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拜会胡适

195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张爱玲乘上克里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轮船漂洋过海去美国，宋淇夫妇在码头为她送行。张爱玲又要把自己抛向一个未知的海岸，当维多利亚港已远离了她的眼帘，夜和海包围了她乘坐的轮船时，三十五岁的张爱玲禁不住掩面而泣。

因为对自己的前途不放心，她才离开大陆到香港；还是因为对自己的命运的不甘心，她决定移居到美国。1953年，美国有一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专长的人士到美国，成为美国永久居民，日后也可再申请为美国公民。在远东地区，三年中共有五千个名额：三千给本地人，二千给外地人。张爱玲就是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移居申请的。美国驻香港的文化专员、美国新闻署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理查·麦卡锡曾与张爱玲有工作接触，他担任了张爱玲的入境保证人。

船刚抵日本，张爱玲就给宋淇夫妇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信，记上了自己三等舱内外所见所闻。信中说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好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宋淇夫妇读得很辛酸。行到半程就开始写信，是因为“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就快写下来”。此后她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一有机会就给他们写信。在港的几年间多亏了宋淇夫妇照顾，连这次出国的箱子都是邝文美帮她收拾的。她认为世事变化万千，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是可长期交往的，她忘不了他们。她还要宋淇夫妇多给她来信，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

10月22日，乘船到达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口城市檀香山，在这里办移民手续。检查官是一位日裔美国人。张爱玲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重一百零二磅，可能是因为这个日本人个子矮而清瘦的缘故张爱玲显得特别高，他错写成了六英尺七英寸。对这件小事，张爱玲也免不了一番人性的分析。她说：“其实是个Freudian Slip（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那是这海关职员怵目惊心的记录。”[287]

然后，轮船向东直驶到旧金山50号码头，然后她乘火车到纽约，要与先到那里的炎樱相会。这已是11月中旬，只身一人在海上漂行月余，终于到达目的地，又遇到了老朋友，她的心稍觉踏实。此时的纽约是世界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张爱玲不过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难民。在炎樱的介绍下，她在坐落在哈得孙河岸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女子宿舍住了下来。这是一个救济难民的处所，杂居着酒鬼和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管理员全是女性，被大家称“中尉”或“少校”。住在这样的地方，张爱玲只好将就。

到纽约刚一个星期，张爱玲就去拜访也在这里的胡适先生，人地生疏的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胡适，希望他能给她父亲般的关怀和温暖。此前，她与胡适有过好几个回合的文字之交，此次前去拜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何况胡适对她早就留有好印象。

1954年秋，张爱玲给胡适寄了一本中文版《秧歌》，另附有一封短信，大意是说读过胡适先生作序的30年代亚东版晚清韩邦庆的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知道胡适对《海上花列传》评价很高，她自己对这本小说也是爱不释手，对其“平淡而近自然”（胡适语）的风格十分欣赏。她写《秧歌》时也有意追求这种风格，因此很想听听胡适的意见。这封信的原文被胡适先生粘贴在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里，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你指正。

张爱玲

十月廿五

后面附有用英文写的在香港的地址。[288]

胡适仔细读过小说后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廿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到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在这方面你已经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功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们出门去丢蛋壳和枣壳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那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过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会做文艺创作的人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本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果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月廿五，一九五五

（旧历元旦后一日）

张爱玲不久给胡适先生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

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

接着她介绍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写作情况，对自己迁就他人和读者而写作表示了不满。信的末尾，张爱玲谈了她对《海上花》的看法，并表示愿意在这本小说上花些功夫：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它们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未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些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祝近好。

张爱玲

二月廿日

可见，《海上花列传》是联系胡适这个文坛老将和张爱玲这个文坛新秀的纽带，他们对“平淡而自然”的艺术风格有共同的兴趣。此后张爱玲确实花了许多时间翻译《海上花列传》的白话文和英文版，详情后叙。

