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找寻实际的人生”
煐煐十岁时被母亲正式取名为爱玲。十年后，这个名字红遍上海滩。她的小说有灵气、有仙气，但她写的是世俗生活，俗世中的尴尬，俗世中的荒凉。她是大雅又大俗的。在一篇散文中，她谈到“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接着谈到了中外取名的一些趣事，她最后总结道：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139]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身处现代都市，张爱玲也有现代女性常有的爱好。喜欢服饰、精致小点心、小报、逛商店、与好友聊天等，从衣食住行方面来说，她是既普通又别致的。譬如穿衣，她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与一般女性一样；但常以奇装炫人，她又不一样了。譬如住家，她对家常有一种温馨的眷念，与常人并无二致；但她不喜欢独门独户的私家院，也不爱郊野之居，她喜欢公寓生活的情趣，与很多人的心理相反。张爱玲是一个很在乎自己的人。小处不自私，大处却很自私，她这样评价自己。[140]所谓大处自私，是说她顽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不妨碍、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不在乎习俗的传统。张爱玲常被人视为“奇人”“怪人”，其实，正是这些地方显示了她心性的硬朗、人格的魅力。
张爱玲曾对弟弟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生，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是有了。”[141]这是张子静的回忆，字句不一定很准确，对，当时是什么样的语境下说这个意思也没有交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张爱玲做人的哲学。对于名，她有坦然的追求；对利，她也是该得就得，不该要的不要，分得很清。
说到张爱玲的衣着打扮，有一些生动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像她母亲。黄逸梵当年爱做衣服，张廷重取笑说：“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那时张爱玲才几岁，她就恨不得马上长大成人，好好打扮自己。十二三岁时她的习作《理想村》中就有盛大的时装表演。中学时代她仍想着比林语堂更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可是，正当她长到青春期时，到了可以自由地打扮自己的年龄，她却不能自由地打扮自己。我们曾经谈到，中学时代她穿继母旧衣的难堪，使她成了“衣服狂”。她在与姑姑张茂渊的闲谈中，也曾提到过那些不愉快的过去。她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窘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
张茂渊笑了一下，表示理解侄女在港大的情形。但又不解地问她：“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
爱玲回道：“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作家是面向世俗人生的，而且能够将世俗人生经历转化为某种人生体验和美学情趣。这件旧事，她记得非常牢，并发了一番感慨：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142]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她的个人生活也很有趣味性。成年以后，她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随自己的心愿花钱买衣料、做衣服，这对她是写作之年的一大快事。刚从香港回来时，张子静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的。领子低得几近于无，也近于无袖，长度只到膝盖。张子静从没见过这样的旗袍，问她是不是新款式。张爱玲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这话吓得张子静不敢再往下问。有一次，张爱玲参加朋友哥哥的婚礼，穿的是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满堂宾客惊奇不已。又一次，她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里去，巷子里的人惊奇地看着她，大人们说不出什么感觉，小孩子追在后面叫着闹着。张爱玲仍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我行我素。还有一次，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整个工厂的人都停了工，纷纷跑来看她的衣装，可她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女作家潘柳黛生动地记叙了她和苏青去访张爱玲的情形：
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之中。
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吃茶。”当时苏青和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俩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装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俩感到更窘，好像一点不懂礼貌的野人一样。[143]
潘柳黛以女性作家的细腻捕捉到张爱玲在待人接物上的独立性，这是一种非常可爱可敬的性格，盛装待朋友，哪怕是熟悉的朋友，也是对人对己的尊重。在遵守时间这一点上，张爱玲也是非常地西方化的。潘柳黛记述道：
……她在上海时，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所以在处世待人的手法上，有时虽不合于中国人的习惯，但是却颇合乎“外国人”脾气。比方与人约会，如果她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到她家里来，不巧你若没有把握准确，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那么即使为你应门，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对你说：“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然后把门嘭的一声关上，就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万一你迟到了，三点一刻才去呢，那她更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说：“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她的时间观念，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不能早一点，也不能晚一点，早晚都不会让她通融。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144]
