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王祯和的“亲戚”

“你是李察·尼克逊夫人吗？”

一下飞机，一个男子过来这样问她。她不知所措，随后遇见了来接她的台湾友人。友人告诉她，这个人神志不清，专在机场迎候来自美国的达官贵人。张爱玲这才释然了。

虽然是第一次来台北，但毕竟是中国的土地，黄皮肤的中国人。她想到了上海，对接她的人说：“真像是在梦中，但又不可能。”

这次来台北，与麦卡锡相关，此时他在台北工作，张爱玲的生活起居主要由他安排接待。她住在麦卡锡的台北家中，那是一幢位于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

到台后的第二天，10月14日中午，麦卡锡夫妇为张爱玲接风洗尘，地点是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一家名叫大东园的酒楼。陪客有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几个学生，他们是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欧阳子、王文兴等。他们当时正在办《现代文学》杂志。

“《现代文学》，培养了台湾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作家。”这是台湾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份文学刊物。当事人之一白先勇回忆道：“一九六〇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我肯定地认为《现代文学》在六〇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的。”[317]

麦卡锡十分欣赏他们的才华，订了七百本杂志，广为宣传。他还挑了王祯和等人的小说，请人翻译成英文。张爱玲在美国时就收到麦卡锡寄来的这篇作品。她特别喜爱王祯和的《鬼·北风·人》，对小说中描写的王祯和的故乡花莲的风土人情十分感兴趣。此次出行前特地给麦卡锡写信，表示希望能到花莲去看一看。麦卡锡也早与王祯和谈妥了此事，拟于此日前往。为此王祯和特地向学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此刻，在酒楼里。张爱玲和麦卡锡夫妇还没有到，陪客们都来齐了。他们此时想的、谈的都是张爱玲。王祯和想的是不知在花莲的父母为张爱玲安排好日常起居没有。而陈若曦想到的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偶然在同学家的旧书堆里翻到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回家后连夜读完，熄灯上床时，天已经亮了。《流言》神笔迭出，处处异想天开，作者的才气、异秉跃然纸上，既敏锐又深刻，既任性又坦白。真是她十几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散文集。

在座者都是张爱玲的崇拜者，都没见过张爱玲。于是纷纷猜测张爱玲长什么样。

“你想她是胖还是瘦？”陈若曦问白先勇，他一向对女人特具眼光。

“她准是又细又瘦的。”白先勇不假思索地说。

“我想她不胖不瘦。”洪智惠说。陈若曦总忘不了《流言》中的那个具有燃烧的生命力的女子张爱玲，就用60年代台湾的流行语形容说：“我想她一定是既丰满又性感。”

这时，翻译过王祯和等人的小说的殷太太说：“我问过麦卡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

听她这一番权威性的介绍，大家很失望，不愿多想。

这时，刚来的吴鲁芹先生插话了，他说：“张爱玲这个人，包管不令你们失望！”

听他这一说，大家更觉得神秘了，急切地盼着张爱玲出现。

终于来了张爱玲。看了她一眼，我不禁回头瞪了先勇一眼；我说过的，他对女人别具眼光。她真是瘦，乍一看，像一副架子，由细长的垂直线条构成，上面披了一层雪白的皮肤，那肤色的洁白细致很少见，衬得她越发瘦得透明。紫红的唇膏不经意地抹过菱形的嘴唇，整个人，这是惟一令我有丰满的感觉的地方。头发没有烫，剪短了，稀稀疏疏地披在脑后，看起来清爽利落，配上瘦削的长脸蛋，颇有立体画的感觉。一对杏眼外观滞重，闭合迟缓，照射出来的眼光却是专注，锐利；她浅浅一笑时，带着羞怯，好像一个小女孩。嗯，配着那身素净的旗袍，她显得非常年轻，像个民国二十年左右学堂里的女学生。浑身焕发着一种特殊的神采，一种遥远的又熟悉的韵味，大概就是三十年代所特有的吧。[318]

这是当时张爱玲给陈若曦留下的印象，在座的其他人对张爱玲“惊鸿一瞥”也永远难忘。她不胖也不邋遢，而是干净清秀，虽不是漂亮美人，但自有高雅迷人的气质。白先勇回忆说：“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为近视略显得有些蒙眬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319]