此外，张爱玲家族和胡适家族也有过来往。胡适的父亲胡传认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张佩纶曾经给胡传帮过一个忙。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和姑姑张茂渊也曾与胡适同桌打过牌。胡适虽然写过麻将误人误国的文章传诵一时，但他偶尔也有打牌的记录。梁实秋曾生动地记叙过胡适与潘光旦、王云五等著名文化人打牌输钱的旧事，十分有趣。抗战胜利后，报上曾登过卸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回国的大幅照片，西装革履，打着蝴蝶式领结，笑容满面，张茂渊看着感叹道：“胡适之这样年轻！”

胡适的著作也在张廷重家的藏书之列。张爱玲在少年时代就坐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看《胡适文存》，《海上花列传》是张廷重看了胡适的考证后才去买的，张爱玲读得津津有味。同时期另一名作《醒世姻缘》也是那时候找父亲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后弟弟张子静抢去舍不得放手，张爱玲就从第三本开始看起。胡适作《（水浒传）考》作为亚东版《水浒传》的序影响很大。在他的指导下，亚东图书馆又相继出了其他新式标点的传统小说，包括《海上花》和《醒世姻缘》。由于张爱玲事先看过这些考证，从《醒世姻缘》的中间看起她也没觉得有多大理解上的不便，头两本就让弟弟先看了。

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胡适先生了，张爱玲脑海里一下子浮现起这么多旧事，她有些激动。在她眼里，胡适宛如神明，她是敬重有加的。

是他，30多年前在美国书写了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论文，叫出了第一声文学革命的呐喊；是他，30多年前在美国创作了第一首白话新诗。他的笑容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他穿西装的样子永远是那么漂亮潇洒。

而他，竟然跟自家长辈还有故交。他亦师亦友，那么谦和，对自己的作品读得这么仔细，评价那么高。想着马上要见着他了。真真正正只有四个字：敬若神明。

五十一、忘年之交

张爱玲邀着炎樱与她一同去看胡适。在12月18号给邝文美的信中，谈到了跟炎樱现在相处的情形：“Fatima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illusions（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算是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spoil me for all the friends（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289]渐近中年，又在异域环境，各忙各的，她和炎樱后来的来往日渐稀疏。

走到胡适所在的大使级住宅区东城81街，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出现在她们的面前。再走近些，到104号公寓门口，门洞里现出了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建筑。那天下午阳光灿烂，张爱玲不由得恍惚起来，觉得又回到了香港。上了楼，进入胡宅，室内的陈设也觉得熟悉得很。而听着胡适太太的安徽口音，因外祖父是安徽人而家族中有不少安徽腔，张爱玲从小听惯了，眼下更觉得熟悉亲切。

此时胡适先生已六十四岁了，穿着长袍子，戴着眼镜的先生已让张爱玲不能像姑姑那样有他年轻的感觉。1949年4月，胡适也是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到美国的，他做起了流亡寓公。对政治已失望的胡适“取消一切约会，关起门来继续考他的《水经注》”。[290]第二年，夫人江冬秀也到纽约。平时无甚积蓄的胡适夫妇，此时没有固定收入，雇不起用人，自己学会了做家务，成了一个“老来穷”。1950年5月，胡适谋得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职务，两年后卸任。之后他又再去台湾讲学。张爱玲这次来拜访后的第三年（1958年）他去了台湾，再也没有来过美国。

看到温和的胡适先生，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听到他与炎樱用国语吃力而有趣的交谈，张爱玲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她也想起了人们所言的胡适夫妇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与胡适一见之后，炎樱有次突然像有重大发现似的对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其实，毕竟是文学圈、学术圈外人，炎樱的发现未必准确。对此，张爱玲另有解释：

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淹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倒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291]

这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谈论五四的文字。虽然她十分在意五四运动的价值与影响，也一并承认着作为五四新文化干将的胡适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张爱玲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在这里，她还注意到了50年代中期大陆对胡适的批判和台湾对要“自由中国”的胡适等人的冷遇，那时正是胡适两面不讨好的时期。然而，张爱玲认定胡适等人开创的五四精神不会消失，胡适的价值也不会永受误解。她巧妙地借弗洛伊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的观点，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得到承认。“年代久了倒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真还有点先见之明。张爱玲后来在台湾对王祯和也谈道，“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292]。80年代和90年代对胡适的研究在海峡两岸都很火热。不论胡适与张爱玲有多大的年龄差异、兴趣差异、贡献大小的差异，但有一点他们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文人。

