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小说之媒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美丽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一本杂志的成年男人。当他翻到一篇题为“封锁”的小说时，才读到上面这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一口气读完了。他还不满足，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他惊异于作品对人性刻画之精妙，感服于作品对爱情的把握之精微。于是脑海中深深地印下了作者张爱玲的名字。

这个男人，叫胡兰成。他是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一生全凭聪明和算计打天下，赤手空拳，却也有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经历。少年时，读小学、中学就有一些顽劣。曾经因为跟校方意见不合被开除。他做过杭州邮政局的邮务生，因与局长作对，三个月后即被除职。二十一岁时，像现代史上的很多有志气有文化的乡村青年一样，跑到北京求个人的发展。瞒着已有生命的妻子跟中学同学借了钱，只身到京。当时他有两个昔日同窗在燕京大学，在他们的介绍之下，在燕大副校长室抄写文书，有空便到教室旁听。后来他回到浙江一带教书。1932年，又回到家乡嵊县。这一年，他的发妻玉凤病逝。手头拮据的胡兰成四处借贷，以葬妻魂，却求助无门，十分凄寒。从此他对人生人际又多了一份清醒与刻薄，对自己也多了一份发奋努力的反向动力。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178]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而只身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的挣扎，为了改变命运，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然漠视，一副铁石心肠。

1932年秋天到1936年夏天，去广西一带教书，还花过一些工夫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曾因发表异见而遭军法审判，监禁月余。1937年春天，他任上海《中华日报》编辑，沪战后到香港任《南华日报》“撰述”，当时月薪仅六十元。就在这时，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物色人选，包括文人。他不可能真正拉拢到第一流的文化名人，因此注意在一些有能力而无名气又极想出人头地的人中发展对象。1939年初胡兰成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引人注目，成为他成名之作，不久受到汪精卫夫妇赏识，汪精卫的得力干将、伪中宣部部长林柏生等人看上了胡兰成。1939年12月，汪精卫托人带给胡一张字条向他致意，表示好感，之后汪的夫人陈璧君又在香港跟胡兰成见过一面，给他的月薪猛涨了六倍即三百六十元，另给了两千元的机密费。从此，这个早就不顾人间是非黑白的自私者就被牵入了泥海，成为为他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先后出任伪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中华日报》《国民新闻》主笔，是一个高级文化汉奸。胡兰成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他的才华颇受日本人和汪政府的赏识，汪精卫总是称他“兰成先生”，常向他问询对政局的看法。“胡这个人，无事好打太极拳，练习书法，推崇托尔斯泰、萧伯纳。胡喜为人题词写字。（日本军官）清水、池田的会客室与房内挂的长长的条幅，均出自胡之手。”[179]抗战胜利后，他化名潜逃在浙江农村。新中国成立之时，又逃至东京，与汉奸吴四宝之妻佘爱珍结婚，在东京开酒吧为生。胡生平最崇拜吴四宝，曾写文章吹捧吴四宝夫妇，还将吴的照片放大悬挂于家中，被人们称为怪物。

当时胡兰成手下的一个学员倪弘毅，与他交往甚密，还见过应英娣和张爱玲，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在老年的时候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心目中的政论家胡兰成。

他一身西装，潇洒。家里墙上挂了一幅他本人的油画。书法写得好，比汪精卫还好。除了太极拳，他还喜欢喝酒、抽烟。他的谈吐幽默的，很有意思。他字写得好，诗文脱口而出。胡兰成很有修养，我从来没看到他发脾气。他最佩服的是鲁迅，人家请他写条幅，他很多写的是鲁迅的诗。日本人池田笃纪问他为什么动不动就写鲁迅的呢，他就跟池田说鲁迅诗的风格高。他这个人很清高，个人主义，我行我素，他这个人政治素质很高，日本的侵华能人、政客、特务老手一般很佩服他。日本人战败以后形势不好，请胡兰成谈话，请教他，他说，二战结束半年以后，你们就有机会，那时苏联和美国会发生矛盾。那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完全战败，胡兰成已经看到了战后的复杂问题了。我这不是宣扬他，捧他的场，他发表对国际问题的演讲，他讲课时很有教授的风度，一个专题是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从商品经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讲到各国的矛盾，好口才，只要他高兴，他就高兴讲。

他交往的日本人在南京都是掌大权的。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经常请胡兰成谈论政治。胡兰成什么都议论，他可以批评日本人的非法行径，日本人不敢跟他顶嘴。在日本人眼中，胡兰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武汉办一个报纸《大楚报》，要成立一个中国人民委员会，这个不得了，谁敢讲要日本人撤军，谁敢讲这个话，就只有他！胡兰成在日本人面前敢说话。[180]