张爱玲的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包括奇装异服等透露的是自信与“自私”——为自己活着的自私。她在衣着上也有着艺术的匠心、创造的乐趣、游戏的喜悦。她的散文《更衣记》可以说是现代中国谈服饰文化的最具睿智与魔力的作品，从清末到民国，服装的变迁与世态人心的变化的微妙关系，服装与人的关系，她写得颇具深度。她说：“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接着她详细地描写了清代服饰的特征，是“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点缀装饰物太多太滥。她分析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清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在对服饰的品评中也融进了她对传统中国审美文化的批判。
然而，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在对民国以来的服装变化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做了一番精妙的描述之后，张爱玲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145]
三十一、“我喜欢听市声”
衣服，是人的一个袖珍的家，而住房，是人的另一个自我空间。张爱玲一生，搬家的次数很多，尤其在她与父亲同住的时期，搬来搬去，她始终没有安全感、温馨感，始终没有摆脱“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的感觉和对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的厌倦。当她长大成人，开始自食其力时，她与姑姑住在公寓里。她是喜欢公寓的。《公寓生活记趣》这篇散文就是一个现代女性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感受。古典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村姑农妇，是绝对发现不了张爱玲所发现了的公寓生活的乐趣的。
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成了装饰品。没有水的热水龙头被错打开之后，“九泉之下”发出空洞凄怆之轰隆声；如果风不对着窗门吹，高楼听雨是可爱的。放眼望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淡灯摇曳；越在高楼，越听得清街道的喧嚣，如同年纪越大的人越记得少儿时的生活。
说到自己，她坦然地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联系到柴米油盐的实际的人生，张爱玲认为恐怕只有女人才能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她还把公寓生活和乡居生活做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146]
跟许多由乡村逃往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青年文人不同，张爱玲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她具有很纯粹的“都市人”感觉，因而她的创作能抓住上海的灵魂，将之上升到都市哲理的高度。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成功的题材领域是农村生活和由农村而城市的知识分子生活，这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分不开。不少身居都市进行创作的作家，由于在青少年时期生活于乡村，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初步定型，因而他们往往对城市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张爱玲是都市单身女郎，她心目中有都市之魂，她的创作的成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写这篇《公寓生活记趣》的文章时，她就住在一幢公寓里。1939年，她与母亲和姑姑在该楼51室住过一阵。由港返沪后，她与姑姑一起搬入65室（现为60室），直至1948年前后母亲出国迁居为止。
这是一幢七层楼的西式公寓，矗立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交会的路口，坐西朝东。当时称为Edingburgh House（爱丁堡公寓，现名为常德公寓）。30年代以来，郁达夫、郑振铎、郭沫若、徐志摩、施蛰存、辛笛等著名作家都在静安寺地区居住过。而张爱玲前后生活了七年的爱丁堡公寓如今也成了读者景仰、文人垂注的处所。她的不少传世之作都是在这里写的。
在别人眼里，张爱玲的住宅高贵、神秘、雅致、脱俗。胡兰成是出入张宅最多的男子，他的印象是：
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白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147]
海派作家李君维也曾造访过这间房子。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说：
我有幸与张（爱玲）的女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代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大楼，在她家的小客厅做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148]
美籍华人学者司马新在80年代后期造访张爱玲旧居时说：
次日去访张爱玲在赫德路之旧居（今名常德路），那幢公寓想来是20年代所建，颇有Art Decor之况味，与纽约东区一些高楼大厦相似。那公寓对我倒是记忆犹新，因我在50年代所进之小学，即在公寓附近。新房客很客气，容许我们内进参观，并准许在阳台上拍照。此间公寓非常宽敞，一客室二卧室，又有大型厨房。在大阳台上可鸟瞰整个上海市……[149]
台湾女作家萧锦绵这样写道：
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两个小时，终于我寻到了这一方阳台。……
此刻，从这方阳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园，只剩下一点点也。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古旧厚实的围墙内，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馆，目前是一个卫生防疫处。
阳台后侧有一间不大的偏房，是40年前的法式玻璃，门窗格局。我轻触着早已锈蚀的手把，门居然很快开了——里面，一个老人在一张旧**躺着。[150]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以“在她那套公寓里……”为题，写她在90年代造访这间房子的感想：
