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四、迁居纽约

就在张爱玲和赖雅发生亲密关系的第三天，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他早已获准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耶多（Ya ddo）的文艺营居住六个星期，于是他只好与张爱玲告别去耶多。张爱玲亲自送他到车站，并与他谈及个人在美国的现状及困境，当然，彼此也进一步倾吐了感情。尽管张爱玲手头拮据，但她还是送给了赖雅一些钱，赖雅深受感动。入住耶多之后，赖雅常给张爱玲写信。张爱玲在这里的限期是6月30日，早在4月初她就提出了延期申请，但由于名额早已分配完毕，不能满足她的要求。但文艺营管理中心许诺秋季可再来入营。幸好有一个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给张爱玲提供了她在纽约市的一处空着的公寓居住，她才又有了安生之地，尽管也是暂时的。

在耶多的六个星期很快过去了，10月份赖雅又可去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中间的三个来月时间，他搬到耶多附近的萨拉托卡泉镇的罗素旅馆（Russell Hotel）去住。7月5日，他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一消息让赖雅吃惊不小，也迫使他更慎重地对待两人的关系。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过着无牵无挂的单身生活，自从认识张爱玲之后，他喜爱她的诚实可爱和特殊的才华。赴耶多的路上，他也考虑过两人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时难以决断。但当他得知张爱玲怀孕的消息的当天，他就写了求婚信寄出。冒着雨，步行着，揣着沉甸甸的信，他走到了邮局。

第二天，张爱玲的电话又追过来了，这时他的求婚信还没有到她手中。因为杂音太多，无法深入交谈，但赖雅明确地得知张爱玲将来这里见他。可以想象怀孕的事引起了她多少兴奋与恐慌。见面后，两人在一家餐馆同进晚餐并长谈了很久。赖雅当面向张爱玲求婚。但他坚持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第二天他们又在公园的长椅上谈论了很长时间，除了讨论婚姻和孩子，他们还讨论了写作计划。张爱玲正在构思两篇中国古代的故事，《僵尸车夫》（Corpse Driver）和《孝桥》（Bridge of Filial Piety），赖雅则计划要与张爱玲合译诗集。

这一次的见面，彻底确定了两人的关系。张爱玲临走前，又给赖雅一张300美元的支票。赖雅不久即到纽约，到她暂借的罗丝·安德逊的公寓房中去看她。由于怀孕，张爱玲不堪劳累，她在给文艺营的营友罗丝等人的信中并没有提及怀孕一事，只说是“病得很重”。罗丝和弗洛林·伊顿（Fuelyn Eaton）急切地给常住纽约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总秘书毛莱尔·爱琳（MurialAylen）太太写信，希望她能关心张爱玲的健康。爱琳照办了，及时与张爱玲联系，但张爱玲谢绝了她来登门看望。8月14日，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依请炎樱和张爱玲的出版代理人莫瑞·罗德尔（Marie Rodell）作陪。黄逸梵得知女儿与赖雅成婚，还寄了280美元给赖雅作贺礼之意，赖雅大为感动。莫瑞·罗德尔打电话给麦卡锡报喜，麦卡锡很高兴，“以为这下子爱玲衣食无忧了！”莫瑞的回答是：“我们女儿没嫁出门，倒是招进个穷女婿。”麦卡锡这才明白，赖雅穷途潦倒，比爱玲更不懂谋生之道。[306]

但在5天后给邝文美的信中，张爱玲报告了自己和赖雅结婚的事情。她说没有预先告诉他们夫妻，是怕他们会送礼物。她还介绍，他们俩都是穷途潦倒，身无分文。赖雅“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她转告了自己在跟炎樱谈谈这桩婚事时候的评价含蓄地作为自己现在的评价：This is not a sensible marriage,But it is not without passion（这婚姻说不上明智，却充满了热情）。还随信附上赖雅写给宋淇夫妇的信，赖雅说因为听张爱玲总是说起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早已见过他们面一样。还保证说，与我一起她很安稳，永远都会这样美丽、开怀和睿智，这一切奇迹的发生，并不因为要互相迁就而改变，过去如此，今天依然，直到永远。[307]