大家这时才明白，殷太太转述的麦卡锡的话是一种技巧，是麦卡锡欲扬先抑的技巧。“后来我们决定封麦卡锡先生是‘效率专家’，因为他的‘手法’，使我们看张爱玲是加倍的美。”[320]当事人之一的王祯和回忆说。

席间，吃饭和回答旁人的问话占据张爱玲的全部时间。她的语速极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出来，听的人必须全神贯注。麦卡锡介绍说，任何一个场合，若超过五个人，她便感到不安。不过这次共有十二个人聚餐，她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便之感。麦卡锡说台大的青年作家“敬她如神”。“我听说有人发现她有点矜持，但是我猜这是她极端害羞所致。她真的不懂‘待人之道’。”[321]

饭后，陈若曦陪张爱玲上街去买要送给王祯和母亲的衣料。张爱玲饶有兴味地对陈若曦谈到了一些纯粹属于女人的话题，如老式的发髻、香港的旗袍、女人的腰肢，等等。她还谈到了访台北的观感：“好几年了，台北一直给我不同的印象。到过台北的朋友回到美国，便描写台北的样子给我看；每一次都不一样。这一次，我自己看了，觉得全同他们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看着竟觉得自己忙不过来！”午餐以后麦卡锡太太开车先送麦卡锡上班，然后带张爱玲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接着在他的陪同下，在台北街头随意走街串巷参观寺庙，晚上就住在阳明山附近的日式旅馆里。

第二天，王祯和、陈若曦等陪张爱玲到花莲。王祯和家里人早就得知这一消息，早早打扫了房间。这是一个地道的台湾老式住宅，深广的院落。王祯和的父母受过日本式教育，给张爱玲安排住在一楼有日式榻榻米的房间。王家还把《鬼·北风·人》中提到的各种吃的东西做给张爱玲品尝，她十分感动。王祯和的母亲会说日语，张爱玲有时也用日语跟她交谈。

王祯和家是开杂货店的，来往的人较多。邻居们好奇地看到王家来的这个女客人，以为是王祯和带的女朋友。“她那时模样年轻，人又清盈，在外人眼里，我们倒像一对小情人，在花莲人眼里，她是‘时髦女孩’。因此我们走到那里，就特别引人注意。我那时刚读大二上学期，邻居这样看，自己好像已经是个‘小大人’，第一次有‘女朋友’的感觉，喜滋滋的。”[322]

王祯和是1940年出生的，他比张爱玲整整小二十岁，在旁人的眼里女大男而宛如情人，可见张爱玲驻颜有术。王祯和的母亲注意到张爱玲每晚临睡前都往自己脸上擦各种水，花不少时间。有一天约在一起照相，张爱玲也费了一个多钟头化妆。后来面对照片中的张爱玲，王祯和和水晶都觉得她不到三十岁。

张爱玲不是来王祯和家做客的，她是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户外活动。有一天，在一条小巷逛，看到妓女在店里跳舞，她大发兴趣。第二天又在王祯和四舅父的安排下游逛一个上等妓院“大观园”，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的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各有所得。由于张爱玲的装扮轻捷而时髦，又听说她是从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更有兴趣。

王祯和还带她去看酒家，看寺庙，看山地歌舞。在乡间，她边看边做笔记。陈若曦对张爱玲观察事物的认真态度印象很深，她说：“在和张爱玲相处的几天里，我发现她观察非常敏锐，她因为近视，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看任何事物仍然凑进去看，鼻子几乎都要碰触到物品那样近。日式老房子的雕花窗框，她甚至用手指仔细抚触，感受到木材的质地与纹路，我自己也是写小说的，对她如此仔细观察的精神深为感动。”[323]

