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面对来客的自剖
1968年4月中旬，一个雨夜，来自台湾的学人、张爱玲的崇拜者殷允芃[357]如约来到张爱玲在剑桥的公寓。逾四十年的媒体采写生涯中，影响殷允芃最深的采访对象就是张爱玲。1967年殷允芃自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毛遂自荐在《皇冠》杂志写专栏，采访成功打入美国社会的华人，名单包括张爱玲、夏志清、贝聿铭。当时张爱玲已避世隐居，任殷允芃打电话、写信都没回音。殷允芃鼓起勇气来到张爱玲的公寓，按门铃无人回应，这时刚好有邻居开了大门，她跟了进去，把信塞进张家门缝。她在旁等候。没多久信被拿走了，证明张爱玲在家。遇到这种状况，一般记者会过去敲门，她却离开了。几天后张爱玲主动来电约访，她成为张爱玲离开上海后，唯一采访过张爱玲的记者，两人更保持通信十几年。殷允芃认为，张爱玲肯接受采访，是因为她将心比心，为受访者保留空间。“先做人，再做记者”，这句话从此成为殷允芃的座右铭。[358]
打着伞，走过哈佛广场，走过小公园，距张爱玲的住处越来越近了，她心中惴惴不安，张爱玲向来轻易不见人的习惯人们早有耳闻，她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马上可以见到她了，尽管有约在先。陪同去的还有东北大学物理博士王青云。
门开了，张爱玲笑容谦和，语调平缓地说欢迎殷允芃的到来，并再一次解释说，上次接到电话因病和赶着填写纳税表而不能接待，烦客人大老远跑来还得等几天，很不好意思。
在殷允芃看来，一般人顺口的客套，她说起来却生涩而纯真。她又极易脸红，带着瘦瘦的羞怯，但偶尔射出专注的光，又使人一怔。张爱玲是生活在仙境中的人，普通人的客套和应酬她是不适应的、笨笨的。
殷允芃随即注意到，在窗旁的书桌上，散乱地铺着稿纸，剪报，和一本翻开了的《红楼梦》。最惹眼的，是一张指示如何填写所得税的表格。再看张爱玲起居室的全貌，陈设十分简单，但很明亮。带着大镜子的黄木梳妆台，旁边是一个小书架，摆着大都是英文书。墙上并立着两张画片，一张是阿拉斯加神柱，一张是旧金山夜景。
看着殷允芃盯着旧金山夜景出神的样子，张爱玲说：“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伫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杳无人烟，给我的感觉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殷允芃笑了。读过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听她这番话便立即想起了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她是属于都市的，都市中的特立独行的自由魂。
谈到人生，张爱玲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乐不抵苦”四个字又让殷允芃心中一怔，想到张爱玲这多年的经历，看到张爱玲的中年的神态，殷允芃不由地问道：“写作对于你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她说，“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于是两人自然地谈到了张爱玲的创作情形。张爱玲笑着回忆说：“以前在上海时，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地告诉炎樱，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她又说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殷允芃又提到她最近出版的《怨女》，谈到她创作风格的变化。张爱玲的回答是，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是件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一个作家应该一直在变，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静止的。”张爱玲用这句话总结这个话题。
关于小说技巧，殷允芃谈到现在许多人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张爱玲的看法是，现代的小说或是趋向于平白直述的历史记录，或是抽象难懂的诗。她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小说应该避免过分的晦涩和抽象。作者应该努力使读者明白他所要表达的，因此小说不应该失去故事性。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浅出的，”她说，“使人在有兴趣地往下看时，自然而然地要停下来深思。”
张爱玲还谈到了现代小说和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她说，以前的人多半是过的集体生活，从描写动作和谈话，就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譬如像《红楼梦》。但现在每个人自己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小说用心理描写才能表达深入。