但眼下并没有安稳，张爱玲怀孕了。张爱玲去找炎樱，说明她之困难，并说：“你知道我讨厌小孩。”炎樱说她本人也初到美国，当年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她也无能为力，后来去找她美国的女上司。女上司道：“你们两个大妞儿，连这些事也照顾不了？”事后她还是交给炎樱一医生的电话，但说明不能道出她的姓名。炎樱将资料交给张爱玲之后，就不再提问此事。[308]

做人工流产，对她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她清醒地知道，眼下她的处境难以担当做母亲的重任，所以当赖雅提出不要孩子的意见时，她并没有反对。对此，倒是夏志清先生多年后发表过不同意见：

赖雅同张邂逅期间，他有无把已曾中风多次，两年前还住了医院之事在婚前告知爱玲。假如他把此事瞒了，我认为是非常不道德的。再者，张于婚前即已怀了孕了，赖雅坚决要她堕胎，我认为他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

张爱玲瘦瘦的体型我们在照片上看得多了，不会把她同生男育女联想在一起的。但怀了孩子，身体的荷尔蒙起了变化，胃口好，体重也跟着增加，身体从此转强也说不定。张爱玲在《谈女人》此文（见《流言》）特别提到“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奥尼尔的《大神勃朗》，因为戏里有个真正算得上是“女神”的“地母”娘娘，形象同张自己完全相反，“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爱玲童年时是胖嘟嘟的，十八岁父亲把她关起来，虽不能说在她患痢疾后，心硬得见死不救，但爱玲从此身体虚弱，甚至晚年那些病症都可溯源到那次灾难。她的第一任丈夫伤了她的心。第二任丈夫在婚前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而且因堕胎而“在纽约病得很重”，引起麦克道威尔营友的关心。张爱玲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309]

两人到文艺营不久，赖雅就因中风而病倒。尽管他哄着爱玲、装作很坚强的样子，但中风病人在发作的时候是无论怎样装都装不下去的。10月底，赖雅病情好转，他可以散步了，但在12月他又犯过一次。1957年元月份，他又可以与爱玲长途远行了。3月中旬，他们乘飞机到纽约，下榻在一家旅馆。张爱玲又去戴尔（Dell）出版公司商谈自己的英文小说出版事宜，但对方通知她，是否出版暂时不能定夺，要她耐心等待。她又和赖雅一起去访问玛莉·勒德尔，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那天勒德尔没有上班，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仍与她签了一份把《秧歌》改写成剧本的合同。之后，他们又去看望了炎樱，然后又飞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没几天，勒德尔传信告诉好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付给她1350美元的酬金，另外支付90美元的小说改编权。炎樱可能是唯一一个见过张爱玲的两个男人的女友。她说她从未见到一个人如此痴爱另一人。（“I have never seen anyone so crazy a-bout someone else as he was.”）连讨厌张爱玲的霏丝女士（赖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有一次也说，他对她是痴爱。（“He was crazy about her.”）——可能也是她与张不和原因之一——两个不相识的人，在不同场合与时间，都用“痴爱”（crazy about）来形容赖雅，虽然英文中形容爱有十余种表达方式。赖雅当年之情深，我们就可以想象了。[310]

然而，他们在文艺营的期限在4月中旬就要结束了。又暂时无法申请到新的文艺营去。4月13日，他们搬到离文艺营不远的彼得堡城的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的公寓房子里，每月房租61美元，这对没有固定收入的夫妇来说是笔不得不正视的负担。4月15日，他们到文艺营朋友家中去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改编的电视剧《秧歌》，文艺营的艺术家们都饶有兴趣地等待播出时刻的到来。然而，好端端的小说被改得一塌糊涂，令张爱玲十分意外。

在这个宁静的小镇，他们过着素朴的生活。无论如何从相识到结婚到入住松树街，他们漂来漂去，居无定所，如今终于有一个家了。虽然简陋，虽然不得不共同操持他们先前并不熟悉并不擅长的家务活，但他们过得还是很融洽的。公寓中曾发现过蚂蚁，张爱玲以药剂喷杀，蚂蚁绝世了，她却得了赖雅送的一个雅号——杀蚁刺客。这里的生活是单纯的，甚至有点单调。除了写作，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上，在图书馆借书来读。两人都是电影剧作家，看电影是他们晚间的常有的娱乐方式。在一起评品电影中的情节与演技，是他们经常的话题。