说到熟悉，是去了张爱玲小说里写到的地方访问，看到她写的阿小做娘姨的地方，后楼梯还在老楼房的背阴面窄窄地通下楼去。她写到的信箱，还在那里，窄窄的一细条，前面堆着自行车。她和胡兰成朗诵乐府的那个阳台，现在连阳台的把手都还在，被别人的手掌摩挲得黄黄亮亮。她写到的那个爱发脾气的楼房暖水系统，会嗡嗡地长响不停的，现在竟然还在响，时事变迁，上海的房子拆得连几年不来上海的人都认不出来路了，居然它还未改变。在她那个公寓里打转的那个上午，我心里真是奇怪，还有一些惴惴，我想不清是不是算得侵犯了张爱玲的隐私权。我只是太想了解上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151]
这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爱玲的阳台。阳台很大，阳台围栏的上方撑着一个竹帘子，已经很破了，夏天挡不住日晒，冬天也仍挂在那里。每天红通通的太阳落山，或是下雨，高楼外的天色一片雪白，破竹帘飘来飘去，很有芦苇的感觉。
张爱玲在《（太太万岁）题记》和《我看苏青》等处也写到这方阳台。在《我看苏青》的末尾，她有一段漂亮的描绘和沉沉的联想：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到：“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起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有人记叙过张爱玲出名之后，有人到六楼去看望她的情形。因为电梯不是24小时开放，有时候就只有爬到六楼，精疲力竭。胡兰成曾经介绍一个张迷去看她。期期艾艾的，见面20分钟就告辞。当作囧事回去给胡兰成汇报，他忽然大笑起来，笑完之后说：有一次，上海有几个作家联袂去看张爱玲。他们走了六层楼，已经把全身力气消耗完了，谈话的时候，他们把态度故意弄得很自然、漂亮、大方。约莫连讲了一刻钟罢，把一些大道理都搬了出来，张爱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含笑看着他们，招待他们。……这样一来，作家们觉得空气不对了，逐渐萎缩起来，弄得非常尴尬。自此以后，他们就有裹足不前之势。胡兰成口中讲的几个作家去看张爱玲的故事，很可能是指几个作家爱惜新进作家名声，前来规劝她不要附逆不要给汉奸报刊投稿不要和附逆文人来往（讲大道理）而受到张爱玲漠视的事情。张爱玲一贯远离政治、远离是非、葆有自我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那时她还只有二十三岁。[152]
公寓，是张爱玲求得平安的处所，她在阳台上看风景、观世情、想人生，又回到书桌上写春秋，写人物的命运。她是一个“公寓人”，是一个公寓里的现代作家。她以公寓为据点，生活在都市，体验着人生。1936年的秋冬之交，她天天出去买菜，作为一个充实的自食其力者。买菜的途中她常有诗意涌出。梧桐树的落叶，慢慢地飘来飞去，在张爱玲的眼里，落叶也有它的爱。天的刀光，老楼尘梦，落叶吻着它地上的影子。像一个中年人似的，它和它的爱，静静地睡在了一起。冬天，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带补缀的蓝布衫，她感叹道：“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外国人画出的中国人总是乐天的，狡猾可爱的打哈哈。难怪中国人中有那么多“琐屑、难堪和失面子的屈服”。那种愉快的空气想起来真教人伤心。
沿街有一个道士在化缘，他敲着竹筒，“托——托——”敲着，敲在张爱玲的心上，她联想道：“时间与空间一样，也有它的值钱地段，也有大片的荒芜。不要说‘寸金难买’了，多少人想为一口苦饭卖掉一生的光阴还没人要。”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实呀。
张爱玲从公寓到菜场，从咖啡店到商场，在细琐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体验，因此避免了一般象牙塔中文人咬文嚼字、空洞幻想的积习。买菜归来的女佣、拎着锅送饭的小女孩、剁肉的店伙计及好讲人是非的老板娘，都在她的观察范围之内。一家店铺里，无线电娓娓地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使她想起一个唱本的开篇：“谯楼初鼓定天下——隐隐谯楼二鼓敲……谯楼三鼓更凄凉……”第一句口气很大，那种由汉唐传下来的万家灯火的中国，景色壮丽，令张爱玲欣喜，然而，也令她忧伤，因为万家灯火“在更声中渐渐静了下来”。
冬日的阳光，硬直的水泥路——“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都是年轻有气力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在张爱玲的心中，不是一个庞大而空洞的理念，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人物、每一桩事件中，虽然也有污秽和创伤，但它是和睦可亲的，有血有肉的。这个公寓女郎，是中国的儿女，她身居公寓，想着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菜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153]
三十二、“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爱丁堡公寓，张爱玲度过了她一生的黄金岁月。这里是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出产地，是她“欲仙欲死”的爱巢，是她接待周瘦鹃等文人的处所，也是她常与女友们谈天说地寻开心的地方。
爱玲并不是独处6楼65室，她与姑姑住在一起。张茂渊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职业女性。她对其兄张廷重的言行十分不满，二人后来竟完全闹翻。不仅因为张廷重吃喝嫖赌的劣迹，兄妹二人也有财产方面的纠纷。1930年，她提出要由她、张廷重及同父异母的兄长张志潜三人平分父亲张佩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当时宋版书很值钱，全在张志潜的手中。但他不愿平分，于是打起了官司，张廷重兄妹为一方、张志潜为一方。各请了律师，诉讼期间，证据于他二人有利，但不久竟判了张志潜胜诉。张茂渊后来才明白，由于张志潜答应给张廷重一笔钱，他就背叛了她这个亲手足。这一年，张廷重和黄逸梵离婚了，张茂渊和黄逸梵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当时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一幢西式大厦租了一层有两套大套房的房子。在张爱玲保留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的正是房屋一角的夜景：雅洁的地毯、高脚台灯、梳妆台、穿衣镜、盆景，张茂渊正在沙发上看书。宽敞而静谧。这是姑嫂俩自己设计的。那幢楼里住的多是外国人。她们买了一部白色的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生活很阔气。
1932年，黄逸梵又出国去时，张茂渊在怡和洋行做事，她“姑代母职”，承担了照顾张爱玲姐弟的责任。当时张廷重经济上还很宽裕，她的照顾是精神和道义上的。她和黄逸梵在英国游学四年，有很多共同的见识，也有着超过了夫妻情和兄妹情的姑嫂情。黄逸梵走后，她又搬到一处稍小一些的房子去住，这是开纳路（今武定西路）的开纳公寓。这时爱玲已长得快跟她一般高了，她玩笑般的“央求”爱玲，可不能再长高了。她还把姑侄二人在屋顶阳台上的合影寄给远在异国的黄逸梵。在照片的背面，她用铅笔写着：
我这张难看极了小煐很自然所以寄给你看看
这地方是汽车间顶上小孩顽（玩）的地方
我们头顶上的窗就是我的sitting room的。