殷允芃又问到她的读书情况。张爱玲说，她看书并没有一定的系统或计划，惟一的标准，是要能把她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见识新的事物或环境。因而她的阅读范围很广，无论是劳伦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张恨水，只要能引起她兴趣的，她都一视同仁地看，没有兴趣的，即使是公认的名著巨著，她也不勉强自己读下去。
她坦然地说：“像一些通俗的、感伤的社会言情小说，我也喜欢看的。”说到这里，张爱玲想到赖雅说自己专看“垃圾”，她不由得笑了。
张爱玲还对殷允芃介绍说，新写的长篇小说《半生缘》，就是看了张恨水的许多小说的产物。像还债似的，写出来了一吐为快。“但是我写《半生缘》的时候也很认真，我写不来游戏文章。就算当时写得高兴，写完后就觉得不对，又得改。”
讲了这半天，张爱玲觉得口渴了，这时才觉得应该招待客人一点茶水。于是，她走进走出，煮了浓咖啡，端出核桃甜饼，倒上两小杯白葡萄酒，又拿出花生米来。可是没有给咖啡加糖的匙。“真对不起，汤匙都放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反正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张爱玲解释道。那时她住剑桥已快半年。
他们又谈起了张爱玲目前的境况。她说：“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
面对殷允芃这位台湾来客，张爱玲谈到了台湾：“我很惊奇，台湾描写留美的学生，总觉得在美国生活苦，或许他们是受家庭保护惯了的。我很早就没了家庭，孤独惯了，在哪儿都觉得一样。而且在外国，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张爱玲在这里准确地解析了自己的性格与心态，为自己的特异的生活方式做了有力的说明。她与外界交往太少，而外界对她有着强烈的探究兴趣，尤其是华人社会。这番话实际上为自己向外界做了一番解释。
有意思的是，面对年轻的来访者，张爱玲还谈到了当时大兴的嬉皮士运动，她说：“我不喜欢他们的成群结党，但他们的精神不错。反对社会制度，不愿做现在的这种Organization-alman（组织化的人）。但我希望他们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真正体会。他们的表现方式，details（行为）。我不赞成。”
张爱玲最后又谈到了对人生的看法，也许受赖雅刚去世的影响，还因她是看着赖雅如何老病、如何死的，她谈起了生死，不过态度很沉静：“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她说自己孤独惯了，很早就没有家庭，在哪都一样，而且在国外更有一种孤独的借口。
从张爱玲公寓出来，殷允芃感到此行收获太大。张爱玲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写作、对人生的看法、童年记忆，等等。人人都说她怪，她今天却如此坦诚，如此有耐心，如此谦和。她屡次很谦虚地说：“我的看法并不是很正统的。”并不强迫他人接受，“而她，也不是能用常理去衡量的”。
在返回的路上，殷允芃心中定格着张爱玲的一句话及她说话时的情形——
“我常常觉得我像是一个岛”，她说，并习惯性地微扬着头，斜斜地看上去，额上映出单纯与平静。
张爱玲不是压人的大山，不是海中的浮萍，她是一个岛，山与海中间的一个岛，有山的坚实，有海的宽广，然而她又是独立的，她自有她的世界。她是在岁月之外的。她是最自由的人。[359]
六十二、与“皇冠”合作
殷允芃是幸运的。张爱玲一向深居简出，社交圈子极小，尤其在60年代，没有几个人能有与张爱玲详谈的机会，但殷允芃有了这次珍贵的机会，并把访问记写成了文章。事实上，尽管在英文世界里，张爱玲还在左冲右突，但在华文世界里，张爱玲那时又一次走红。1968年前后，张爱玲又一次“热”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香港。
因为张爱玲的出走和大陆的政策，张爱玲已被大陆文艺界、出版界和读者群完全遗忘。但从50年代起，尤其在60年代，张爱玲在台港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了。除了她作品本身的魅力这一因素，还有两个外部原因，一是台港出版界的热心介绍，二是海外华人学者的高度评价，推波助澜。
张爱玲人在美国，但与台北的皇冠出版社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皇冠的老板平鑫涛[360]，是当代有名的出版家。他经营出版业，是有家传的。他的堂叔平襟亚，早年在上海也是干出版事业的，张爱玲曾在他发行的杂志《万象》上刊载过小说，还差点把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给平襟亚的书店印刷出版。那时平鑫涛还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台湾，当了公务员，后来又创办了皇冠出版社。著名女作家琼瑶就是他的妻子。60年代中期，宋淇向平鑫涛推荐了一批在香港写作或是在香港已有名气的作家，其中就有张爱玲。
“我当时非常欣喜，心想怎么有资格为她出书呢？在完全尊重她的原则下，我们从彼时合作到今。”[361]