5月份，张爱玲也病过一次，那是因为她得到司克利卜纳公司不准备用她的《粉泪》的通知，她需要钱，她更需要美国文坛对她的承认，她不想听到这样的消息。她在**躺了几天，打了针，吃了药，到6月初才恢复。7月26日，是赖雅的生日，张爱玲买了一双新鞋送给他作生日礼物，自己也配了副隐形眼镜。第二天，他们离开了波士顿。

五十五、“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

这么长的时间里，忙于熟悉和适应美国社会，忙于婚姻，忙于颠来倒去的奔波，她发表的文字非常少。1956年秋，英文短篇小说Stale Mates发表在美国的The Reporter（《记者》）双周刊上，副标题是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ome to China。编者介绍说：张爱玲写的短篇故事发生于中国历史介于两极之间的时段，一面是建立于封建与满清传统上的旧秩序，一面是毛泽东的新规则。那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许多自由突然来到中国，其中一种即男人选择妻子的自由。张小姐于1952年离开生长的上海，曾于中国杂志发表过短篇故事与其他文章。她于1955年来美，同年出版她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秧歌》。[311]

此时又恰逢台北《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312]向张爱玲约稿，她又将Stale Mates译为中文，题为“五四遗事”，刊行于1957年1月的《文学杂志》上。《五四遗事》是张爱玲惟一的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的作品。这篇作品之所以有讨论的必要，是因为作者的思路与人们通常的对五四的理解不太一样。

作者叙述技巧老到圆熟，不动声色，以平易写实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写的是杭州某中学教师罗文涛自1924年到1936年共十二年间的恋爱婚姻经过。他早有妻在乡下，却在杭州与范小姐闹起了自由恋爱，冲动中要离婚，妻不允，家族也不答应。一闹就是六年，范小姐等成了老小姐，见罗文涛还未离成，于是失望并生疑，因而就由媒人带着与一个当铺老板见了几次面。罗文涛得知，十分气恼。恰巧这时原妻家中有了松动，他离婚成功，并出于赌气娶了本城最漂亮的王小姐。而当铺老板因对新女性不放心，又风闻范小姐曾与罗文涛关系匪浅，他们的婚事告吹了。罗、范同处一城，好事的朋友们密谋设计让这对旧情人在西湖边来一次美丽而忧伤的重逢。不料二人相见后旧情萌发，罗文涛再次闹离婚。这次人们不再把他当新思潮的开路先锋，而视之为玩弄女性的色鬼。又过了五年，以**尽家产为代价，终于与王小姐离婚再又与范小姐成婚，并在湖边置一小屋，以酬西湖之媒。但先前钟爱的女性现在在他眼里则成了懒惰、唠叨、黄瘦的平凡妇人。爱的温情**然无存，二人开始吵嘴。这时好事者又问罗为何不把王小姐接回家，王家虽恨罗，更愿女儿从一而终，于是王回罗家，不分名分。不久罗氏家族的长辈发话，你既可以把王接回家，有什么理由不把第一个太太接回？罗无言以对，只好照章办理。于是人们经常看到罗文涛偕三个娇妻在湖上同游，许多人称他有艳福。在这个至少名义上是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这个故事却应了小说的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

这是个罕见的笑话，是否有类似的真事，也未可知。不以噱头媚人，不故作夸张，是张爱玲的一贯风格，想必她有类似听闻。

张爱玲的着眼点很特别。她不是一般地表现五四时代人们如何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大唱赞歌，歌颂时代潮流，贬斥传统思想，爱憎态度泾渭分明。张爱玲要表现的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那些追潮者自身的性格心理，挖掘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的，因而有了深度。如同鲁迅的爱情名作《伤逝》不重在写“娜拉”怎样出走，而在于写“娜拉”出走了怎样；不重在写黑暗势力的压迫，而在于写主人公自身的思想性格弱点。起点比同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高得多，因而也深刻得多。《五四遗事》使我们看到，在五四这个新旧夹杂的时代，传统与现代冲突，传统的力量依旧强大，而有些自命为“现代”的青年往往只学到了“现代”的皮毛，甚至在“现代”的招牌之下，守着传统的货色，求时髦的青年骨子里并不现代。这正是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张爱玲的眼光向来是犀利的，遗憾的是在这篇小说中她挖掘得不够精细。

