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关于《连环套》的争议

《传奇》是由发表张爱玲小说最多的《杂志》社印行的，但她最先联系的是中央书店。1944年6月15日，张爱玲给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写信，已谈到了书的促销方式。信中说：

我书出版后的宣传，我曾计划过，总在不费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如果有益于我的书的销路的话，我可以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说的人去代我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有贵族气氛的……

可见张爱玲充分捕捉到了一般人的心理，为了书的畅销，她不惜兜售自己的家史。她要以家族的“传奇”去渲染自己的《传奇》，以非文学的方式去推销自己的文学，以便在社会上更好的流传。“当我接受了她的原稿后，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她。我给她难住了，凭我三十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凭特殊势力按户挜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因此只好自认才疏力薄，把原稿退给她。”[123]

同时她还给柯灵写了一封信，征询他对她的小说集在中央书店出版的意见。柯灵回忆说：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124]

不知什么原因，张爱玲不仅没有把书交给中央书店出版，而且还在7月份主动腰斩了在中央书店主办的《万象》杂志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可能因为《杂志》上刊载的迅雨的批评《连环套》的文章使她觉得在同一刊物上继续刊登这篇小说很难堪，也可能她匆迫地写一部分登一部分，越来越觉得不顺手，越来越应了迅雨的批评。尽管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连环套》有所辩解，但她还是觉得难以为继，写作的心境也没有当初那么平静单一了，于是她干脆停了笔。

张爱玲此后一直没有续写《连环套》，而且也没有把它收进集子出版。1976年，《连环套》像“出土文物”一样被翻了出来，刊在台北皇冠出版社《张看》一书中，张爱玲在自序中说：

去年唐文标教授在加州一个图书馆里发现40年代上海一些旧杂志，上面刊有我这两篇未完的小说（《创世纪》和《连环套》）与一篇短文，影印下来，写信征求我的同意重新发表。……那两篇小说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坏。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有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

张爱玲说话始终是俏皮的。既不断然否定多产必损害质量，又为自己创作日少作了充分的解释。她有她的矜持，也有她的坦诚。比较这篇序和当年写的《自己的文章》，就可看出事隔三十多年，她终于承认了傅雷的观点。

其实，平心静气地看《连环套》，它虽然不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佼佼者，但自有其价值所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没有谁像张爱玲那样如此集中地关注和描写过“姘居”这种在旧中国较为普遍的男女关系。前面曾经提到过《连环套》的故事来源于张爱玲通过炎樱接触过的几个在华的东南亚人的经历。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和她先后姘居过的三个男人的故事。女主人公霓喜原是广东偏僻小镇人家的一个穷小女，十四岁被养母送到香港的一家绸布店的印度籍老板那儿，卖了120元。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叫雅赫雅·伦姆健，他像挑商品一样检查了她有无沙眼和脚气之后买下了她，她是他的生育机器，也是女佣。他总忘不了她是他买的，从不把霓喜当妻子看。“两个人之间没有一点同情和了解，虽然他们都是年轻美貌的，也贪恋着彼此的美貌与年轻，也在一起生过孩子。”这是两人关系的总结。因误会和不理解，因霓喜地位低下，虽然在一起生活了十年，但说闹翻就闹翻，霓喜带着孩子被赶出家门。这时五十七岁的药铺老板窦尧芳看上了她，霓喜又与他生活了五年。窦在乡下有妻室，却给霓喜较宽松的待遇。但他老而病，病而死。本家族人霸了产业，赶走霓喜，使她又陷入孤苦无靠的境地。不久，她在干姊妹家结识了英籍工程师汤姆生。汤姆生因为寂寞，因为贪图她的一双说着顶好的中国话的眼睛，二人又姘上了。又过了五六年，到了民国初年，汤姆生借口探亲回英国正式结了婚。她又一次失去了男人，生活又一次破碎了。她也老了，失去了悍然的美。

这是张爱玲的一部不无缺陷的探索之作。首先，她开掘了从姘居的角度探讨两性关系的新的题材领域。张爱玲说道：“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125]这一分析大体是成立的。鸳鸯派的言情狎妓故事很多，但姘居题材因不够刺激，为他们所不取。新文学作家写过一些同居题材的故事，往往是男女双方因情而结合，既得不到家族的承认以完成旧式的婚礼方式，亦不被法律承认，因为那时代法律意识是很薄弱的。双方惟一的联系是感情，情在家在，情破家亡，无可因形式不完整而厚非。如子君与涓生（鲁迅《伤逝》）、汪文宣与曾树生（巴金《寒夜》）等。姘居与此不同，它是一种有实无名的家庭生活方式。一般来说，女人的地位较低，男人因种种原因与之共同生活。这些原因或是周边没有具有婚姻可能性的异性而又要家园感以填充寂寞（如霓喜与印度人和英国人），或因男性贪色（如霓喜的三个男人）。女性虽行妻子之实，却受门第地位限制不可能成为正式夫妻，她们的地位始终不确定，常有不安全感。