他们还一起去花冈山看阿美族的丰年祭。夜间表演的山地歌舞场面浩大。他们几人跑到前排，坐在地上观看。一名全副装饰的山地小姐出场了，她侧着身子起舞，她的侧面像美极了，张爱玲赞叹说，她可以得最佳侧面奖。表演中途，突然灯光全无，只见飞沙走石，鬼影闪闪，众人惊骇不已，张爱玲却泰然自若。不一会儿，灯光又亮了，县长得知这几位贵客的到来，要邀他们入贵宾席，但他们仍饶有兴致地坐在草地上，享受这难得的野趣。还有从台北来的舞蹈家，也主动来对她做自我介绍，并说，这些舞不好，如果他来编会更好看。张爱玲私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吗？”她喜爱的正是这原汁原味的鲜活气。

当然，他们也会不时地谈到文学。在王祯和的眼里，张爱玲是小说名家，而他自己还是一个习作者。他觉得张爱玲的小说，表面上看写的都是小事，其实是很世界性的，很Universal，比如情欲、人性、人的自身弱点、人在环境中的屈服，等等。一个时代就出这样一个作家。《金锁记》《倾城之恋》都是经典。他对张爱玲说：“你的小说真好，每个字都有感情，掷地有声。”

“不要说。不好，不好。”张爱玲回答。

谈到王祯和的作品，张爱玲说他的《永远不再》写出山地生活那么特殊的背景，却用了意识流手法，相当有勇气。又说《鬼·北风·人》的结尾出现鬼魂，与整个作品风格不吻合。但她告诉王祯和，当她把这篇小说念给外国人听，他们很喜欢。

他们也曾谈到大陆的作品。张爱玲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Formula”（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后来王祯和想，张爱玲的《秧歌》写得那么精细深刻，如果她多留在大陆写“文革”，她那么敏锐的人，一定可以写出相当出色的作品。

王祯和也问到眼下张爱玲的写作计划，张爱玲谈到了手头正在改一个长篇，还考虑一个以伦敦为背景的长篇。问她要不要以台湾为背景写小说，张爱玲的回答是，因为语言的隔阂，写不出来。台湾对她是Silent Movie（默片）。张爱玲还谈到胡适之，认为现代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

王祯和自称是一个幸运的人，不是因为邻居把张爱玲当作他的女朋友，而是因为“看到了张爱玲青春的一面”。二十五年后他还记得张爱玲在他家用小勺挖木瓜吃的姿态，“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张爱玲此行并不张扬，临走时才有一晚报记者捕捉到蛛丝马迹。访问她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读到报上这不到百字的消息，王祯和的朋友水晶笑着对他说：“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祯和大学毕业即服兵役，之后在国泰航空公司工作，可以免费去美国。他曾写信给张爱玲，说要去波士顿看她，此前他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张爱玲回信说，欢迎他去，不过她家比较小，不能安排他住，只能住旅馆。那是王祯和第一次出国，到了纽约就迷了路，打电话也不通，没跟张爱玲联系上，只好又回台北了。后来写信给张爱玲，她回信说，等了他一天，却没等到，第二天还在头疼。再过了几年，王祯和去美国时，张爱玲住在洛杉矶。写信求见，她回信说不见，还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其实，王祯和认识庄信正，他知道她的住址，他硬要找到张爱玲的门是不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只托庄信正转交张爱玲一块花莲大理石以为纪念。

张爱玲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在王祯和看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这样理解的：

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那青春的一面。其实我应该寄张现在的照片给她，告诉她我也老了，请她也寄张现在的照片给我。不要，还是不要，还是留着以前的记忆吧。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324]

五十八、再写电影剧本

本来，张爱玲的计划是游完花莲之后，就去台东、屏东。到屏东参观矮人祭，然后经高雄返台北。然而一到台东车站的那天夜晚，站长就告诉他们说麦卡锡在到处打电话找他们。张爱玲连忙用公用电话与麦卡锡家里联系。电话费时很长，焦急中张爱玲还不忘告知旁边排队等候打电话的两个人到另一处公用电话亭去，边说边用手电筒给那人指方向。

麦卡锡在电话中告诉张爱玲，赖雅又中风了。他家中人正在设法与她联系。这样张爱玲只好取消计划，用最快的方式赶回台北。麦卡锡派人用专车到车站接张爱玲和王祯和，车子先把王祯和送到学校，再到麦卡锡的住所。两人忧伤地告别，看着车子远去，王祯和十分难过。