此外，作者对五四风情的描绘也生动有致，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值得回味的历史材料。小说写道，五四的到来，使青年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但有的变化是皮相的。比如，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是一种时髦；女性（包括妓女）好戴眼镜，不近视的女子也戴平光镜。进步妇女涌入了初小、高小，女士们襟前纷纷挂起了螺旋的自来水笔，这些也是时髦；不少男子“差不多未听过‘恋爱’一词就已经结婚生子”，部分人先结婚而后与别的女子恋爱。而在当时，“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经验。仅这些描述都很够味，典型地描绘了五四风貌。

《五四遗事》的不少细节也颇有历史感。罗与原妻离婚，妻慨然反诘：“我犯了七出哪一条？”振振有词地靠旧道德支撑着，但在五四时代旧道德开始失效了。族长仍有整治下辈的权力，店铺老板对新女性的态度（那时代，“新女性”是作为单独的引人注目的女性一族的）、王家对女儿是否从一而终的关切远甚于对其幸福的关切、罗家长辈要罗文涛接回原配等，使今日读者深感传统力量的强大和不易摧毁。

更有深意的是罗文涛这个现代西装男士，扬现代之名，行传统之实，以现代的起点回到传统的老路。真是新旧夹缝时代的一个“怪胎”。

总之，这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小说。它是五四的遗事，也是五四的憾事。

夏济安为自己的杂志能刊发这样一篇佳作而高兴不已。他说：“张爱玲的小说的确不同凡响，好处固有兄所言，subtle irony丰富，弟觉得最难能可贵者，为中国味道之浓。假如不是原稿上‘范’‘方’二字间有错误，真不能使人相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张女士固熟读旧小说，充分利用它们的好处；她又深通中国的世故人情，她的灵魂的根是插在中国的泥土深处里，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313]

五十六、夫妻苦乐

1957年8月中旬，张爱玲得到来自伦敦的消息，她母亲病得很重，需要动手术。张爱玲连忙寄了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并写了一封信去慰问。还将邝文美在《国际电影》上发表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和夏志清写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一同寄给母亲。然而手术后不久，她母亲就去世了，享年61岁。黄逸梵留下了一只箱子，寄到女儿的住处。看到母亲的遗物，张爱玲十分伤心。她母亲的一生，学的是美术专业，四处漂泊，长住英、法，也在德国小住，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过雪，到埃及看过金字塔，听过尼罗河的歌声。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也留有她的足迹。1948年从上海出国后，先是到马来西亚，后来一直住在英国，曾一度到工厂做女工，专制皮包。

每一次出国，她都要带走一部分古董，装进箱子提到国外去变卖，这是她接受的遗产，是她在国外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她还剩这一箱古董，把它送给了女儿。在张爱玲经济拮据的时候，她也拿去变卖了600多美元以补贴家用。母亲的遗物中，还有一张张爱玲的照片。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国又出国时带走的，现在又回到了张爱玲的手中。

在彼得堡过了一段较为平顺的日子之后，张爱玲和赖雅又要迁居了。在胡适的帮助下，张爱玲获取了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 ation）的资助，赖雅也同样获得该基金会的资助。

张爱玲请胡适作保，他答应了，并把她三四年前送的那本《秧歌》寄还。胡适通篇圈点，又在扉页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314]不久，胡适就到台湾去了。

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与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相似，也是一个支持扶助文艺家的组织。7月份，他们得到基金会许诺他们从11月开始入住的消息。他们在彼得堡还可以待上几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7月26日赖雅度过他六十七岁生日后不久，他留下遗嘱，把他全部“无用之物”留给张爱玲。他的确没有什么钱财，他也坦然地向张爱玲承认自己对两人今后的经济收入不会有多大贡献，但他的“无用之物”中，有他与布莱希特、史蒂文斯的大量通信，这可是无价之宝呢，不知张爱玲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信件的。