此刻，这个躺在藤椅上懒洋洋地翻杂志的胡兰成，正在闲居养病。前不久因为政见不合，得罪汪精卫，一次趁胡兰成在鼓楼附近散步时，将他绑架，胁迫他认错悔过，不再写东西指责当局。事为胡的老婆应英娣知悉，应本名英弟，胡兰成以为欠雅乃改为英娣。她原为上海百乐门红舞女，颇有点神通，获悉胡的危险处境，随即去鼓楼南日本大使馆密告。由于有日本军政要人撑腰，胡又重新出来了。

胡兰成看的这本杂志，是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的第十一期，他与苏青当年是文友，杂志也是苏青寄来的，他自己也有一篇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发表在同一期上。文人读到好文章，比商人做成一笔大买卖还要高兴，胡兰成读过《封锁》之后，喜不自胜，立即给苏青写了一封信，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扬了一番，并表示极愿与作者有相识之好，要直接向作者倾吐感服之情。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更是令他念念不已。不久，他又收到苏青寄来的《天地》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而且还登有爱玲的照片。看着照片，如见其人，仿佛神交已久，更有喜不自胜而将信将疑之感。这就是张爱玲吗？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才女吗？

2月1日，他到了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劝他，张爱玲从不轻易见生人，就是她弟弟偶尔来看她，她也没有三五句话。而且还要事先打电话预约。除了弟弟，似乎也没有别的男性到她家做过客。胡兰成执意要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

胡兰成如获至宝，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上了六楼，激动地敲门，但没有敲开。张爱玲不见生客，谁也不见，果真是个怪人。但胡兰成哪肯死心？就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上面介绍了自己拜访原由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允见一面。

胡兰成回家之后，不敢外出。隔了两天，就在他失望之际，电话铃响了，是张爱玲打来的。问明接电话的人是谁之后，她只说了一句话：“明天来看你。”不让他访她，她却又来访他，张爱玲的主意变得好快。其实张爱玲早知胡兰成的大名，当然是苏青告诉她的。在胡兰成开罪汪精卫被拘押期间，她还陪苏青到周佛海家去说情。他是个才子，还是个浪子？恍恍惚惚地，张爱玲对他有这样的印象。

胡兰成的家在大西路美丽园，距张寓并不远。张爱玲如约来了。

久念其人，把她想了无数遍。可真见其人，跟想象中的任何一种都对不上号。胡兰成第一个怪异之感就是她身材之高，仿佛不应该有那么高一样；第二个奇怪的是张爱玲并无明显的文人作家相，并不是热情大方、开朗健谈的样子，她像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人在路上独行，遇见有同学叫她也不理睬，神情漠然而沉稳。

但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胡兰成说他对爱玲小姐心仪已久，颇佩服她的才华，且感叹她如此年轻。他赞叹在《封锁》中张爱玲把两个陌生人的戏写得真切自然，把吴翠远的心理刻画得细腻入微。尤其是小说结尾，吕宗桢回家后审查女儿成绩单，俨然一个好父亲的样子，而在中国这样的男子是很多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内心角色往往是分裂的。在外界，他们或是人们公认的“好人”或“坏人”，但在人性的基本要求上，都是一样的。张爱玲也很感激胡兰成如此关心她的作品。别人读她的小说是读故事，而他读出了人性的思考。别人对她说《封锁》是写高等调情的空虚无聊，而他读出的是对文明与人性的观照。胡兰成微笑着说：“因为相知，所以懂得。”

两人从爱玲的作品谈到时下流行的创作，谈到稿费。胡兰成的话多，爱玲的话少，她更像一个认真的听众。胡兰成的话语中带着关切和询问，爱玲的答话中也有着对他的探索和思忖。一个成熟的男人，额前清晰光净，几无皱纹，刮得干干净净的方正的脸，不太有变化的脸色，清晰而低沉的嗓音——“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

张爱玲突然想到了《封锁》中的这段描写，难道她自己也像吴翠远一样在一个陌生的有家室的男人面前坠入情网了？

春日的黄昏，迷彩的色调，一个在封闭阴沉的世界里关得太久的人感到了迷乱的光芒，惶惑的新奇，崭新的充实。他送她到巷堂口，二人并肩走着，胡兰成突兀而又隐含试探地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爱玲很诧异，似乎要辩驳似的扭头看了胡兰成一眼，但半张的口又合上了，头也低了下去。这句话，前半句是写实，后半句则是站在另一个人的角度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跟我在一起你的身材比我高是不可以的。它的前提是可以把两人在一起比较了。而这不是一般性的比较，而是男女间的比较，而且是从“般配”的角度对一对男女的比较。

张爱玲起初的反应是一怔，但随即感到一个成熟男性的一句话把他俩拉得这样近，近得没有了距离。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