在麦卡锡家里，张爱玲才了解到详情。赖雅在张爱玲飞往台北一星期后，也启程乘巴士去华盛顿。途经宾夕法尼亚的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再一次中风昏迷，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医院赶紧通知霏丝赶来。霏丝在比佛瀑布及时把这坏消息通知了麦卡锡。此时霏丝已把父亲接到了华盛顿她家附近的一所医院。

张爱玲在台湾一直是兴致勃勃的，这个消息一下子把她又拉回到美国，拉回到烦难的现实世界中。然而她并没有立即飞到华盛顿，而是决定先到香港去写剧本，多挣钱，以备来日的不时之需。事实上，她原本就是冲着香港而来的。台湾不过是东方之行的一小站。她本想采访张学良的计划，也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批准。眼下，她只能先到香港去再说。

六年不见的香港又改变了模样，高楼林立，霓虹灯更亮了。张爱玲先在宋淇家小住，不久在附近的一间公寓的小房间安顿下来，并很快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写作中。在她上次离开香港到美国的日子里，她已为香港电懋公司写过好几个剧本，此次是应宋淇之约为该公司写《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稿酬为1600至2000美元左右。她克服了眼睛因溃疡而出血和两腿肿胀的疾患，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眼疾是老毛病，为了控制病情就得打针，而要治愈则必须让眼睛绝对休息，这是她无论怎么也做不到的。为了早日返回美国，她每天从早上10时工作到深夜1时，这使她的眼睛怎么也好不了。腿脚肿胀是因为一个月前从旧金山出发时飞机座位过于狭窄所致，至今未消。为了节省钱，她没有去买稍为舒适一些的大一点的鞋子。连看病和住宿的费用都欠着，返程机票也没着落。本来为省钱，起初在旅行社订的船票回美国，可因赖雅的不停催促，也因在香港写作的不顺，她改订机票。但连机票的预付款也要等船票退了之后才有。她在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中写道：“得到他病重消息后，即离开台湾，但并没有回美国，现在心情非常恶劣，甫德病重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原因。”[325]

这是窘迫难堪的5个月，在给赖雅的信中诉说这些烦心事后，她写道：

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徘徊在阳台上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326]

《红楼梦》电影剧本初稿完成之后，由于宋淇本身是《红楼梦》专家，难以公平地纯从电影角度判定剧本的好坏，所以电影公司决定让宋淇回避，直接由宋淇的两位上司做出决定。而上司又没有看过小说《红楼梦》，因此一下还不能拍板，也就不能为电懋公司“打工”的张爱玲付酬。这时，宋淇又让她写另外一个剧本，稿酬为800美元。张爱玲答应了。她计算了一下，她和赖雅每月在美国的开支为200美元左右，如果得到这笔稿费，就可以管四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即使她得在香港多待一些时间，她也顾不得了。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道：“这种阴郁寂寞的生活是我格外苍老再延一个月，我想到就懊丧。这几天有空，为麦卡锡翻译短篇小说。想到我们的家就觉得安慰。”她安慰催她快些回家的丈夫：“快乐些，甜心。试着吃得好，注重健康。高兴你觉得温暖。我仍然可以看见你在旧的暖炉面前，坐在地板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我全心的爱。”[327]她还好几次给赖雅写信诉苦，解释自己推迟回家的原因。因为剧本写作不顺利，因为是好几个剧本交叉进行，交稿的日期都拖到了最后，因此也拿不到报酬。因为原来的写作计划和电影公司的审读之间的误差，原来谈好的报酬，又会有一些麻烦。这甚至影响了他和宋淇夫妇的感情。“增加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与我多年的交情……花钱在我现在心情看来毫无愉悦的东西上，无法改变向朋友借债的这种穷困。事实上，想到乱花钱就减少我目前所作所为的意义……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精疲力竭工作。所以请别让我不开心。”

