专门会上，他据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大谈特谈张爱玲，会后，一位听众告诉他，胡兰成正在台湾，他喜不自胜，急忙打听了地址，携妻带女登门拜访。多年后他的女儿回忆：“我高中毕业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偕母亲跟我三人去拜访。那天的话题都绕着张爱玲说，胡先生取出日本排版的《今生今世》上下两册赠父亲，书中有蓝字红字校订，可能是自存的善本。我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至今竟无记忆似的。对胡先生书《今生今世》，不但之前除了《民国女子》一章，余皆不读，奇怪的是，之后仍不读。一年后，暑假期间我也不过顺手抄来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于是我写信给胡先生，不指望胡先生还在台北，可比是瓶中书那样投入大海罢了。想必，这是我从此完全被袭卷了去的‘胡腔胡说’的第一篇。我认为胡先生比张爱玲超厉害多了，很懊悔一年前为什么只看见张爱玲，没看见胡兰成，只好恨自己是，有眼无珠。”[407]

读了胡兰成的一本本书，再见其人时已觉得知道了他很多。朱西宁最关心的是《民国女子》的“信史”程度。“我的意思不是疑心其有捏造；文学上的感觉传达必是要经过摆脱原本事实的羁绊，抽象而加夸张。文学创作者的官能感觉本是较常人极敏锐，轻微的振幅在常人为无感，于小说家则震耳欲聋。要把这感觉度的差异拉平，这种等量调频的处理，便是艺术上的夸张了。我之想求《民国女子》的见证即在此；兰成先生虽不是小说家，《今生今世》亦非小说，但究是艺术家和艺术品，以他的感觉之锐利（如不然，怎能与先生那般投契贴合？）超乎常人，保不住为传达其感觉，而必得渲染，借虚构些事物来烘托。如此，虽于事物有伪，于感觉却有忠，于艺术毋宁是种境界。”

对此，朱西宁转述道——

惟兰成先生说来中肯切要，他只觉得任何人来写先生，欲图作若何装饰、美化、炫夸，都是一种降级，构成伤害，因兰成先生迄未发现活着的人里，含他自己在内，还没有谁的格调能高过先生。所以他写先生，于事物，于感觉，皆是老老实实。若有出入，也只在文章表达的力有不逮上有所不及。[408]

在很多“张迷”的心目中，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写两人的恋情，倾国倾城、欲仙欲死，即使是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耦的故事也没有那般精彩迷人，但人们一想到胡兰成的滥情，又忍不住要对其描写的可信程度起疑，可偏偏又只有胡兰成记叙过二人的婚恋，张爱玲几十年不着一字，又留下了一个谜让迷张的人去猜。朱西宁的坦然相问，胡兰成的坦然相答，也许会让不少张迷心情稍安。平心静气地想，胡兰成再怎么会编故事，若没有那种非张爱玲不可能有的奇异惊艳，若没有真人真事作底子，他是编不出来的。张爱玲是读过《今生今世》中写她的部分的，她未有一语相评，是默认？还是否认？张爱玲并不满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两人感情经历的描写，但从未作过公开的表态。仅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quote（引用）来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他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在70年代，她在给夏志清的信里面还愤愤不平地谈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是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他写过许多信来，我都没回信。”[409]

朱西宁与胡兰成谈了很长时间，胡兰成还感叹说，要是爱玲也在，一定谈得更欢。事后，朱西宁写了一篇《迟复已够无理——致张爱玲先生》发表在1974年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在这篇类似“公开信”的文章中，他详述了访问胡兰成的经过，语中有为胡兰成滥情的辩解之语，还解释了他自己没有及时回复张爱玲1971年6月来信的原因。

朱西宁早些时候写过《一朝风月二十八年》，文中谈张爱玲有不准确的地方。该文在《人间》副刊发表后，张爱玲来过一封信作了某些说明。信中写道：

西宁：

那次你的学生来，我没见着，那天不大舒服，因为住得近，还是到office去了一趟，听见叶珊（即杨牧）太太说，我心里想：“西宁的学生遍天下，都见起来还行？”但是当然应当写信去解释，又老是接连的感冒发得很厉害，好的时候就忙、赶，所以信也没有写成。水晶寄来《一朝风月二十八年》，那时候游击队与学校的关系，我完全不知道，很复杂。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释。向来读到无论什么关于我的话，尽管诧笑，也随它去，不过因为是你写的，不得不噜嗦点向你说明。……