在1955年11月10日这天的日记中，胡适记下了有关两家交往的故事——

这天收到张爱玲《秧歌》英译本。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寭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业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日记》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走后，胡适认真查了资料，理清了两家先辈之间的关系。张爱玲的祖父给胡适的父亲帮的可不是一个小忙，而是帮了大忙。胡传是知恩图报的人，胡适也是。他对张爱玲特别关心，是自然而然的。[293]1955年，正是内地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所读的《秧歌》这本小说里描绘的某种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内地的想象。[294]

后来张爱玲又去看过胡适一次，如果说上次与炎樱同去是在客厅中的礼节性见面的话，这次她只身前往，且在胡适的书房与他对谈了很长时间。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齐房顶，似乎是定制的，但没搁多少书，全是一沓一沓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纸，这大概是胡适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吧，张爱玲看着就心悸。话题也就从看书开始。

胡适问她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张爱玲笑着说，她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种回答其实婉拒了胡适的建议。

胡适又谈到他父亲与张佩纶的旧交，但张爱玲表示不知道此事，因为她家里从来不提祖父。张爱玲曾在另一处谈到，张廷重从来不在子女面前谈上一代的事。“我姑姑、我母亲更是绝口不提上一代。他们在思想上都受五四影响……”[295]大意是说五四时期提倡人格独立，个人选择，反对门第观念，因此不谈家族。

胡适接着说不久前他还在摊子上看到了张佩纶的全集，但没有买，因为正忙着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写文章。还谈“他们这里都要改的”，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张爱玲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胡适的文章也有人改动，很想找《外交》杂志看看，但一忙，终于没有看成。

他们先后从大陆出走，因此也谈到了大陆的情形，胡适说：“纯粹是军事征服。”爱玲的反应是：“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1930年。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不太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两段。”[296]

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就是感恩节。张爱玲和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气氛也很热闹，告别后出来天都快黑尽了。在新寒暴冷的天气里，看见满街灯火，商店的橱窗亮丽鲜热，深灰色的街道也特别干净，又有与炎樱的相依而行，张爱玲仿佛觉得又回到了上海，回到当年在上海她与炎樱逛街贪吃的日子，她觉得十分快乐。然而体弱的她，因为吹了风，回去就呕吐。这时胡适打电话约她去吃中国馆子她只得婉拒。“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297]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的宿舍来看她。张爱玲请他在一个公用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平时谁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张爱玲也是第一次进这个客厅，她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涵养，直赞这个地方好。

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爱玲也怔住了。

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298]

五十二、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虽然有胡适、炎樱的精神上的慰藉，使张爱玲在移居美国后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里感到些许温暖，但她还得为生计发愁，为自己继续写作生涯筹划一番。《秧歌》英文版虽获美国报刊好评，但只印过一版，没给张爱玲带来多大收入。于是，她与许多美国作家一样，开始向写作基金之类的组织请求支持。1956年2月13日，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Peterborough,New Hampshire）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Edward MacDowuell Colony）写了一封申请书：

亲爱的先生/夫人：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在去年10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的经济压力逼迫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3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后能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敬启[299]

入住文艺营也要保证人，张爱玲于是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得尔（Marie Rodell）作保，勒德尔自称为张爱玲的美国阿姨，对她照顾有加。还请出版过她的小说的司克利卜纳公司主编哈利·布莱格（Harry Brague）和著名的小说作家J.P.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马昆德的小说《普门先生》（H.M.Pulman Esq）曾在结构上给张爱玲创作《十八春》有过启发，他俩也在香港有过一面之缘。他们立即郑重其事地给文艺营写了推荐信。3月2日，文艺营同意了张爱玲的申请。

3月中旬，张爱玲从纽约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乘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进入彼得堡市区，又雇一辆出租车到了隔市中心数英里外的麦克道威尔。