“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

爱玲遇上了，她知道。这就是爱。

三十六、“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第二天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寓所。她的门不再向他关闭，她的心也不再为他关闭。张爱玲穿着宝蓝绸袄裤，戴着嫩黄边的眼镜。脸如满月，而胡兰成就是阳光。他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生活，张爱玲则是一个虔诚的听众。胡兰成回到家中，余兴未尽，冲动中写了一首像五四时期风格的情诗寄给张爱玲，直率而幼稚，连他自己事后也觉得难为情。爱玲答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二人心心相印，满眼全是情，哪里还顾得什么文字技巧，表达方式？“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犯冲，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后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181]爱玲的“烦恼”“凄凉”是怕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欲爱又止，对自己把握不定。胡兰成的“聪明”就在深懂男女初恋之时那种“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微妙，一如既往地去看她，终于冲破了她的心的防线。

胡兰成曾提到他曾痴迷地看过《天地》上张爱玲的玉照，爱玲便送了一张给他，还在背面题上几句话：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张爱玲的情诗。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情爱的海洋里去了，她把自己完全熔化在爱恋的火焰中去了，她把自己完全焚毁进恋狱的囚牢里去了。

胡兰成常去南京办公。一回上海，先不到自己的家，而是直奔张爱玲的寓所，进门的第一句话总是：“我回来了！”

这是他的心居，虽然他的家在美丽园。这是张爱玲的新居，虽然还是这间屋子。胡兰成一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晨出夜归只看爱玲。牵牛织女鹊桥会，喁喁私语无尽时。男欢女悦，忘记了一切。光阴如梭，忽又天明，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这一对沉溺于爱河的男女总有小别。一个去“办公”，一个得有工夫写文章。分别时并不泪雨涟涟，因是爱的小憩。反正这个心居是为你独开的。

胡兰成对爱玲所知甚多，理解甚深。他熟知她的身世教养，生活习俗，因而理解她对人伦亲情的超然态度，理解她在生人面前的孩子气的胆怯。他把她看作是生在俗世而超越了俗世的人。“爱玲是凡她的知识即是与世人万物的照胆照心。”[182]他感激爱玲不在乎他是个“坏人”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真人”。和她相处，胡兰成总觉得她是贵族，她有她的高贵。“站在她眼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绝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胡兰成给她一个个人主义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联想到前面她自称的“自私”，其实就是“自我”，反常态的人际交往和迁就，顽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认为张爱玲自私：“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这一点可以说胡兰成是张爱玲的知音。

才子遇才女，他们的恋情中就特别富有智慧的快乐、艺术的喜悦。在智慧的爱情对谈中，才女张爱玲比才子胡兰成似乎更胜一筹。对爱玲的才华学识，胡兰成自知不是对手，他心甘情愿地一次次表示着佩服之情。她知识的丰富和运用的自如，英文的流畅和古文的熟稔，常常是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胡兰成觉得，在爱玲面前自己的言语就像是生手拉胡琴般吃力。他认为自己被太多的理论和概念所拘囿，既不及爱玲理性的清晰，也不及她感性之敏锐。胡兰成说：“爱玲极艳，她又极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她就只是这样，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又像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到调弦正柱。”[183]

张爱玲不喜生客，与胡兰成相恋期间更不愿见人。但也有有人拜访的时候。前文提到1944年8月新中国报社座谈会上谷正魁与吴江枫要向张爱玲解释会上发言的误会，他俩有一天闯去了——

我们一起到张爱玲所住的公寓，她从里屋出来，接待与她相熟的吴江枫，没想到还有我谷正魁。吴江枫代我说明来意。张爱玲毫无表情，不置可否。正在谈话之际，又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与吴江枫点头招呼后，坐在一旁，默默聆听。我们稍坐一会便告辞，张爱玲礼貌相送。在路上我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因为胡兰成的履历，足以说明他丑恶的心灵。[184]

两人的小天地是艺术性的。一日晚在灯下，胡兰成盯着爱玲的脸，如盛开的莲花，如满月，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爱玲笑答说：“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接着问他记不记得《水浒》中宋江见玄女的一段描写，胡兰成熟读《水浒》但也记不住这类细节，爱玲告诉他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胡兰成这才想到“正大仙容”形容爱玲是最合适的。又一次，胡兰成想形容爱玲走路的样子，却苦于无恰当的词句。爱玲于是提到“《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觉得“淹然”用得妙，并问：“那么我与你在一起像什么呢？”爱玲说：“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他们常在一起谈音乐、影剧、绘画，谈得更多的是文学。在一起读《诗经》，中有“既见君子”“邂逅相见”等句，爱玲十分感慨地说：“怎么这么容易就见着了？”读到“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她又一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啊。读汉乐府诗，有一首写逆旅主妇为一位浪子补洗衣服，这时“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爱玲打趣说：“眄，上海话就是眼睛描发描发。”诗的下一句是“语卿且无眄”，爱玲又感叹说：“啊！这样困窘还能滑稽，怎么能够呢？”一起读《古诗十九首》，中有“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爱玲惊诧地议论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念南朝《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这回轮到爱玲叹气了，她低声说：“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胡兰成不得不服地说：“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