张茂渊这时虽与爱玲姐弟分开住，但常打电话关心二人的生活与健康。1935年，张廷重一家搬回麦根路那栋原属张志潜的大别墅。张茂渊怕爱玲姐弟遭后母的亏待，特地为他俩各买了一张新床、一个衣橱、一张有玻璃台面的写字桌及一把椅子。亲自安顿好了之后才放心地离开。有一次姐弟患了重感冒，发烧不止。张茂渊得知后，立刻请了个外国医生，坐她的汽车来治病，亲自担任翻译。取药后又关照老保姆如何吃药及其他注意事项。
1938年，张爱玲逃出父亲家后，就与住在开纳公寓的母亲、姑姑共同生活。黄逸梵是1936年回国的，她这回还带了一个美国男友。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俊漂亮，别人称他维葛斯托夫。爱玲曾见过他，但她没有向弟弟提起过。这时她对母亲的感情似乎淡漠一些了。原因可能是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十几岁的少女一下子还难以轻松地接受，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
1939年初，她们三人搬到了爱丁顿公寓。她们的房子有一个大客厅、大餐室、贮物间以及两套大套房。那时张茂渊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厨子，只雇用了一个男仆，每周来二三次，帮着购一些伙食用品，其他的家务都需自己料理。爱玲这时已是一个大姑娘了，但她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
爱玲在《天才梦》中提到，她十六岁时，母亲从法国回来，才将暌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里所说的处处受痛苦，指的是张爱玲生活自理能力的欠缺。黄逸梵希望她能在一两年内学会生活，学会居家过日子，学会适应环境。教她煮饭、洗衣，练习走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要拉窗帘，对镜研究面部表情，以及说话的艺术。张爱玲认为她没有完全学会这些淑女风范。生活的艺术，她不是不能懂得。但她擅长的是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人与人的交际，母亲正是在后一方面强于她并要求她的。或者说，黄逸梵是交际型、务实型的女子，而张爱玲是体验型的女子。
多年来，黄逸梵都是靠卖古董维持生活，那是先辈留下的遗产，每次出国，她都是带一些古董出去换钱。眼下，这些货越来越少了，又要张罗爱玲留学的费用，因此精打细算。张爱玲的突然投靠，对她的经济与情感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张爱玲暗自思忖：“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牺牲。”她对母亲的情感也有了些变化。她说：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154]
所以，她感到，“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155]。
黄逸梵和维葛斯托夫于1939年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成手袋、腰带出售。1941年底，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大轰炸中，黄逸梵的男友死于战火。这对她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她一个人在那里苦撑，经济上损失很大，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得知去了印度，曾做过尼赫鲁姐姐的秘书。
在一点点地毁掉母爱时，张爱玲也从更广大的背景中思考着从前称颂的母爱中的虚饰和不健康成分，她说：
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156]
令人不得不佩服张爱玲的清醒和睿智。母爱是一种原始之爱，万全之爱，本能之爱，它是女性的一种伟大的情感，但绝不是女人的全部。现代中国有一种过分强调母性而忽视人性、过分强调女人的妻性而忽视女人应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倾向，滥调的文章太多了。张爱玲能直面人性的深处，反对盲目地将生活戏剧化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她比大多数女作家深刻得多。
张爱玲与姑姑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母亲在一起长得多。她与姑姑既是长幼关系，又像是平辈的朋友。“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她说，“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该让它稍有毁损。”[157]这个“家”，就是她们合住的赫德公寓。张爱玲1942年夏天从香港回上海，就与姑姑住在这里，那年姑姑四十岁了，她才二十二岁。
张茂渊说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在爱玲的眼里，她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近于周作人的冲淡平和。但她不喜欢文人，处处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我简直一天到晚地发出冲淡之气来。”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有一天夜里非常寒冷，急急要往**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爱玲听了，觉得有趣，认为是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又有一次，姑侄二人吃萝卜煨肉汤，爱玲问起胡萝卜从外国传入的一些问题，张茂渊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有解释，有悬念，有情节，爱玲把它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称之为时髦散文，“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158]
1944年张茂渊生过一场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原。她带一点儿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爱玲与姑姑趣味相投，所以她在姑姑的日常说话中也找到了生活的趣味。当然，姑姑好读书、留过学，长期从事文职工作，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品位高，才会有如此的妙语汩汩涌出。她对爱玲的小说一般不看，爱玲押着她看了苏青和她对谈的记录，其中有关于职业妇女的看法，姑姑也有自己的意见。她找起事来十分挑剔。理由是：“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曾与张茂渊在一起共事的人回忆说，张茂渊很有十八九世纪英国闺秀的风范。对于中国人习以为常地“做人”“送人情”之道，她一向不屑。她公开声明不参与同事中的红白喜事之类的应酬。[159]从这些情况来看，张茂渊和黄逸梵多年的海外生活，使她们养成了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气质。不为他人活着，不做勉强自己心性的社会应酬，不过分表面化地做出重亲情、友情的姿态，尤其讨厌装出那种习见的为他人牺牲自己、委屈自己的吃力相。从正面来说，也就是为自己活着，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意愿的事，不在乎别人的反应。在我们中国这个太重“礼”的社会里，为自己活着是需要几分坚强的，也特别容易被人视为“怪”。现代人格的塑造，在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