辗转七八个小时，到达文艺营时天色已晚。这里仍是一片冬天的景象，残雪点缀着山地，冷风吹拂着平野，文艺营透出了诱人的灯光。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的大小山脉之中，风景优美。文艺营是一个由四十多间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二十八所大小不一、各自独立的艺术家工作间，一座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作大型社交用的大厅。这些房子错别有致地建立在草坪上和森林中，占地约420英亩。张爱玲来文艺营时，它已经有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创建人是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她是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1907年她创立文艺营时已五十岁。创建的目的是给有才华的文艺家提供专心致志进行艺术创造的条件，以繁荣艺术事业，创作艺术精品。为此她四处募捐，常以开演奏会演奏丈夫创作的曲目的收入来维持文艺营的日常开支。

张爱玲来到文艺营之后，被安排到女子宿舍，并分配到一间工作室。这里的气候十分寒冷，令她很难适应，但跟纽约的嘈杂喧哗相比，真是一个适宜写作的幽静环境。她来这里，是为了创作一部英文小说，Pink Tears（中文名《粉泪》，即后来出版的《怨女》）。这是中篇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金锁记》在上海的成功和影响，使她有信心把这个被中外文艺家写滥了的金钱与爱情与人性冲突的题材写成一部受英语世界瞩目的佳作。

张爱玲也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每天早上，各色各样的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共进早餐。之后，各回自己的工作间，互不干扰，专心创作。在工作室的入口处，放着午餐篮子，供文艺家们自由拿取，以免影响各自创作的连续性。下午4点以前，没有集体活动。4点后，则为自由活动时间。当然，晚餐也是大家一起享用的。也正是在集体活动的时间里，张爱玲认识了一个高大肥胖、体重80多公斤的秃顶老头：赖雅。

3月13日，他们第一次相遇。第二天，有了几分钟的小叙。赖雅了解到这个东方女子来美国的经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起Ms Eileen Zhang的庄重大方、和蔼可亲的东方美德了。两天后，一年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家缩挤在大厅中议论纷纷，张爱玲和赖雅则常常在餐桌旁、走道上对谈。到3月底，已开始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做客。4月1日，他俩并肩在大厅享受复活节正餐。又过了几天，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已摆在了赖雅的书桌上，赖雅对之欣赏不已。他还对《粉泪》的结构提出过建议。这时他们开始了单独的来往，关于中国政治、中国书法、共产主义运动等话题无所不谈。彼此的好感已日益明显。及至5月12日，赖雅的日记中有了这样的记载：

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

司马新的中译为：“去房中有同房之好”[300]。

这一对不同国籍的老少作家恋爱了。这一年赖雅六十五岁，张爱玲三十六岁。

五十三、粗线条的赖雅

斐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Philadephia），其父母是德国移民。孩提时代，他常能在公开场合即兴赋诗，被视为神童。十七岁时，他就读宾州大学文学专业。在校期间埋头写诗，还写过一本名叫《莎乐美》（Salome）的诗剧。1912年秋，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毕业，随后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在读硕士期间有一部题为《青春欲舞》（Youth Will Dance）的戏剧，受到教授的好评，并在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上演。后来他辞去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一度迷上棒球和摄影。年轻时的赖雅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许多文人作家对他十分钦佩。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等作家都是他的好友。

1916年至1920年，他在美国的报刊上“狂轰滥炸”，发表了不少作品。他有曾用一夜工夫写一个短篇并很快在著名的杂志《星期六晚邮》登载的骄人纪录。1917年7月，他与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家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但他洒脱、豪爽、花费大方，天生是个流浪者性格，不愿受家庭约束，总是不停地东奔西跑。妻子也在为她的主义而奔波着。因此，他们婚后分开生活比共同生活的时候更多。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霏丝（Faith）。由于性格的差异，两人于1926年协议分手。

离婚后，赖雅有时住在他纽约的公寓，有时在世界各国观光、游玩、写作。先后旅居过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与同时代著名作家欧查·庞德、詹姆斯·乔伊斯、福特·马陶克斯·福特等结交。