在外国文学方面，爱玲更是胡兰成的先生了。她给他讲她喜爱的现代英国作家，如萧伯纳、赫克莱斯（奥尔德斯·里奥纳德·赫胥黎）、毛姆、劳伦斯等。每讲完之后，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对西洋古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她并不太喜爱。一次胡兰成竟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并不以为怪，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在他们相处一起的日子里，充满了这种富有情趣的对谈。此时的爱玲，创作上突飞猛进，情感生活也充实饱满。这是她难得的快乐时光。

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从家庭方面来说，胡兰成已有妻室，她好像并不在意。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似乎并不去想“天长日久”的事；从政治身份来说他是个汉奸。张爱玲品位特别，思想奇异。虽然她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这一点，但我们多少可以寻出一些线索。

首先，她的生活圈子很狭小，她接触的男性极为有限。她的家境使她很难在“门当户对”的范围内遇到多少具有婚姻可能性的男子。虽然她此刻是自由身，但作为背景的身世是存在的。

其次，从小无父爱的女子往往表现出对大龄男性的特别的亲近感，中年男子的成熟的魅力比年轻小伙的青春的活力对这种女子更具**性，她们寻求的往往是比“丈夫”“男人”更多的成分。张爱玲在与苏青的对谈中，什么择夫条件都否定了，但认为年龄应相差十岁或十岁以上，她认为女人应当天真些，男人应当有经验些。这一看法应该说与她的出身经历相关的。

再次，张爱玲对人间的价值观否定的成分大于肯定的成分，超然的态度强于接受的态度，所以她不在乎胡兰成的政治身份，不关心他到底干什么具体事务，也不嫉恨胡兰成已有妻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评判人物时，往往重其政治行为，轻其道德行为。但女人的态度是相反的，她们把男人是否爱她和是否可爱作为最大的评价标准，而对男人是不是“坏蛋”则可能忽略不计的。男人只爱漂亮聪明的女人，女人则可能爱上各式各样的男人。她们凭感觉，而忽略理性。因此，一个连对方已有妻室都不在意的女人，也可能更不在乎对方的政治身份。

复次，一个在政治上失误和卑劣的人，未必在人生的所有行为上都是可耻的。在政治之外的日常生活中，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待人方式、他的爱好趣味、他的七情六欲，与常人一样，并无明显的黑白高低之分。这也使他具有可爱之处或有人爱他。

最后，在旁人看来有一千种不可爱之处的男人或许对某一女子来说正是一千种可爱之处，即使男人确“不可爱”，但仍会有人爱他。或者把话说回来，女人爱男人，就因为她爱了，不需要任何理由。爱从来就没有该爱不该爱之分，那是理性王国的划分尺度，但爱是情感之神操纵的。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爱情要么是疯狂的，要么什么也不是。”

当我们记叙这一爱情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张爱玲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有些“怪”的女人。她不计较胡兰成的一切，她什么也不要，只要他——这一个男人，这个在别人看来也许有污点的男人。男女双方，当对方不是身份地位，不是任何社会角色，不是含金量，而只是“纯粹”（在心理感觉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他们才是恋人。在初恋时的张爱玲，一切非情感因素与她无关，都在九霄云外。她惟情是尊，惟情是大，痴醉沉迷，乐而忘返。

她常指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还有你的手……”有时她天真地将信将疑地痴问：“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

他们处在一种“非时空状态”，身心被极度唤起，灵魂中只有爱火在燃烧。这就是张爱玲的爱。欲仙欲死的爱……

三十七、“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事情有了变化，对常人来说是喜，对张爱玲呢——

爱玲不问胡兰成将来对她怎样，也不管自己以何身份与胡在一起，但胡的第三任妻子英娣不满意了，她提出离婚。不久，真离了。5月26日，胡兰成在《申报》刊登广告，与应英娣女士解除婚姻。[185]在胡兰成张爱玲结婚前，应英娣曾经在胡兰成的对头的教唆下去张爱玲的住处大闹。[186]

这对胡兰成和张爱玲来说，应该是一次升华的机会吗？

情侣关系变为了夫妻关系，但并无法律程序。胡兰成惟恐时局变化会拖累爱玲，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写婚书为凭：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胡兰成写的，后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证婚人为炎樱。