张爱玲明显受到她们的影响，她也是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对她的大俗大雅，她的清坚决绝，她的炫人装扮，她的婚姻态度，人们总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总摆脱不了惯有的思维模式。以旧有的习俗礼义、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去评价她的生活方式，自然感觉到“奇”与“怪”了。其实，从价值多元、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是十分理性的，当然也是很正常的。
炎樱从小在香港长大，两人在港大同学，自此由相识而结为朋友。港战爆发后炎樱一家搬到上海，因而与爱玲仍常有往来。炎樱的英文比中文好，她也颇有当作家的意向，积极学习华语，常在街头大声读招牌广告，不识的字就问爱玲。从五四起汉字书写的顺序既有传统的从右到左，又有借鉴西方的从左到右，因此常使炎樱犯难，每每闹出笑话。不过她的汉语很快有了大长进，也开始写文章了。她之所作，大都为散文。如《死歌》《生命的颜色》《女装·女色》《浪子与善女人》等都很流畅可读。后两篇文章还是爱玲翻译的，其间颇多佳句。在上海期间，她俩的作品常在同名同期的刊物上发表，排列顺序也很近。其《女装·女色》一文，告诫人们要克服“为了学时髦的缘故而牺牲了自己”的毛病，[160]还精细地谈到了服装与身材、肤色的搭配方式，着装的趋时与守旧的效果，很有心得，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篇对女性产生吸引力的妆饰指南。此间上海一家杂志登出过一则广告，上写：“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可见两人不仅是服装鉴赏家，还想做设计家了。不过，是否真的开办这项业务，不得而知。
有一天诗人路易士与张爱玲、炎樱一起在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聊天，路易士与张爱玲见过多次面，但见炎樱是第一次。后来他写过一篇短文专谈炎樱。在他眼里：“炎樱是圆脸，会说话，中等身材，其整体的感觉，不是‘西洋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是‘现代的’。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并非指‘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而是指‘精神状态’的现代化。……总之，炎樱，这个女孩子的见解，有许多地方的确是可称赞的。那写了论文恶意地攻击现代新兴绘画的人们，应该听听炎樱说的话！”[161]
一个现代派的诗人欣赏一个现代派的女子，是十分自然的事。也正是因为炎樱性格的可爱，一生不爱交友的张爱玲与炎樱成了一生的挚友。
爱玲为炎樱翻译文章，炎樱也常为爱玲的作品题画，如同她有时亲自为张爱玲设计装扮一样。她十来岁就对绘画下过极深的功夫，她的画笔一直超过文笔。她说：“我并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但是自从十岁起，空白的墙壁就**着我，一直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有一堵墙可以尽情涂抹。”[162]她在文章中对色彩也是极力铺陈，描绘过毒粉红、埃及的蓝、权威的紫、牢监的灰、春雨的绿、土地的绿、处女的粉红、风暴的蓝、凡·高的向日葵的黄等奇异的色彩。爱玲对她的这种能力十分佩服，专门谈到过炎樱用“盲人的黑”形容一个非常黑的黑头发女人的妙处。在她眼里，满世界都是色彩的世界。“每一种情调、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种颜色来翻译。……每个人都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
除了为《传奇》再版封面绘了草图，炎樱还为《流言》扉页的作者玉照做了精心设计，炎樱仿佛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导演，她让爱玲的头发当中分路，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仍是一副守旧的样子，因为炎樱不让她笑出来，要笑在眼睛里。照片印好后，炎樱在极热的下午骑自行车去照相馆取回，拿着放大的照片，兴冲冲地对爱玲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啊，你现在可以成天吻着自己了。——没见过爱玲这么自私的人。”
在解释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作品集上印作者照片时，张爱玲说：
印书而在这里面放一张照片，我未尝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尔斯泰那样的留着大白胡须。但是我的小说集里有照片，散文集里也还是要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读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163]
她俩常在一起品茗看戏，谈书论人，买鞋试衣，情同手足。外出的时候，不论出发时为什么，结局总是吃。在咖啡馆里，虽然各出各的钱，美国式的“AA制”，但仍旧很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一副主人让客人的口吻，真是好笑。接着就是长篇大论地对谈起来。一次炎樱说她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主人提议玩一种游戏：向最智慧的鞠躬，向最美丽的下跪，向最爱的接吻。后来大家乱吻一阵，也不知谁吻谁。这种游戏很傻，但这样的场合下一个人不加入，就更显得傻。不过炎樱仍有不洁之感。于是两人的话题就转到女人与爱。炎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我老在他面前说你的好话，他只知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我又不情愿了。”
“我也要嫉妒的。”爱玲说。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我嫉妒的是你而不是他。”
爱玲大笑起来：“自然应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炎樱又断断续续说道：“我想我还是会大闹一场。隔了几天又会后悔，一个电话打给你。说：‘张爱玲，几时来看我吧！’”
“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着没看见，就像英国式的。等客人走后，再悄悄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到底是不行的。”
爱玲又补充说：“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别的女人就不行。”由此可见二人的亲密程度。两人还谈到多妻主义、日本女性，又由日本女性谈到各国文明，由人生谈到艺术。从咖啡馆出来，已经是深夜，天上有冬天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而泼了水的透亮透亮的寒冷。两人一个住东，一个住西，远近差不多，可炎樱一定要爱玲送。送到门口，张爱玲才觉自己吃了亏：“为什么要送你这一趟？又不是你的男朋友？”于是坚持要炎樱出一半她一个人回家的车钱。她们的账其实向来还来还去，很少有算清的时候。