当然，能有一个可靠的合作者，张爱玲是十分高兴的。这些年来，她的作品时有盗版，甚至还有假冒她的名字出版的“伪作”问世，她非常不满，但有时也无可奈何。50年代她在香港的时候，就有人源源不断地把她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及40年代的其他旧作翻出来，变着花样印行，以牟取暴利。那时市面上还有两本署名为“张爱玲”的小说，一本叫《秋恋》，一本叫《笑声泪痕》（又名《恋之悲歌》），书名有张爱玲的诗意，内容是她擅长的婚恋题材，但写得十分马虎粗糙，“糟到坊间不会有人出的地步”。对于这种冒名顶替，张爱玲早有耳闻，但她没有想到找来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后来别人给她寄来一本《笑声泪痕》，她看了之后，有理有据地予以揭露，并在一篇文章的末尾特意提醒读者：“可千万不要给引起好奇心来，去买本来看看。薄薄一本，每章前后空白特多。奇文共欣赏，都已奉告，别无细节。”[362]
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形再发生，张爱玲干脆自己编了一本《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交给香港天风出版社，由该社于1954年7月印行。张爱玲特写了一篇序向读者做个交代：
我写的《传奇》与《流言》两种集子，曾经有人在香港印过，那是盗印的。此外我也还见到两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和我完全相同，看着觉得很诧异。其实说来惭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很少。《传奇》出版后，在1947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这次出版的，也就是根据那本“增订本”，不过书名和封面都换过了。
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精，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1954年7月
现在，有了皇冠，身居美国的张爱玲就可以少操心盗版或伪作的情况发生了。她可以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新作旧作，可以拿到自己该得的劳动成果版税，而且通常得的是最高酬金，她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了。自此，凡出书张爱玲必找皇冠，她对皇冠放心。不过，她极少与皇冠直接接触，而是请宋淇作代理人，为他们牵线搭桥。
平鑫涛也十分尊重这位合作者，他说：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她通常是完成一部作品后，便不再去重阅，她说就像是一个怀孕的母亲已将孩子生下来。有一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高，但她自己完全不知道，也就没有失落的感觉。对于版税，她也不太计较，我曾有意将她的作品改拍为电视剧，跟她谈到版税，她回说：“版权你还要跟我说吗？你自己决定吧。”
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363]
双方合作的开始，是1968年皇冠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跟香港天风版一样，是《传奇增订本》的翻版。之后，又出了张爱玲的《流言》《秧歌》《半生缘》《怨女》等作品。
长篇小说《半生缘》是根据《十八春》改写的。最大的变化是由“光明的尾巴”而为“无言的结局”，保持了全书感伤的基调。《半生缘》的故事在解放前夕就结了尾，把张慕瑾被国民党逮捕变为被日本人抓走，许叔惠也没有去延安，而是去了美国。
最精彩的改动是世钧与曼桢的相逢。曼桢从医院逃出后，过了几年清寒安静的教书生活。病得快死的姊姊曼璐恳请曼桢看在自己儿子的分上，搬到祝鸿才那里去住，这一回，曼桢再也不愿入狼窝了，她坚决不去。之后，曼璐病死，祝鸿才破产，儿子又得了重病，曼桢心又软了，为孩子，她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先是与祝鸿才结婚，接着又离婚以换取对儿子的监护权。母子相依为命，苦苦度日。
一天，曼桢与世钧偶然碰面，两人百感交集。把重逢的场面梦想过无数遍，一旦真的重逢，“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
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像死了的一样。
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未来，只能埋葬凄凉哀怨的旧爱，一切都“回不去了”，惟有诀别。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
虽是改写，但仍然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如何为这个新本命名，张爱玲也很动了一番脑筋。先考虑的书名是“浮世绘”，又觉不太切题，“悲欢离合”又嫌太直白，“相见欢”的“欢”字又与全书格调不太吻合，“急管哀弦”又觉调子太快，不合书中的慢节奏，还考虑过“惘然记”，又认为“记”字不太有小说味。最后终于定名为“半生缘”。其实，张爱玲不仅小说写得好，她作品的题目也取得妙。她的大部分作品的篇名是既切题又有诗意，既别致又不夸饰的，像《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让读者感到这些名称非张莫属，并使人过目不忘。对篇名，她是非常讲究的。
六十三、创作《怨女》