是年胡兰成三十九岁，张爱玲二十四岁。

办完婚礼后，大家要去吃饭，张爱玲胡兰成和炎樱三个人去吃了，是去一个小饭店厢房里吃的，去大饭店怕暴露。这是胡兰成的侄女青芸的回忆。[187]

民国时期，传统婚姻、西式婚礼、纸约婚礼、无婚礼的姘居，形式多种多样。这一张纸片儿，后来成了小资的一个心结，岁月静好也被用得太滥。其实，它没有多少法律效力，也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力。它就是一种心境，一个当时的承诺。如果这个承诺是在1945年的话，那就不仅只是一个前者应英娣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后来人周训德。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指向“岁月静好帖”诞生在1945年，而不是以前大家以为的1944年。总之，那个时候的婚姻够乱的，胡兰成这个人够花的，张爱玲这个人够难的。

欲仙欲死的飘浮在天空的爱终于落在了现实的婚**，但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多的改变，彼此不愿以婚姻限制对方。胡兰成有时发表意见讲给张爱玲听，未等反应，又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爱玲总是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这话很能反映两人对对方的态度，尊重而不勉强，相爱又保持个性。

那时，胡兰成与张爱玲已很有交情，有“知情者”回忆说：

张爱玲与胡兰成从相识到相爱，是两人钦佩对方的才情而发展成爱情。在性欲的漩涡中，两人如梦如醉，一个忘我地痴情迷恋，一个有意**和玩弄，竟然到达如仙如幻、欲仙欲死的境地。然而他们不能、不想，也不敢公开。胡兰成有妻子，背后还有女杀手监视，张爱玲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和有妻室的汉奸相恋而影响她在社会上的声誉。有一次，两人游玩兆丰公园，想在百花丛中抒发浓蜜的爱情。不料被佘爱珍得悉，追踪到公园，猛掴张爱玲一记耳光，可怜驰名文坛、骄矜自负的女作家，被女魔王辱打，只得双手捂脸，狼狈逃离，把胡兰成让给凶狠的情敌。他们害怕舆论，更惧怕佘爱珍。连郑重的婚约，也是躲在家中偷偷地私订终身。[188]

他们的生活非常有情趣。在一起品味文学艺术，日常所见也变成了趣闻佳话，一谈大半天。但这只是乱世中的小天地的欢悦，是上海滩上闭锁一隅的畅快。1945年初夏的一个晚上，两人在阳台上眺望霓虹闪烁的夜上海，西天的余晖未尽，有一道乌云清森遥遥。胡兰成触景生情地说，时局不安稳，来日大难，而自己身陷贼船，在劫难逃。张爱玲听了十分震动，想起了汉乐府的诗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在欢喜的影子里有惘惘的威胁，可是正因为有惘惘的威胁，越发舍不得每一个欢喜。爱玲道：“这口燥舌干好像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还是不懂，我真是心疼你了。你这个人啊，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这几个叠字，一往情深尽在其中。随后她进房给他倒茶。她端起茶杯走到房门边，胡兰成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洋洋地看着胡兰成，满眼是笑。胡兰成禁不住赞叹道：“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答道：“你是人家的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满足。”

胡兰成对时局的看法来自实感。结识张爱玲期间，他与伪政府中人往来极少，自办了一份综合性刊物《苦竹》，在上海印行，只出了四期，中有张爱玲的三篇创作。他同时还办了一份政治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这是一份“反战”性质的刊物。上面连续发表了关于日本撤兵，反对列强在华作战等内容的论文，提出日本撤出中国；撤销日军控制下的粮油征购机关；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解决军事问题等主张，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调子与伪政府中的很多人不一样，但仍有为日本辩护之辞。这个刊物问世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社会“反战”情绪高涨。胡兰成深知伪政府的大限就要到了，而自己又身系那一边，有朝一日夫妻定会各自东西，因此对夫妇之乐格外敏感珍惜。他对张爱玲说：“我必定得逃。惟头两年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得见我。”

爱玲答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爱，就其本身来说，最浪漫的莫过于一见钟情式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这全取决于相见相识的一刹那是否有心灵的撞击。人们常称这种爱是罗曼蒂克的。但“我们这时代本不是罗曼蒂克的”。它惊艳可爱，但永远不长久，在中国尤其难有例外，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时。随着日本侵略者放下屠刀，缴械投降，当年依附于日寇讨生活的胡兰成随即远走高飞，隐姓埋名，蛰伏温州一带。