炎樱说：“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合理想的滑稽搭档。”她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张爱玲成名后，常有女学生跟在后面喊着唱着：“张爱玲！张爱玲！”就像是追星族追歌星、球星一样，妨碍了两人的谈话，她觉得与张爱玲一起外出有点“讨厌”了。
真是气短情长、可笑可爱的一对女友。
三十三、“谋生之外也谋爱”
一天，张爱玲和炎樱在新新公司附近的游艺场玩乐，炎樱看到了一幅广告画，画中一女人浅红的鹅蛋脸，人情味极浓的笑脸，有一种“叽里喳啦”的美，炎樱看到她，想起了她和张爱玲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苏青，提议道：“去看看苏青好吗？”爱玲还没从画中回过神来，不由一怔，炎樱又加了一句：“我们的苏青。”
其实，苏青与爱玲认识在先，再通过爱玲认识炎樱的。先有爱玲的苏青，才有“我们的苏青”。她是与爱玲同时驰名于上海文坛的一位女作家。苏青原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宁波人。曾任中华联合制片公司编剧、天地出版社发行人，并主编《小天地》月刊。此外，还担任过上海特别市政府专员、中日文化协会秘书。这两个职务是很不光彩的伪职，苏青的政治身份之复杂可见一斑。
但她主要还是个作家。她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母亲也从事过教育工作。在宁波中学读书时，成绩出众，写作能力更为师生注目，曾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但她父亲死得早，母亲又失去了工作，因此家境不太好。念书时寄宿在学校，以读书为消遣，且读的都是新文艺书籍。她曾考上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尚未毕业便奉命回家完婚，又因怀孕中断了学业，后随夫迁居上海。丈夫是个少爷气十足的男人，她生了个女儿一家人不喜欢，时时给她难堪。苏青便不理他们，躲在房里带小孩、看书。最爱看的就是30年代颇有影响的《论语》《人间世》。有一天突然技痒起来，就把自己生孩子的感受写下来，题为《产女》投给《论语》，编辑部将题目改为《生男与育女》发表。这是她创作之始，时为1935年夏，但她此时还无当职业作家的意思，并不多写。婚后夫妻常有不睦。有一次，苏青向丈夫索要家庭开支，发生激烈争吵，丈夫竟打了她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164]1942年冬，夫妻反目，她带着两个孩子加用人共五口，求职因无文凭没有人要，代课没几天又被辞，生活无着落，于是试着投稿。当时著文为生者较少，发表作品相对容易，她就出了名。
她的主要作品有四部：散文集《浣锦集》（浣锦是苏青家乡的地名），1944年4月出版；小说《结婚十年》，1944年7月出版；《续结婚十年》，1947年出版；散文集《涛》，1945年出版。她的全部作品描绘和表现的都是女人的生活和爱情，没有出过女人的圈子。女人写女人，有其方便，也有苦衷。对此，苏青深有感触，她曾在一次聚谈会上说过：“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的困难的地方，便是她所写的东西，容易给人们猜想到她自己身上去。……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一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说着的地方。”[165]
苏青这话是有感而发。她影响最大的作品是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以惊人的坦率和大胆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女人的不幸婚姻以及离婚后抚育小孩和寻找职业的故事，曾创造了印刷36版的惊人纪录。其主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惨。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不行，这是环境逼迫她如此。”“希望普天下夫妇都互相迁就些，可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上，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166]
可怜的希冀，难堪的企求。要求不太高，境界也不高，却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可见那时妇女的心态。这是《结婚十年》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被认为有“色情”描写，一时沸沸扬扬。作品畅销，她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声名却大受损。有人以提“苏青”为不齿，有人称之为“文妓”。如果把那时报刊上谈及苏青的文字辑录起来，可装订成几大册。其实《结婚十年》并未有意渲染色情，不过对作为夫妇生活之一部分的性心理作了少量的如实描写。
就涉及**的中国现代爱情文字而言，20年代有郁达夫的《沉沦》，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直言肯定了**是人生的正当要求；30年代有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它正面展示了女人对爱的灵与肉的双重要求，也具有石破天惊的现代意识；40年代有苏青的《结婚十年》，它平实地描绘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生理尤其是心理苦楚，虽限于笔力，不够深入，但也自有其写实意义在。
不同于爱玲的繁茂艳丽，苏青的文笔是单纯的白描。不太讲文法修饰。不注重技巧，一任生活之流汩汩涌出，属于生活实录实感体。其特点是真切但缺少回味，坦诚却缺乏升华。
她的文风如同她的长相。波浪般的鬈发，端直的五官，宽平的双肩，颇有几分男性化的风味，一览无余，清澈见底。她不能忍受生活的空白，不甘寂寞，喜欢世俗的热闹，爱与朋友交际。她往往与女人们在一起很拘谨，与男同胞在一起却很开心，滔滔不绝。一个因婚姻和职业吃过苦的女人，通常没有女人们常有的处世武器：矜持，而多了几分干练豁达。女人的苦闷、希冀、生活方式是她的主要话题，虽然谈的不过是常识，没有过人的理性，但是恳切朴实，单纯明快。在张爱玲的眼里，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爱玲欣赏她的这一切，常为她说好话，为她的单纯笔调辩护。她称苏青的单纯是“伟大的单纯”，并说：“如果必须把女性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167]
40年代上海文坛上苏青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她的名不仅因为文章，也因她的出众的性格。“苏青是与众不同的苏青”，“苏青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的爽直、豪放，和饶有男子汉气概。……我们在眼前见到的是一个烫发时装的现代佳人，然而我们闭上眼后，只听她的高言傥论，活似一个辩才无碍的男子汉了。”[168]这是一位当年见过苏青的作家的描绘。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还说苏青的作风“是近于自然主义的”。在对苏青的有着“男孩的俊俏”的外貌做了一番描画之后，胡兰成还对苏青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点作了一番恳切平实的点评。他说：