张爱玲在这里也度过了她的三十八岁生日。由于张爱玲的生日过的是农历，因而每年的公历是哪一天并不相同。赖雅通过查找得知这一年的10月1日就是中国农历的九月三十日。这一天到来后，赖雅就认真地陪着妻子。上午不断地下着雨，中饭之后，天空放晴了，两人一外出，到邮局发信，又步行回家。雨后的秋日，空气净朗清新，树叶苍丽浓艳，霞光如火如金。装扮了一番的爱玲又与赖雅一起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由艾迪·格里菲丝主演的电影《刻不容缓》。这是一部精彩的影片，两人看得十分高兴。晚上，回到了家后，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

11月份，他们装箱准备搬家，并与两年多来在彼得堡结识的朋友一一道别。13日这天，来到了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所在地，并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基金会地处加州太平洋绝壁地区，是洛杉矶城附近最美丽最负盛名的地方，那里可以俯瞰太平洋。对这里，赖雅是十分熟悉的，作为一名走红的剧作家，他曾在好莱坞生活了十二年，如今时过境迁，这里的人们遗忘了他，也不认识他的妻子。对此，赖雅不禁有些伤感。但张爱玲却顾不了这些，她喜欢城市而不喜欢乡居生活，彼得堡这个万人小镇让她觉得寂寞。她多次与赖雅为居住地的事进行讨论。两人意见不同，但赖雅还是听从了张爱玲的意见，大概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到此也无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了，而他的年轻的妻子还可以奋斗一番。

基金会提供膳食，虽然不太可口，但免去了亲自下厨之劳，这对夫妇二人都是一种解脱。在彼得堡，他们以自己在家做饭为主，赖雅是厨师，张爱玲打小工。现在赖雅又可以有一些社交活动的时间了。但张爱玲一直不精于此道，她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关在房中写作或者看电视。在这段时间里，她把台湾作家陈纪滢的中文小说《狄村传》改写为英文作品，题为“狄中笨伯”（Fools in the Read），但这部作品没有被她的美国代理人勒德尔采用，因为这故事写的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冒充革命党人的乡下人的故事，不大符合美国读者的胃口。只是在1959年由美国新闻处的资助，才在香港出了英文本。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写作是张爱玲的**。十多年前，靠《传奇》中的小说，她在上海如日中天。如今，她要以英文写作打入美国社会，在异邦安身立命。但这难度太大了。她不由得有一种焦灼感。在彼得堡的一个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一位她并不认识的中国作家，十分出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她自己觉得相比之下十分丢人。第二天，她泪流满面地向赖雅讲述了这个梦，赖雅只好变着法子安慰她。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表达。这个梦，强烈地表现了张爱玲的人生愿望，她还要不停地奋斗。

张爱玲和赖雅在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的期限是半年。也就是说到1959年的5月份，他们又该找新的居所了。由于张爱玲多次为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她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此时她更希望能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下工作，这样夫妇二人决定移居旧金山。

初到旧金山，先在一家小旅馆暂住。然后游览了旧金山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当然也去了唐人街。不久，他们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寓所，布什街645号，月租为70美元，水电费另算。5月25日，夫妇搬入了新居。赖雅还在另外一条街上为自己找了一间小小的写作室。每天去那里去写他计划中还没写完的剧本及别的作品。张爱玲此时也有把《狄中笨伯》改写成中、英两个版本的剧本的任务，共有稿酬3000美元。在宋淇夫妇和麦卡锡的帮助下，她又接受了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作品的工作。《狄中笨伯》这本书共印了7版，每版3000册，一共21000本。所以她共得到的稿费有1万多美金。

他们互不干扰地写作，同在一起吃饭、休息，有时一起上街购物，一起看电影。有一次应邀去参加一处佛寺的开光典礼，在那里遇到了多年来帮助她的麦卡锡，张爱玲十分高兴。

在这里，张爱玲还结识了一位比她年轻的美国女画家，她叫爱丽斯·琵瑟尔（Alice Bissell），张爱玲自幼习画，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话题。她俩常在下午小聚，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长凳上对谈，在点心店里吃请。偶尔也请琵瑟尔到家中品尝一下赖雅的手艺。在这段时间里，张爱玲感觉比较踏实，虽然她也偶有点身体不适。张爱玲眼睛深度近视，但她不爱戴有架眼镜，而隐形眼镜有时又让她觉得不舒服，有时因休息不好或烦心事的影响，她一连几天不能进食，否则便呕吐。这些病患多少会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的情绪。