他确实变为张姓，但不叫张牵、张招，而叫张嘉仪。他本不是一个管得住自己的人，恐慌之中更急切地想抓住一点儿实在的东西，于是又“牵”“招”了一个叫范秀美的女子，跟她结了婚。他本以为自己戴罪潜逃，不知何时才有安稳，更不知什么时候能见到爱玲，这段情算是完了。又怕连累这个已很有名气的作家妻子，因此逃走后就没告诉她地址。没料到张爱玲竟从他密友处探得去处，一路寻来。

三十八、“我将只是萎谢了！”

寒冷的1946年2月，张爱玲远去温州，去看望她的夫君。胡兰成惊而不喜，甚至有怒。对此他后来的解释是，夫妻难中相别，妻子寻踪探夫，本是令人感动的人情之常，但爱玲是超凡脱俗的，就不宜了。这种解释是无力的，更真实的原因是并没有告诉他与秀美的事，“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男人向来是只顾原谅自己，不愿委屈自己的。

爱玲一路上却是心事重重。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君本多变，侬仍痴情，女人对感情向来比男人持久认真。张爱玲住在公园旁的一家小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这次的相见，亲近中已有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

因爱可以爱屋及乌，因爱亦可以感时恨别，见鸟心惊。但爱玲心中的黑乌鸦是永远赶不走了。她此番来，一为看夫君，二为要与他摊牌。她要胡兰成在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选择。这另一个女人不是秀美，而是周训德，一个在武汉与胡兰成有染的女子。

胡兰成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初，在武汉生活过十个月。此时他已预感到汪伪政权支持不了多久了。在日本靠山池田的安排下，他主持武汉的《大楚报》，这是日寇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兰成任社长，他带了沈启无等人任助手，由汉阳县衙门安排，住在县立医院楼下的两间大房子里，他们每天渡江去汉口上班。报社的发行量，由原来的1万份增加到2万份，最高时达3万份。

胡兰成在汉阳显正街上的天主教堂做过《延安往何处去？》《南京往何处去？》《重庆往何处去？》等演讲。教堂位于汉阳显正街163号，建于1936年。正对面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据说其前身就是汉阳医院。五医院的前身由高隆庞修女创办，抗战时期为高隆庞医院，1946年更名为圣柯隆伴医院。1950年，该院才更名为“汉阳医院”。而胡兰成当时住宿的“汉阳医院”实为当时伪汉阳县府的县立医院。从今天的五医院所处位置，沿显正街往东约一二百米的样子就是昔日的汉阳医院所在地。

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半道上遇到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喊出的两个字是“爱玲”。可来武汉不到一个月，他便与汉阳医院的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周是见习护士，学的是产科，在冬天穿着蓝布夹旗袍，做事干练，很有青春朝气。她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已经去世了。她是父亲与小老婆生的，因此，对胡兰成要求结婚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虽然他早已与张爱玲有婚姻之约，而且他告诉过周训德他与张爱玲的关系。

九个月后，日本投降了，武汉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开始了逃亡之路。8月31日清晨，剃成光头，化装成日本伤兵，与伪湖北省政务兼财政厅长陈维政、伪湖北省合作总社社长杨伟昌等，搭乘日轮逃出汉口。先到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一夜，第二天去了杭州，又往绍兴，到了诸暨斯家。斯家是他中学同窗斯颂德的家。胡兰成年轻时在他家住了一年，却对同学的妹妹有非分之想（他当时已结婚），被斯家礼貌地请出。不多久，他又来斯家做客，这家人仍把他当客。现在，他逃亡的落脚点还是斯家。斯家人带他东躲西藏，仍不安生，又由斯家人带他去了温州。投奔斯君的丈人家即范秀美的母家。

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老爷亡故后，她在一家蚕桑场工作。12月1日，她送胡兰成去温州，8天之后他们结成了夫妻。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189]他忘记了张爱玲、周训德没有？而此时，周训德正因与他的关系入狱受苦，而张爱玲呢？一路寻过来了。

在温州的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论怎么短暂的三角关系，亦是一个尴尬的故事。胡兰成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爱玲并不怀疑秀美与我，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自然会有一种糊涂。惟一日清晨在旅馆里，我倚在**与爱玲说话很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及后秀美也来了，我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单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吃就会好的。爱玲当下很惆怅，分明秀美是我的亲人。”而张爱玲，她像是“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有时三人一起上街，有时三人一起在旅馆里聊天。秀美却不愿意爱玲上她家，怕邻居们对三人的关系做种种猜忌，自己不好做人。一日爱玲夸秀美长得漂亮，并要给她画像。这本是爱玲的拿手戏，三人兴味十足。秀美端坐着，爱玲疾笔如飞，胡兰成在一边看，看她勾了脸庞，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却突然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她也不解释，一脸凄然之情。

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原委，她半晌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言下不胜委屈。一个女人心里只装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心中却有着几个女人，她如何能不感伤？