1966年，香港《星岛晚报》连载了张爱玲的长篇小说《怨女》，皇冠出版社于1968年出了单行本。这也是一部改写之作，它由《金锁记》改写而来。不过，这一次花的功夫可比《半生缘》大得多，一个三万多字的中篇改为了十万多字的长篇。
《怨女》保留了《金锁记》的故事主干，但有较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名字变了，曹七巧成了银娣，姜长白成了姚玉熹（姜公馆也变成了姚公馆），姜长安的故事在新作中隐匿了。
其次是把《金锁记》中的一些背景内容推向了《怨女》的前台。银娣出嫁前的生活占了开头好几章（而《金锁记》是从七巧嫁到姜公馆后写起的），小说详细地写道：木匠半夜敲门，名为买麻油，实为找机会与麻油西施亲近，被银娣泼辣地拒绝；她与对面药铺店小伙计小刘有情有义，但小刘还来不及请媒人，已另有媒人为姚家二少爷第二次来说亲，媒人像打量商品一样打量她，哥嫂也像待商品一样待价而沽。婚事终于敲定。
再次是《金锁记》中略写或暗写的某些情节在《怨女》中变为详写或明写。如三妯娌之间的多次笑谈、三奶奶多次在婆婆面前为外出寻花问柳的丈夫掩饰、银娣与三爷的调情、银娣与哥嫂的来往以及银娣为儿子挑选媳妇等具体经过。
第四是新增添了一些情节。如银娣有意在三爷出门时大声唱歌以引起注意，因为他曾夸她唱得好。而在《金锁记》中七巧为何爱三爷铺垫是很不够的；银娣因与三爷有一些亲热举动而怕三爷口没遮拦地讲出，另找借口自杀不遂；法佛寺为老爷做阴寿时银娣与三爷**；分家后，三爷的多次造访，或谈情为借钱，或谈情为躲债。
可见，这一次的改写，其重心不是女主人公戴黄金的枷锁如何一步步变态，而着重写女主人公内心的情欲煎熬，经济因素没有《金锁记》那么重要。这次主要是对原作前半部分的放大。着重写“怨女”之“怨”。她被商品一样地嫁出，丈夫无情也无欲。这个原来是漂亮泼辣的少女，现在的情感世界一片空白，美丽的幻象消失殆尽。姚三爷就成了填空之物。他本是情场浪子，对银娣有小规模的动手动脚，银娣也是半推半就。法佛寺给了二人关系“升级”的机会，银娣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三爷的手：“今天当着佛爷，你给我句真话，我死也甘心。”初读至此，似乎觉得对二人的关系进展铺垫得还不够，单凭三爷以前的真假不定的玩笑话和小动作她就可以当真吗？但细细回味，银娣太清苦悲凉。“是因为银娣没有机会遇见第二个男人。”“她嫁的男人永远不会看见她（姚二爷是瞎子加哮喘——作者注）。她这样想着，已经一个人死了大半个，身上僵冷，一张脸塌下去变了形，珠子滚到黑暗的角落里。”当三爷抱紧她要深抚她时，明天如大钳子夹住了她，在末日的太阳里感觉特别长，已难有**的欢悦。如同《金锁记》中“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的著名意象。
多少年后，三爷为借钱而来，她仍然感觉得这是第一次走进男人的世界，其心境之苦楚难以言尽。张爱玲在作品中用了很多意象来写情欲煎熬中的银娣。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上床就是一个人在黑暗里，无非想着白天的事，你一言我一语，两句气人的语颠来倒去，说个不完。再就是觉得手臂与腿怎样摆着，于是很快地僵化，酸腿酸起来。翻过身再重新布置过，图案又随即明显起来，像丑陋的花布帘一样，永远在眼前，越来越讨厌。再翻个身换个姿态，朝天躺着，腿骨在黑暗中画出两道粗白线，笔锋在膝盖上顿一顿，踝骨上又顿一顿，脚底向无穷尽的空间直蹬下去，费力到极点。有时候她可以觉得里面的一只喑哑的嘴，两片嘴唇轻轻地相贴着，光只觉得它的存在就不能忍受。
这段文字完全可以跟《金锁记》中七巧再见季泽时把骨头、牙根都迸酸了一节相媲美。它以**美人翻来覆去的姿势变化表现女人的正常情欲不得满足的苦态。空虚无奈，身不由己，左右不适，不能感觉，一感觉就是痛苦，这是怎样难挨的身心折磨！非大手笔不能表现得如此细腻深切，摄人心魄。
仅仅是作品中的这一类描写，《怨女》就足以称得上杰作。仿佛是为了回答在她刚成名时有人说她不能写长篇的看法，在《十八春》《秧歌》等作品之后，她又有了《怨女》。这是她的长篇代表作，她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但它毕竟是改写，何况《金锁记》太有名了。虽然两部作品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但由于《怨女》的笔力没有《金锁记》集中，加上作者实在难以割舍原有的某些情节，而人们总是先读了《传奇》之后再对她后来的作品感兴趣的，因此读《怨女》时免不了似曾相识之感。因此《金锁记》的光芒掩盖了《怨女》。
其实，说《怨女》直接从《金锁记》改写而来是不确的。在中文本《怨女》之前，就有了英文本《怨女》的写作。初到美国不久，张爱玲就致力于英文小说《怨女》的写作。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她就准备以《金锁记》为底本，创作一部英文作品，当时定名为Pink Tears（《粉泪》），赖雅对之十分欣赏，还就结构问题给她提过建议。但出版过《秧歌》英文版的司克利卜纳出版社没有接受这部稿子。后来，她把小说题目改为Rouge of the North（即《北地胭脂》），仍未找到出版社。大概炎樱也曾为张爱玲联系出版事宜，在1959年12月中旬，炎樱给她来信说，《北地胭脂》未能被出版社接受，并深表同情，“闻此消息，张不禁热泪盈眶，情绪低落，所有的来信无论是为她悲叹还是对她劝告，如今在她看来都只是一种骚扰。赖雅过去从来未见过她如此沮丧，她怀疑《北地胭脂》遭到退稿，就等于将她本人抛弃，她还未从沮丧情绪中摆脱出来”[364]。