1962年的春节快到了，张爱玲的这部剧本又获通过，但《红楼梦》仍无消息。有人说电懋公司的对手邵氏影业公司将抢在前头开拍《红楼梦》，如果这样的话，张爱玲的香港之行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她在给赖雅另一封信里谈到《红楼梦》剧本稿酬的折腾之后，说：“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于他们持续数月的迟疑不决。我离开此地，强迫他们面对难题。宋淇是标准中国人，完全避开这个话题，反倒要我另写个古装电影剧本。第二天我了解了实情，整天在我小房间里，难过得要窒息，随时会爆炸开来。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个月的劳役，就此泡汤。……暗夜里在屋顶散步，不知你是否体会我的情况，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人我可以求助。我爱你。”[328]寒夜枯灯下，张爱玲连夜失眠，眼睛又在出血。在元宵节的前夜，站在公寓的屋顶上，香港万家灯火，一派节日气息。而她却心如古井。

在港期间，她与赖雅保持着通信联系，关心着他的病情，诉说着自己的近况。在元月31日的信中，张爱玲再一次谈到了自己的窘况：“几个月来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但是那是因为写作与修订交相进行，好节省时间，因此所有剧本都得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会完成。刚刚写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剧本的大纲交给宋淇，请他在中国新年之前审读批准，一到过年他会在年庆与一个明星的诉讼案里忙得见不到人。——如果船票退款耽误了，宋淇说他们会凑足差额……他也许会反对3月16日行期，但是我会尽力在2月底以前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如果他们还是不满意，我就安排在那里完工，他们总是能够扣发付款。斯克利普拉出版公司（Scribner）拒出我的小说……‘篇幅几乎两倍过长’……‘此为集体而且完全无法做决定’之后的意见。我已去信罗德尔，请她在3月中之后用我们华盛顿的地址来信。另外必须给我房东太太足月的搬家通知。……我的处境已经够难了。如果你能看见我现在生活实况，你将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可爱的公寓。”[329]

由于不小心搞错了地址，她给赖雅的前五封信都丢失了，直到在1962年1月她写的第六封信才到赖雅手中。赖雅回信中告诉她，他在霏丝家附近找到了一座小巧的公寓房子，还给她绘了房子的草图，房租也不贵。

赖雅每次来信都催张爱玲回家，那个华盛顿的新家。张爱玲在香港也感到了疲惫，于是她于3月16日飞离了香港。

在港五个多月，张爱玲感触多多。为了生存，她这么多年来一直为香港写电影剧本，据统计，她写了十几个剧本。算得上是一个高产剧作家，且质量不低，有的非常卖座。

50年代末创作：《情场如战场》，林黛主演，打破当时国语片卖座纪录；《人财两得》，李湄、陈厚主演；《桃花运》，叶枫主演。此外，还有《六月新娘》《温柔乡》。

60年代初创作：《南北一家亲》，1962年10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白露明主演；《小儿女》，1963年10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一曲难忘》，1964年7月上映，钟启文导演，张扬、叶枫主演；《南北喜相逢》，1964年9月上映，王天林导演，雷震、尤敏主演。

《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以香港本地广东人和来自北方的“外江佬”的冲突为主线，交织爱情与生活的传奇，由粤剧红伶梁醒波与著名谐星刘恩甲演对手戏，彼此因为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冲突，钩心斗角，势不两立，但没想到他们的儿女却私下大谈恋爱，如胶似漆，终至谈及婚嫁，而与父母不断斗智斗勇。但这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而是王尔德式《不可儿戏》的喜剧。这三部“南北和”系列的电影，都是针对香港的语言矛盾所产生的独特语境，也多有彼此不打不相识的场景。张爱玲借用好莱坞的风格，用美女俊男来包装地域之争的荒谬，穿插了种种情景喜剧的桥段，加上谐星梁醒波的即兴“爆肚”对白，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在上海长大的张爱玲，曾在香港大学念书，她对于广东话和大陆其他方言与普通话的互动，都有深刻的体会，也了解不同语言的交叉渗透与交缠，都会带来巨大的戏剧张力。她的喜剧对白，充满了王尔德式的机智与嘲讽，让香港人在观赏过程中，看到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也看到那些扭曲了的歧视影子。[330]

上述后三个剧本都在1987年3月《联合文学》刊出，其中《南北喜相逢》只刊出部分段落。张爱玲不谙粤语，因此剧本粤语对白为宋淇加工润色。宋淇也是这几个剧本的制片人，这些影片全由电懋公司出品。