《连环套》开篇写道：“赛姆生太太是中国人，她的第三个丈夫是英国人，名唤汤姆生，但是他不准她使用他的姓氏，另赠了她这个相仿的名字。从生物学家的观点看，赛姆生太太曾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她始终未曾出嫁。”在略带调侃的语言中诉说了女主人公的卑微地位，她不过是一个姘居者，毫无法律保障。张爱玲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不像夫妻关系郑重、比高等调情负责、比嫖妓更人性的在当时较普遍的现象。

其次，张爱玲对霓喜的性格、心理的刻画仍然是“张爱玲式的文笔”。对这个从小无家庭温暖，十几岁就依附男人的女子，她的不安全感、她的敢于破罐破摔的性格，她因生活较穷人富裕而产生的说谎、虚荣、化苦为乐的弱点，把握得较有分寸。比某些新文学作品中把贫穷与善良画等号的描写方式更有人性深度。此外，作者对作为一个女人的霓喜的描述颇见功力，无论穷弱无告时还是生了一串孩子时，她都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自然是美的。但那是一种“流动的美，俯仰百变，难描难画”。因为地位不稳，她便抓住了自己的美作为维持生计和心理满足的资本。“惟一维持她的自尊心的方法是随时随地的调情——在色情的圈子里她是个强者，一出了那范围，她仅是人家脚底下的泥。”

窦老板死时，族人皆来，视她为敌人，闹得不可开交。她一人怎敌众人：

窦家几个男人一扎堆站着，交叉着胳膊，全部斜着眼朝她看来。霓喜见了，心中不由得一动。在这个破裂的，痛楚的清晨，一切都是生疏异样的，惟有男人眼里这种神情是熟悉的，仓皇中她就抓住了这一点，固执地抓住了……先把那几个男的收伏了，再收拾那些女人。

靠着这个念头，她虽不能说化险为夷，但也顺利下了台阶。老板之死这一节相当精彩地描绘了霓喜心理，是全书的**之一。仅上引文字而论，张爱玲对世态人情的理解令人扼腕赞叹。在利益、家族、伦理的纠纷中，两性之间的心理战往往压倒和改变了似乎在外在意义上不可改变的东西。这是我们常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所发现的。

此外，《连环套》虽为长篇作品，其间仍有许多精彩的意象描画，至于它的叙述语言的旧小说笔调，作者自己有一个解释：“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的：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息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词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126]作者自己承认是一个弱点，并表示改正。但她的动机有可取之处，力图以文字本身的魅力营造清末民初的气氛，仍显示了作者有很强的文体意识。笔者看来，其缺陷主要不在文字的有些刻意做作，而在对背景缺乏必要交代，直到小说快结束时，读者才知道这是民国了，此其一。其二，这是作者的第一篇第一人称小说，“我”是一个旁观者、见证人、穿针引线者。但其后似都为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不够一致。其实，张爱玲本是擅长全知叙事角度的，《连环套》中没有“我”，故事一样能推演下去。

1945年，《杂志》十四卷六期至十五卷三期上连载了张爱玲的《创世纪》，约三万余字。十九岁的匡潆珠，家境已败，人口又多，只好到药房当店员。遗少家死顾面子，她做事也要偷偷摸摸，她与开灯泡店的青年毛耀球的结识与恋爱也是偷偷摸摸的。家中知道后，既不甘心对方门第太低而屈就，又怕错过了这个小有收入的好机会，态度尴尬。匡潆珠在这种环境中对毛的感情是柔嫩可怜的温情。作者还是想写封建遗少家庭的没落，有时不免冷落了匡毛的爱情戏，人物谈说回叙过多，显得较为散漫零乱，仿佛是一个长篇的开头，即使仅是一个开头，也是散乱的。这篇作品她只好不了了之，没有收煞。

这段时期，她写得太多了。《创世纪》不能算作成功之作。

这年春天，她还写了一个小说《描金风》。在4月出版的《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文化报道栏内有一则短讯：张爱玲近顷甚少文章发表，现正埋头写作一中型长篇或长型中篇，约10万字小说《描金风》，将收在于不日出版之小说集中。但这篇小说并没有刊印。

二十八、“有关我的职业道德”

《连环套》连载期间，既有迅雨的批评，又有张爱玲的“腰斩”，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愉快，即所谓“一千元灰钿”的稿费纠纷。