1931年8月，赖雅的朋友、导演约翰·休斯顿拉他去为好莱坞写剧本。他在好莱坞一干就是十二年。制片人和导演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创作的剧本也很受欢迎。如《艰难之旅》（Riding Crooked Mile）、《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The boys From Stalingrad）。他每周起码有500美元的收入。高收入和好莱坞的享乐空气使他在纯文学的创作方面的才华被淹没了。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欧美被称为红色的30年代，好莱坞此时是左翼的思潮大本营。大约从30年代中期起，赖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赖雅还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好朋友。1927年赖雅访问柏林时与布莱希特相识，那时赖雅的声名比他响得多，但赖雅到处推介布莱希特。1941年布莱希特从德国移居美国避难，赖雅出资出力最多。两人在创作方面也有多次合作。1947年布莱希特移居美国后，赖雅还一度作为他的美国代理人。布莱希特还邀请赖雅去欧洲合作，当1950年前后赖雅如约而去时，布莱希特却突然冷淡下来，赖雅十分生气，提前回美国。事后布莱希特多次来信以图挽回友谊，赖雅不予理睬。但他仍然到处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

赖雅一生以才华横溢而著名，但他的文学成就并没有达到他可能达到的高度。他的剧作《以色列城堡》（Castle Israd）、长篇小说《我听到他们歌唱》（I heard them song）都是很出色的作品。但他一生兴趣太广泛，又热心交友，生性好动，不太专注，创作盛年时期又在为好莱坞写一些迎合观众的剧本，再加上中年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因此妨碍了他才能的进一步发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此后中风的毛病时有发作，1954年他又一次中风住院。令这个充满热情而又好动的人常常感到不安，并影响了他写作的信心。他在日记中多次流露了自己的恐惧心理。他在这段时间还写有一些作品，但除了一部传记外都未出版。1955年，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的机会，他没想到，在一年后的寒冷的冬季，他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的女作家相遇了，并相伴相随了十来年。

关于两人的感情及婚姻，亲访过赖雅的女儿霏丝、查阅过赖雅日记的传记作家司马新的看法是：

张爱玲虽然结过一次婚，而且这时也不是一个羞答答的少女，但是，她始终是一个矜持的女人，因此人们不免会感到惊诧，为什么这一次的罗曼史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其实张爱玲已意识到自己既寂寞又像是片无根之萍，尽管已搬到彼得堡来住了，但是这种居无定处、事无定职的漂泊感却依旧如故……她为自己朦胧的未来心中无数而感到焦虑。面临多方面的窘迫，选择了赖雅作依靠。赖雅是个热情而又关心人的男人，对她的工作既有兴趣，对她的幸福也很关怀，这样生活的挣扎促使张爱玲挑中了赖雅。[301]

夏志清先生也较强调当时的客观环境等实际因素。他这样说：

……强调两人感情之需要，但也并不忽视两人在经济上都无安全感，且对其前途充满了焦虑。……想来因为《秧歌》已出了英文版，她才决定来美国的。除了写稿以外，她并无任何打算，也没有什么积蓄。假如写好的稿子，没有英美书商要出版，或出版后并不卖钱，她的生活就没办法，只好多从事中文译书来换取金钱。因之对她来说，同一个有资格进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美国文人结婚未始不是一条好的出路。不论他年纪多大，在经济上总该比她有办法。她哪会知道六十五岁的赖雅早已钱、才双尽，在他的想望中，同刚有新书在美国出版的年轻中国才女结婚，正好也解决了他的一切问题。[302]

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说得上相濡以沫、共享甘苦。张爱玲喜欢的《诗经》中的名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何等诚挚热烈啊，至少他们做到了“与子偕老”。在张爱玲的所有文字中，提到赖雅之处极少。连《对照记》中也不着一字，更无合影留世。这又是让“看张”的人难以看懂的地方。仅见的一处张爱玲谈到赖雅的文字是在一封信中——

Ferdinard 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 good company，意为‘我是个好伴侣’。”因为Joyce（乔伊斯）等我也不看。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303]

张爱玲写这封信是1970年6月，那时赖雅早已去世。但这里的一句“但是我们很接近”可以说是对两人关系的“盖棺论定”了。

半年后的一天，张爱玲对一个研究布莱希特的美国人詹姆士·莱恩（James Lyon）谈到了赖雅，这个在布莱希特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这个与她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亡夫。“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的，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赞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并评估布莱希特与他之间交情。”“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