没有拍摄的剧本除《红楼梦》外，还有根据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改编的《魂归离恨天》。

对张爱玲写电影剧本较多而文学创作较少，宋淇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不管国语片本身价值如何，至少张爱玲在美国最初几年中先后写了不止十个电影剧本（具体数字待考），不能说她在写作上减产。欧美第一流的严肃小说家和学者常用笔名写侦探或间谍小说，为好莱坞编剧者也比比皆是。张爱玲这样做无可厚非。何况她早年写过影评，在上海时编过剧本，和电影有深切的渊源。”[331]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写剧本，宋淇特意嘱咐导演和演员一个字也不要改。因为改了也不可能比她更好。这就是张爱玲的厉害。[332]

搜集研究过张爱玲剧作的郑树森教授曾把她的电影剧作做了分类，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看作是对电影剧作家张爱玲的初步总结。郑教授认为，张爱玲的电影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都市浪漫喜剧。大都会的中产阶级视野与生活趣味，情节铺排和逗笑技巧都受到美国30年代好莱坞“神经喜剧”（Screwball Comedy）影响，如《太太万岁》《六月新娘》《情场如战场》。这是张爱玲成就最高的电影。第二，社会喜剧。以香港劳动阶层为描写对象，如《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第三，问题剧。剖析中年丧偶与再婚现象，显现传统观念与个人意愿的矛盾，如《哀乐中年》和《小儿女》。第四，西方作品的改编，如《一曲难忘》是根据华人社会的观点来改编《魂断蓝桥》，和以《呼啸山庄》为底本的《魂归离恨天》。[333]

谈到张爱玲电影艺术的贡献时，他尤为肯定第一类作品的价值。认为：

张爱玲肯定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光芒炫目的“爱情谐闹喜剧”这个片种的中国传人。但这个片种的手法及其中产世界的关怀，大概和五四以来启蒙、救亡和革命等论调，颇有扦格，因此一直未能有所发展。……今日重新整理中国电影史的学者，似乎有必要重估张爱玲在这方面做的贡献。[334]

对电影艺术的特性，张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她在1968年对一位来访者谈道：“电影是最完全的艺术表达方式，更有影响力，更能浸入境界，从四面八方包围。小说还不如电影能在当时使人进入忘我。”[335]可见张爱玲是充分把握了电影作为综合艺术的特点的。惟其如此，她为香港电影公司写的剧本既快又多，且都很叫座。某些剧本未能投入拍摄的也不是剧本质量的原因。

张爱玲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对一般人事她可以我行我素，独往独来，但对于读者她是非常尊重的。写小说如此，写电影剧本也是如此。她深谙作为大众性最强的电影艺术的特点，赢得观众的喜爱是十分自然的。现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十分年轻，张爱玲在这个领域的辛勤探索和成功经验，值得电影界同仁总结借鉴。

五十九、生前没有问世的英文“自传三部曲”

1956年刚刚进入美国的张爱玲，就期冀寻求一种新的题材，一举打入美国文学圈。她想到了张学良，并且定下了小说的题目：The Young Marshal（少帅）。

1961年10月给邝文美的信里，她就谈到她有“两个非看不可的地方，台湾就是一个，我以前曾经告诉过你想写张学良的故事，而他最后是在台”。真正到达台湾以后，她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搜集关于少帅张学良的资料，以备日后写小说时参考。但麦卡锡没有帮她联系好在台湾面访张学良的事情。又因为赖雅中风消息突然传来，她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台湾。

1962年春天，张爱玲住在华盛顿，在国会资料馆查阅过跟张学良有关的资料，并正式动笔开始了《少帅》的创作。

张学良与赵四的爱情故事，多年来广为流传，但街谈巷语有不同版本。张爱玲跟张学良没什么世交，对他本人自然谈不上了解。她曾说：“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为写《少帅》，她不但要参阅正史传记，还得看大量野史杂文，才能将故事说得肌理分明，轶事穿插有致。张爱玲既费这么大的劲做资料搜集，可知书中很多民国人物的小故事皆非向壁虚造。如有偏离事实，大都是她出于艺术上的考量而刻意为之的。张爱玲又说过喜欢实事，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