在旧金山，他们迎来了第三个结婚纪念日，两人一起到唐人街购吃食，一起看电影，愉快地度过了8月14日这一天。赖雅写下了遗嘱，将所有的东西（包括自己的文稿和往来书信，赖雅称之为“无用之物”）都留给张爱玲。

在旧金山，他们一起迎来了1960年。年前，张爱玲已得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入籍通知书。从得到通知到正式入籍要有一系列手续，花去了张爱玲不少时间。7月，张爱玲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年底，她就有了行使自己的选举权的机会。总统选举开始了。赖雅说服她投了肯尼迪一票，当然，他也投了肯尼迪一票。五十多年前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时候，正是通过参加总统选举活动认识美国民主政治的。不过，张爱玲可不像胡适那样有广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活动的兴趣，她是一个单纯的作家，她只关心个人，关心人性的健康与病态。赖雅的政治视野也比她开阔得多。他们俩的政治态度并不十分相同。张爱玲对极权政治下的人性扭曲十分敏感，她对30年代以来的“左”的压力也耿耿于怀，但赖雅从30年代起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以前的岳父是一个革命家，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逃出俄罗斯后，曾向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这并不妨碍二人结为夫妻和共同生活。想一想当年张爱玲能与胡兰成在一起生活的旧事，就可以看出张爱玲在家庭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是相当特别、相当有主见的。政治是政治，感情是感情。二者泾渭分明。

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她谈到了赖雅，并表示二人很恩爱。[315]

这年秋，张爱玲四十岁了。生日这天，她要赖雅陪她去看**表演。在破旧的总统**院，张爱玲看得津津有味，赖雅见这种场面多了，纯粹当陪客。张爱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度过了这个生日。雅人并不怕沾俗，早年张爱玲对小报的兴趣又延伸到美国，赖雅笑她专看“垃圾”，她也一笑了之，照看不误。她觉得一个作家对世态人性应该永远有探究的热情，不能一味地逃避俗人俗事，而要寻出人性的底蕴来。

其实，二人的兴趣之不同不仅在这些方面，赖雅好动，张爱玲主静。赖雅极喜社交活动，张爱玲则不喜应酬。赖雅到了晚年因健康原因而活动不方便的时候，他希望能静下来，身居清闲之所，身拥年轻的妻，安安静静度晚年，张爱玲却一直向往着大城市，向往纽约这座世界文化艺术之都，他们的每一次搬迁，都是张爱玲动议，赖雅服从的结果。这不，张爱玲又要飞了，她要飞向东方，飞向台北。

早在1959年12月，张爱玲就打听过到香港的费用，约需1000美元。这些年来，虽然人在美国，但她与香港的联系未曾中断。香港一直是她获取金钱的主要来源。她在美国的英文写作始终不太畅通，没有完全打开美国文坛的大门，在经济上也没有完全缓过气来。她希望能挣更多的钱，以便能在纽约踏踏实实地安居。好友炎樱在来信中为她的创作受美国出版界冷遇鸣不平，也让她唏嘘感慨。眼下，她设计写一部可能会引起美国读者感兴趣的英文小说：《少帅》（Young Marshal），显然，主人公是本来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的张学良，她需要搜集更多的材料，她想与囚禁在台湾的少帅本人直接交流。她还想去香港，去寻求更多的写作任务。

1961年夏天，她把这些想法对赖雅和盘托出，赖雅的反应是吃惊和不安。他身体欠佳，又已习惯了婚姻生活，妻子的远行令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是个无用之人。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好，我很满足现状，她却想要改变！”张爱玲对他好言相劝，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对他对己都有好处的。她建议赖雅继续待在旧金山，托朋友们照顾他。但赖雅拒绝了，他又向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提出入住申请，但未被接受。所幸的是，他的女儿霏丝来信说，他可以去华盛顿，住在她家邻近的公寓里。赖雅这才有了着落。

10月初，张爱玲乘上了飞往台北的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