我月底离开加大，秋天搬离旧金山，以后会保持联系。

朱西宁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道：“当然，除了她的作品，胡兰成先生所提供的人身事迹更为直接而丰盛，因也有意欲为爱玲先生写传。但于征求爱玲先生意见时，遭其婉言严拒，遂告作罢。”[410]

胡兰成在台湾不久，即遭到文化界中人的抨击。40年代的汪伪汉奸，作客台湾，又是讲学，又是出书，令不少爱国之士十分反感，余光中先生写了《山河岁月话渔樵》一文，指斥胡兰成旧日言行的有罪和今日受礼遇的不妥。1976年，胡兰成灰溜溜地返回了日本，这位中国学院的“终身教授”不能在台湾终其余生。

虽然张爱玲不理胡兰成了，但是胡兰成还是关注张爱玲的创作。胡兰成只要看到张爱玲新作必写评论。包括《红楼梦魇》《浮花浪蕊》《色，戒》。他评价《色，戒》：“张实在是文学之精，此篇写人生短暂的不确定的真实，而使人思念无穷。易先生（丁默邨）有其风度品格，此字是评剧写坏人的传统，不失忠厚，亦逼肖丁本人。”[411]在70年代末，他还写过《读张爱玲的（相见欢）》。他称赞道：“《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着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竟是去祖国渐远渐久了。”[412]这恐怕是胡兰成最后提到张爱玲的文字。

因为大陆的张爱玲热，胡兰成的作品也曾经热过一阵。2003年9月，他的自传作品《今生今世》在大陆正式出版，被《南方都市报》评为该年度10大好书。2004年初，他另外两本书《禅是一枝花》和《中国文学史话》也在上海出版。但是胡兰成热，应该说明显的是沾了张爱玲的光。对其人其文一直评价不一。他曾经说过，“做人本来是人骗人”[413]。这话恐怕是理解这个人的一把钥匙。张爱玲有一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男主人公佟振保，跟他也有几分像。总体来说，好用功，有心机，小聪明，儒雅的外表，出众的口才，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派，在文场、官场、情场都是有一种磁场的。但仔细琢磨他的一生，真切的他，跟在人群中的他，真真正正是有区别的。他在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不是燕大旁听生，他自吹燕大学生，肄业于北京大学；只是普通编辑没当主笔的时候，说自己是主笔；没受重用的时候说自己在被大人物重用。这样的事例很多。自卑又自负，这往往是底层奋斗者的通常缺点。[414]这个人喜欢掩盖自己，常常言不由衷，自吹自擂，夸大其词。善于套近乎找靠山、拿名人做挡箭牌。这种人在乱世自有市场，有时候也能够过得人模狗样，至少他的前半生是这样。后半生因为被边缘化，可能变得平和一点了。

当然这样的人奋斗也不容易。也真的是个才子。说他是一个不错的时评家、政论家，是可以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眼前大事，他张口就来。好研究大问题、写大题目，既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体悟多于认知，问题大多空泛，不是学院派的规范的路子，而是自学成才者的野路子。比较起来，他的散文比他的论文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野性思维在。他的散文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甚至会被评为十大好书，恐怕就是被他这种“胡氏话风”所迷惑所吸引。粗看起来佶屈聱牙搭配生猛，细细品味又是别致精妙的，夸张而至于张狂，别致而有点出格，不可复制。

1981年7月29日，胡兰成死于日本东京，终年75岁。

在朱西宁与胡兰成谈张爱玲的时候，张爱玲蛰居在她的“老鼠洞”里。胡兰成死的时候，她还是蛰居在“老鼠洞”里。1981年9月16日，张爱玲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写道，在生日那天得到7000多美元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