半个世纪之后，炎樱对为张胡婚姻作证人一事，她已无印象。但记得有一次张爱玲对她说，胡曾坦白外面爱上另一人，不过未发生关系。张爱玲苦笑道：“难道他要我送他一枚奖章不成？”[190]

胡兰成自有辩护。他问爱玲，早先在上海时，也曾两次谈到他和周训德的事，爱玲虽不悦，却也无话，为何现在当了真？他说他和爱玲的爱是在仙境中的爱，与周、吴的爱是尘境中的爱，本不是一档，没有可比性。他还说他待爱玲如待自己，宁可委屈爱玲，也不委屈周训德，如克己待客一样。视妻为己，视情人为客，两相冲突时而“克己待客”，这本是某些喜欢拈花惹草而道德感未彻底丧失的男子的通性，因此，胡兰成的这一条解释或有部分真实。但整个的辩解只能视为狡辩，只能看作男人移情别恋、推诿责任的不实之词。他还对爱玲说：“我等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爱玲自有其理：“《美的画报》上有一群孩子围坐吃午时茶苹果，你要这个，便得选择美国社会，是也教人看了心里难受。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以选择的，这个我完全懂得。但是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而且她第一次做了这样的质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胡兰成答道，世景荒芜，已没有安稳，何况与小周有无再见之日也无可知。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她叹了一口气，自伤自怜地说：

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191]

第二天，她走了。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不几日爱玲有钱寄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

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这期间，张爱玲写了一个长篇游记体散文《异乡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问世。“这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游记体散文，讲述一位“沈太太”（即叙事者）由上海到温州途中的见闻。现存13章，约3万多字，到第80页便突然中断，其余部分始终也找不着。……那么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异乡记》其实就是她在1946年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了。……不但详细记录了张爱玲人生中某段关键日子，更是她日后创作时不断参考的一个蓝本。就前一点而言，《异乡记》的自传性质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连角色名字也引人遐想。例如叙事者沈太太长途跋涉去找的人叫‘拉尼’，相信就是‘Lanny’的音译，不禁令人联想起胡兰成的‘Lancheng’……《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192]

《异乡记》本是张爱玲为爱奔赴的一场风雨崎岖的旅途，逶迤却不失脉脉深情。生命中越过自身原本轨道的情事，都应被当作是远游。张爱玲浑身遍体都是都市的，她爱那团嘈杂安宁的俗世气息，她可以面对那里的一颦一笑、一砖一瓦，直到死……而这回，她却要撞破那方异乡的土地，蹚入那早被她煞有介事地埋怨过“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的中国内地农村，她的大惊小怪，她的难为情，她的无话可说就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内的事了。在路途中的人打破他们原有的生活模式，没有秩序和原则，有的只是方向的随时变更，充满不信任，显得既执着又多情。因而，这部三万多字的残稿最大的文学价值之一，还在于叙述者用敏感丰盛的心智去丈量茫然、穷苦的广袤黄土，在窗外寂静无声地往屋内彷徨、打量。由此它超越了狭隘的私己哀乐，而呈现出伟岸、幽谧的大气象大境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只是有时候人与人的陌生感，任何一种方式的接近都不会构成解读。和乡村与生俱来的坚固隔膜，让张爱玲从头到尾还是个局外人。

“悲凉”是《异乡记》的情感基底。通篇被染上萧条、惘然的色调。“我”在途中一个小杂货店里看到明星照片的倩笑，竟然“分外觉得荒凉”，一种栖栖惶惶之感。这是破旧、迟滞、昏沉的中国农村。投宿处人家磨米粉的声音，“‘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阳光下的珍珠米粉，“金黄色泛白的一颗颗，缓缓成了黄沙泻下来。真是沙漠”。她原先所持有的生活经验在这异样变形的世界里开始转弯，走到对岸，吞噬她的只是惊诧沉闷。没有归途。文中多次出现对茅厕的描写，这最基本最底线的生活所需。其中有一段尤为“触目惊心”，那滑腻污秽的景象着实无法让人惘然不顾。只剩“两三茅草”的半截帘子，“被尿淋得稀湿的”厕所座子，不能坐，只能站。又恰逢经期，累赘的冬天的层层衣物，两手简直不得空闲，加之一汽车的人在等着，上个厕所，“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挣扎了半天，面无人色地走下来”。平实的叙述，让痛楚被推远而迟钝，但内心却有一个缺口被无声分裂。也许没有安全感的人，身体上总有洁癖。长相思，此去山长水远风高浪急，她身披两场大雪，孤身去寻丈夫，这样的酸涩煎熬，因着曾经的幸福，以及幸福的短暂。