《北地胭脂》在张爱玲的箱子中尘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了。封底用的是张爱玲1944年拍摄的个人照片，清装行头，大袄下穿着薄呢旗袍。这张照片后来收入了《对照记》。照片之下有一段英文简介，介绍了她的家事背景，提及其外曾祖父李鸿章与祖父张佩纶，似乎是有意要强调此书作者乃中国清代重臣遗族的身份。张爱玲祖籍河北、生于上海的籍贯介绍正应了这个书名之前那句话：“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对张爱玲的生活情况包括当时正在着手翻译《海上花列传》都有介绍。
《北地胭脂》的取名也颇有一番讲究。张爱玲想在书前扉页上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作为格言，故以之名小说。在1966年12月给新结识的朋友庄信正的信中，她说：“我曾到Library of Congress（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出典，主要想知道是否7世纪写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句子，仍旧查不出，想托你查查。”
庄信正当时以为找大型辞书可迎刃而解，谁知竟查不出，所以，问了几位专家也未能弄清。后来又请教了陈世骧[365]等古典文学专家，他们认为大约是人们把两句凑成一句用的，所以难有实典可查。庄信正以为没法再考证下去了，就写信告诉张爱玲，她回信也表示“真想不到这两句话的来历这样复杂”。后来，张爱玲在《北地胭脂》的“题记”中，用的是“大概出于中国7世纪”这种含混的表达方式。[366]
但是《北地胭脂》销路不畅，英国评论家对之的评价也不高。张爱玲对水晶介绍说，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了少数评论，都是反面意见居多。有一个书评人抱怨书中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revolting）。这大概因为西方人所接触的现代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可怜虫居多，或是大奸大坏的人，很少像银娣这类“小奸小坏”的人，所以不太习惯。[367]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张爱玲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确实很用心，确实很认真，确实很在乎她的英语作品的命运。然而，英文读者不领她的情。几经周折才艰难出版的《北地胭脂》，将她早年立意以英文著述扬名的念头几乎掐灭，这件事情对她确实打击很大。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上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也可能与她多年努力却没有回报相关。
六十四、夏志清的佳评
对于20世纪60年代港台地区的第二次“张爱玲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夏志清[368]的张爱玲研究。出版界与评论界并未有意联手，却也此起彼伏，相得益彰。
夏志清早就见过张爱玲，但张爱玲那时却认不得他。夏志清回忆说：
早在1944年夏天，我在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见到过张爱玲。她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与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369]
夏志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提到，虽然那天都是沪江和圣约翰的同学慕张爱玲的名而去的，但她站在人群的中心，“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张爱玲年轻时候戴着厚镜片，少说也有八九百度。50年代后张爱玲常患眼疾，老出血，与戴隐形眼镜有关。[370]
夏志清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文学研究与教学。50年代初，他就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并从事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在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名家的主要作品之后，他也读到了张爱玲，他“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于是为张爱玲辟以专章，以多于论鲁迅的篇幅讨论张爱玲（中文本“鲁迅”占27页、“张爱玲”占41页）。英文本是1961年出版的，中译全本则出得更晚，但论张爱玲的部分则在1957年就由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译出了。[371]
如果说傅雷在40年代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十多年后夏志清的文章则是第二个里程碑。由于夏志清以小说史的形式且在港台地区文坛影响较大，夏的文章显然比傅雷的文章更多地引起了注意。然而，尽管反响有大小，但两人纯正的艺术眼光和公正学术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受主流话语的压力和既有研究的羁限，洞见了张爱玲的艺术价值。