她的离婚，很容易使人把她看作浪漫的，其实不是。她的离婚具有几种心理成分，一种是女孩子式的负气，对人生负气，不是背叛人生；另一种是成年人的明达，觉得事情非如此安排不可，她就如此安排了。她不同于娜拉的地方是，娜拉的出走是没有选择的，苏青的出走却是安详的。所以她的离婚也是冒险，但是一种正常的冒险。她离开了家庭，可是非常之需要家庭。她虽然做事做得很好，可以无求于人，但是她感觉寂寞。她要事业，要朋友，也要家庭。她要求的人生是热闹的，着实的。[169]
抗战胜利后，苏青也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两顶脏帽子轮番戴在她头上，一顶是“文化汉奸”，一顶是“色情作家”。她作专文予以澄清。新中国成立后，她为上海越剧团编过《屈原》《司马迁》等历史剧。她的古文根底好，历史知识丰富，工作出色。但1955年胡风事件牵连到她，被打入狱中。起因是她曾为历史剧《司马迁》的创作问题写信向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求教，而后来贾植芳被视为“胡风分子”，抄他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于是苏青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达一年半之久。之后，她又被剧团辞退，生活艰难，在冤屈、拮据和病患中她可怜无助地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向了晚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82年12月7日，身患多种疾病的苏青，大口吐血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间，享年六十九岁。
三十四、渴望**的爱
苏青生命中的辉煌是在40年代，这是她用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创造出来的。她和张爱玲的友情也是在这一时期。她比张爱玲大六七岁，但两人的经历有某些类似：都是书香门第之后，自小都缺乏父爱，中学时都是有名的才女，大学都未读完，都以情爱生活为题材写作，同时成名于上海文坛，等等。但她们的性情、文风却有很大的区别。一个爽直热烈，风风火火；一个矜持平和，文文静静。当然，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文友。
张爱玲是苏青办的《天地》杂志的固定作者。爱玲能文能画，经常为该刊配画。第八期《生育问题特辑》中，苏青写有《救救孩子》一文，批评为国家生孩子的反人道的生育观和只顾生不顾养的不负责态度造成的生命质量低下的状况，呼吁“救救孩子”。张爱玲为它配了一幅画：一个胖女婴，梳着羊角小辫，手和嘴唇支在栏杆上，脸上是受惊吓的表情，令人担忧和同情。《天地》十一至十四期的封面也是爱玲设计的。天上的朵朵云彩与大地的沉稳安详和谐地配在一起。苏青后来办的《小天地》杂志上，《女像陈列所》一文，也是张爱玲配的画。
人们总以为张爱玲和苏青来往密切，其实两人见面并不多。二人的关系不过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一个约稿出刊物，一个交稿得稿费。偶尔见了面，话匣子就关不住，常有恋恋不舍之感。因为苏青的宁波腔很重，有时一个意思要讲半天才明白。末了她总是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这是多么结实的真实。苏青的不少看法，爱玲认为可贵，就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出来？”苏青总是先一愣，仿佛从未想到这一层。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些意见就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使爱玲很感荣幸。
苏青最佩服的作家是张爱玲。她曾当着不少女作家的面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她熟读张爱玲的作品，而且还不无遗憾地问过她：“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看，总找不到。”
在《天地·编者的话》中，每有提到张爱玲处，苏青总是一片赞扬。在第四期中，她说：“张爱玲女士学贯中西，曾为本刊二期撰《封锁》一篇，允称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在三期刊载之《公寓生活记趣》亦饶有风趣。本期所刊《道路以目》尤逼近西洋杂志文之格调，耐人寻味。”
第十四期《编辑后记》中她热情介绍张爱玲的作品集，这样写道：“张爱玲女士蜚声文坛，众**誉，其作品价值已不必编者赘述。观乎其最近出版之小说集《传奇》畅销情形，已可见南北读者对其热烈拥护之一斑。今日编者更有一好消息，可以抢先报告，原来张女士又集其年来所写的散文郑重付刊了，书名《流言》，预料其出版后的畅销情况又必空前的。”
一次爱玲同炎樱谈到苏青，炎樱说了一句极俏皮极准确的评论：
“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
然而果真不欠吗？恐怕只是男人觉得而已。对于苏青的打扮，张爱玲也有评价。她的话显出女人对女人的理解：“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很少有‘玩味人间’的成分。”[170]
苏青曾对张爱玲谈到过她的理想生活，这一理想印证了张爱玲所说的“苏青的作风”。苏青希望丈夫有男子汉气概，不是小白脸，有点儿架子，又有点落拓不羁。夫妇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请客，都是谈得来的朋友。但女宾必须比她大好几岁，或者比她长得差一些，免得麻烦。而丈夫的职业最好带点儿短期旅游性质，家庭生活也才有节奏和变化。
这幅理想图中，既有旧式女人的权利，也有新女性的自由。这原是一般现代女子的通性。
然而她常常失望。因为天真，把男人看得太好，又因为认真而很快发现了男人的缺点，一次次的憧憬破灭了。如同张爱玲一针见血之所言：“有几个女人是因为灵魂的美被男人所爱的？”[171]
于是，苏青常说：“没有爱。”微笑的眼神中有藐视。
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
谋生是物质上的需求，爱则是精神上的享受。女人的生存状态和爱的追寻，一直是张爱玲、苏青们的思考焦点。在抗战胜利在即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黑暗是可怕的，相对来说也是沉寂的。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完整家庭的张爱玲，总是躲在她的僻静的一隅独自思索着天长地久的男人和女人的爱。她对女人的最基本认识是：“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通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172]张爱玲作品中的女人也是最基本的女人，生活的心计，爱的喜悦烦恼，无爱的悲哀病态，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读过她的小说的人，都会为她对女性心理言行的准确细致描写所折服。