张爱玲如同一个破坏生态平衡的入侵者，扞格地乖张生长，也是隔岸观火人，跟少女时代的她隔了这么远的路又鬼气地重叠了。从前，当用人们一团和气地观看烽火连天起的河面，她却拿出画板，自作主张地描画起来，把场面弄得意兴阑珊，仿佛硬要别人看她。在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像只怪物。这样的她更是无法握住乡村生活的心脏，也难以窥视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只能够对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人事保持适当的沉默。因此，《异乡记》中写到的几十个人，她都以过路人的姿态，远看细摹，不跻身其中。她写农村夫妇金根月香在整个劳作、吃饭的冗长乏味的过程中除了“唔唔”“喂喂”的几句，始终不说话；她写许多乡下孩子对着汽车照镜子，吃吃地笑，“仿佛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东西”。而对于这样的圆脸细眼的小孩——我们的同胞，她第一次见到竟是在美国新闻记者拍的照片里，这下亲眼看见了，不由地怀疑，“真的是我们的同胞么？”“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193]虚实真假的须臾瞬间，一堵密不透风的墙横亘在她和这异乡的一切之间。异地他乡，暧昧，怯弱，无言，贫瘠而粗鄙。

感情是截然清爽的结构，不余留可供第三者风舞飞扬的空间。张爱玲曾以为胡兰成是灯，是救赎。是她冷寂人生里唯一值得的际遇。殊不知，只是奔赴另一场苦难。一切辗转纠葛，走到最后都会有一个脉络清晰的解释和结束。所有的感情故事，精彩的是怎么开始，肝肠寸断的却是怎么结束。她不会不懂，他们之间业已落定，可仍几近哀求地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书上写‘现世安稳’，你给不给我安稳？”他却执意不肯，只是笑说：“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言，言而不忠。她成为他的妻，不过三四余载。似乎嫁给他，就是为了送他一程。此时她所能做的，就是无声无息地在大雨倾盆中离开，不再多说一句话。如海深情，从此海晏河清，终作了结。所以，《异乡记》残缺了，在而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张爱玲都不愿回顾这份感情，有些伤可以愈合，但有些，划下去，就是一生一世。所以，张爱玲也“失语”了，直到多年以后写作《小团圆》，她终于可以正视这段无疾而终却耗尽气力的恋情，从而走出“失语”，从自己的角度审视和书写“张胡恋”，给世人“留下来一份不同于胡兰成版本的张爱玲版证言”。[194]

温州一别之后，张爱玲胡兰成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也还托斯君给胡兰成带过外国香烟和安全剃刀片。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虽然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周训德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195]，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1947年6月9日，上海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货棚被掀翻，到处有积水，交通亦中断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吴淞口外的渔船被吹翻了一百多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张爱玲的心境也更悲戚吧？

如果张爱玲那封决绝信是在6月9日狂风暴雨中写的，那心情该有多凄惨？

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底曾经爱过，而且是铭心刻骨的爱，哪怕虽有千般委屈，但委实难以放下，因而拖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最后的决断。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毕竟还是情味，而无爱的苦涩却是无可奈何的。

收到诀别信后不久，胡兰成曾想通过爱玲的挚友炎樱从中缓和关系，以再修好。他写信给炎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炎樱没有理他，张爱玲也没有理他。

台湾作家三毛[196]有名作《滚滚红尘》，其男女主人公章能才和沈韶华即是以胡兰成、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中有些情节可以实指，但更多的是虚构加工。有一个细节是很感人的，不在乎章能才的身份地位、不怕自己不清白、不计较他已有妻室的韶华，到乡下去寻找章能才，偶听到章能才用常以“小乖乖”称叫她而此刻称呼了他的妻时，她不能忍受了，在雨中夺门而出，不愿再与他见面——这就是爱，这就是女人的爱，这就是张爱玲的爱。

这是张爱玲惟一的爱，她不会有第二次。她爱得如火如荼，如生如死，全身心投入而忘了一切。她曾经得到千万人之中遇见惟一的人的欢悦，她曾经得到千万年之中守住恋爱一刻的永恒，但欢悦无永恒，永恒无欢悦，因为似乎到底不是那惟一的人……

张爱玲到中年时对好友爱丽丝谈过这段感情。“张爱玲说自己对丈夫的感情，多半也因丈夫欣赏她之文才，又给她文学上的挑战。他又会欣赏她的华服，但是她热恋的丈夫，结果还是背弃了她。”

“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197]她爱得伤心、伤情、伤了灵性。这里的创伤，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勤奋的笔耕得慢了，生花的笔开得淡了，全身心品味的感觉钝化了，对意态情致的体悟淡泊了。张爱玲风格弱化了。

她曾对胡兰成说：“我自将萎谢了。”萎谢的不仅是青春，亦是文采，一代才女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