夏志清第一次正式地把张爱玲请进了文学史，并给予重要地位，他说：
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在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作了这样一番高度评价之后，夏志清还力图概括张爱玲的艺术人格。他的看法是：
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看到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她能和珍·奥斯汀一样的涉笔成趣，一样的笔中带刺，但是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夏志清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等。他说：“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这个总结和张爱玲谈自己作品的看法是十分一致的。说到《金锁记》，夏志清下了一个惊人而又服人的断语：“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夏志清还简明地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他认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受其他西洋小说的影响，表现在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以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等方面。中国的旧小说也给了她极大影响，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对白也极圆熟。而且，张爱玲继承并发展了《红楼梦》的“闺阁现实主义”风格。[372]
过了一些年，在一本书的序中，夏志清仍然高度评价张爱玲。他说：
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和透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373]
在这篇序中，夏志清还说：“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与张爱玲相比？”文中所言张爱玲在美国已成必读作家，是指美国的一些大学选张爱玲作品为必读书。如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被选入夏志清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加州大学教授白区（Cyril Birch）编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选读》）的下册，选了《怨女》英文本的头两章，该书是美国各大学普遍采用的教材。
不过，若干年后，夏志清的看法略有一些修改。鉴于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作品日少，夏志清认为她的创作魄力和创作持久力不够。她60年代以后印出的旧作比新作要多，“文物”一件件出土。夏志清说：“出土文物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作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夏志清说这番话是在1995年。然而，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70年代的研究张爱玲的文字，可以说开了一代风气。自他论张爱玲始，港台地区年年有张爱玲研究论著出现，从来没有断过。以张爱玲为题写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的情形已是屡见不鲜的了。而所有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夏志清。夏志清有东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他的张爱玲研究可谓坚实的奠基之作。要想超过他的研究水平，就像要爬上去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样难。
余光中充分肯定了夏志清在张爱玲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他认为张爱玲的“经典化”历程就是从夏志清开始的，充分显示了一个杰出的评论家的可贵胆识。他说：“今日而来推崇张爱玲，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三十多年前在左倾成风的美国评论界，要斩钉截铁肯定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的成就，到与鲁迅相提并论的地步，却需要智勇兼备的真正学者。一部文学史是由这样的学者写出来的。”[374]
夏志清对张爱玲及现代文学研究是有贡献的，他和张爱玲的文缘也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