她的散文中也有很多关于女人的文字。前述她评炎樱论苏青的话已见她对女性的深入理解。《我看苏青》中张爱玲还有一句妙语“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这话很耐人寻味。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里，女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男人实现的，她们的主要心思在男性身上，取悦于男性是她们价值确证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隐含着中国的一句古话——同行生嫉妒。当然如果考虑到后来被人们通过《小团圆》“索引”的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短暂的隐性的三角故事的话，也可以理解，这里面话里有话。
“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现在回头来看张爱玲《我看苏青》这篇文章，有真诚的赞美，也有言过其实的讨好，还有话里有话的玄机。有人考证，苏青1947年2月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第11章叫《黄昏的来客》中的当过次长、社长的政论家谈维明原型就是下一章的男主人公胡兰成。谈维明用各种精彩的话语蛊惑了独居的女主人公，两人竟然上了床。一番**之后，谈维明抱歉地说：你满意吗？女方无语。过了一会儿，他又讪讪地问：“你没生过什么病吧？”[173]后来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一个女作家叫文姬，大概有点像欧美日本的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照见臃肿的咖啡色线绒衫，织出葡萄串花样。《续结婚十年》出版后，两人似再无来往。有人指出，也就是苏青与张爱玲永远绝交的时候了。“而张爱玲也以《小团圆》来报复30年前的旧恨”[174]，只是这个书印行的时候，苏青已经离开人世了。
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引述了一个讲普通话的女人和一个讲上海话的女人的对谈，谈的都是男人。一个谈自己的丈夫，一个谈自己的儿子。于是概括道：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真是俏丽隽永，一语中的。
《流言》还有一篇十分有趣的散文，题为《谈女人》。文章有一半篇幅是摘录英国无名氏的《猫》中关于女人的奇谈怪论，另一半则是她自己的妙语。她谈到女人的弱点是全由环境所致，学校教育也不顶用，文凭、眼镜的厚度并不能帮助女子解决情爱问题；她说正经女人虽然痛恨**，可是自己若有机会，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这话虽然粗听起来似乎有悖公理，为女性所不容，但实际上是现代妇女心理学和部分勇敢的女子所承认了的；她认为女子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更多考虑的是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她还说，女人取悦于男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身体的人，必会失去许多珍贵的乐趣。但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1945年2月27日下午，上海滩上两个最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举行了一次对谈会。地点在张爱玲寓所，策划者为《杂志》社，主题是“爱情婚姻家庭”。谈话内容发表在当年3月的《杂志》上，正文上有一段记者写的“前言”，这样介绍两位发言者：
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地是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她们所写的都是她们自己的事。由女人来写女人，自然最适当，尤其可贵的，似乎在她们两位的文章里，都代表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
两人谈的内容具体而广泛。苏青因是做过媳妇和母亲的女人，比张爱玲多一些实际体验。苏青首先谈到了职业妇女的苦衷，谈到女人最可怕的事件是“失嫁”，“过时不嫁有起生理变态的危险”。她坦然地说：“不过知识浅的人还容易嫁人，知识高的一时找不到正式配偶，无可奈何的补救办法，说出来恐怕要挨骂，我以为还是找个情人来补救吧，总比做人家正式的姨太太好。”
她继续说道：“丈夫是宁缺毋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三分之一。……知识妇女自有其生活能力，不妨仅侵占别人（指原配夫人）的感情而不剥夺别人的生活权利。”其言之大胆，确有招骂之虞。这些话鲜明地反映了40年代部分女性的思想心理，爱的价值观压倒了家庭伦理贞节德行的价值观，未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个侧影，是极有认识价值的思想材料。
苏青向来是泼辣大胆的。40年代的文化圈中盛传她的一句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巧妙地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古训改动了一个标点，准确风趣地表明了女子的社会地位及由之产生的对男性的依附状态。
对谈会上，张爱玲的见解也颇有见地。她说某些女人本来是以爱为职业的。而家庭妇女若一心只知道打扮，跟妓女其实也没有太大不同。她还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这也出自她精细别致的观察体悟。
最后两人谈到了择偶标准。苏青条分缕析地列了五条，皆是人们大都赞同的标准。爱玲的看法是：“常常听见人家说要嫁怎样怎样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该大十岁或十岁以上，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对谈发表之后，引起读者极大兴趣，《杂志》先后刊登了十几篇参加讨论的来稿，可见当时有一定影响。
什么是爱？张爱玲从没有为之下过定义。但她有一篇散文《爱》。篇幅不长，以一个女子的故事表明了爱的人生意义，于平淡的叙述中阐发着自己的见解，可谓淡中出奇。她讲述了一个小康之家的漂亮女儿，有无数的求婚者，但有一个夜晚，她伫立在村头的一棵树下，一个不相识的男青年对她说了一句：“噢，你也在这里吗？”之后再无言语就各自走了。后来她远嫁他乡，吃了不少苦，但心头永远萦绕着这句话，一阵阵甜蜜的忧愁。张爱玲不带感情不加修饰地写了这个故事之后，写道：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175]
这就是爱！它不是一个有着明确的开端、发展、**、结局的过程，没有一定的婚姻指向，甚至也不一定被对方所知晓，它是一种存在于心灵的状态，是沉睡潜伏的暗流，突如其来的奔涌，是一个悠久的回味，是生命中突然开放只为另一个人开放的一朵艳丽的花。
曾经有人问张爱玲，假若要她编一个爱情题材的剧本，该如何表现。她的回答是——
需要**的爱，不要平凡的、公式化的爱。[176]
**的爱，是天马行空、超凡脱俗的浪漫之旅，是抛弃了一切非情感因素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两颗纯粹的心灵的碰撞……
当张爱玲这样表白的时候，她的爱——**的爱，已涨满了她的心田。
也许，这是生命中惟一的爱，欲仙欲死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