张爱玲在《万象》连载《连环套》，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与她约定每期稿费一千元。登了六期，应得稿费六千元。张爱玲主动“腰斩”《连环套》，又把本来答应给中央书店出版的《传奇》给《杂志》社出版了。两件事都未给中央书店做个交代说明，秋翁心中很不舒坦，在《海报》上写了一篇题为《一千元的灰钿》的文章，谈到张爱玲多领了一千元稿费，张爱玲颇为诧然，立即去信《海报》，说明事实经过。原来是头年底平襟亚与张爱玲谈妥次年一月开始连载时，当时就给了张爱玲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一月二月的稿费，但张爱玲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吧，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的还是两千元。

当时张爱玲正在盛名之中，平襟亚的文章自然引起很多热心读者的关注。当时另有两篇文章也在无意中使张的虚领稿费的事“坐实”了。一篇是柯灵写的，他在《海报》上说张爱玲是品格高的人，决不会有意多领，恐怕是一时疏忽。柯灵正在编《万象》，偏偏这时候张爱玲中断了《连环套》，他能为张开脱洗刷，作为编辑是很大度的。另一篇文章是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写的，他在刚创刊的《语林》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记张爱玲》的长文，生动记叙了张爱玲的中学阶段的生活与性格。张爱玲对汪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她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127]从香港回上海后，她见到老同学就问汪先生近况，听说他不在上海，很惆怅。没想到她路遇《语林》主编钱公侠，得知汪先生写了一篇记她中学生活的文章，于是兴冲冲地跟他到印刷所看此稿清样，并在轰隆轰隆的机器声中，万感交集地写了几行字，表示感念。《记张爱玲》一文在谈到张爱玲不积极参与校刊的编务与写作，有时连作文也交得迟，甚至“一篇充作两期”的情况时，他把一千元灰钿的疏忽与之相提并论，作为张爱玲身为文章高手却生活马虎的传证。这两篇为张爱玲辩护的文章，都出于好意，却更容易给读者以张爱玲确实多领了一千元的印象。

于是张爱玲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话》，再次陈述了事件经过，并在最后说道：

我曾经写过一封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辩，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先生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平常在报纸上发表与我有关的记载，没有根据的，我从来不加以辩白，但是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这不愉快的事情重述一遍。[128]

作为一个以写作维持生计、以写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职业作家，张爱玲注重职业道德、尊重读者的态度是令人尊重的。她的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汪宏声文之后写的，且寄给了发表该文的同一刊物《语林》，钱公侠收到此文后，还请平襟亚“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片面攻讦之嫌”。平襟亚的文章叫《一千元的经过》，并在文后附有“张爱玲《连环套》小说稿费清单”，他坚持认为“故就事实言，迄今仍欠本社国币一千元”。[129]双方各执一词，并无最后结果。

不过，平襟亚心中仍怀不平。有一次某刊物约请十名文人写一篇“接力”式小说《红叶》，平襟亚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在家中赏花树，妻子问老园丁园中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道：“这里是没有的，而在某家园中，每到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祈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这颇有点影射讽喻的意思了。接“下一棒”的郑逸梅觉得这样做欠妥当，赶紧把话题转向了别处。[130]

这件事，可以算作“一千元灰钿”事件的一个并不有趣的尾声。

二十九、“流言——水上写的字”

写小说的同时，她也有一些散文陆续地见诸刊物。1944年12月，这些散文结集为《流言》，由中国科学公司印行，亦大受欢迎。

《流言》是引一句英文writter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一样传得快。[131]

《流言》的作者很容易让人看出就是《传奇》的作者。这本散文集中，作家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身边世界的描绘，对文艺问题的阐发，都是生动有趣又极富资料价值的。张爱玲研究资料极为匮乏，这些一手资料就显得极为珍贵。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第一、二章的不少材料即取之于此。

然而，远甚于这种资料价值的，是其文学价值。爱玲的散文，同样是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

这个世界是苍凉的。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经历了太多变幻的张爱玲女士对人类文明、生存意义有着伤感的估价。她的散文比小说更随意、更直接地流露着荒芜、伤痕、漂泊、失落、惊骇与沉重的心境。乱世的人，没有真正的家。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见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132]

由此而引起凄凉的身世之感。在爱玲的眼里，再好的月色也带着凄凉，再艳的太阳也是孤独的。孤独是智者的境界，它虽然多少有些可怜可悲，但比盲目的乐观更为可敬。如果不过分地受其伤感的**的话，透过这种情绪，读者会发现作家对生活与文明有不少惊人的真知灼见。张爱玲最敏锐之处，在于她能透过普通平实的日常生活去揭示其“寻常的反常”之处。比如她由衣服的装饰作用谈到一种生活现象：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133]

因为都市生活的程序化，因为大众传播，因为先验形式，人成为被塑造被规定的“套中人”，失去了原始的自然。这就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文明对人的反向作用。对于万人夸耀众口称赞的母爱，张爱玲的见解惊人而深刻。她认为在母爱的题目下有太多的滥调文章，母爱这种自然而神圣的感情被过分戏剧化了。

“寻常”的反常是貌似正常实为不正常，能够发现这一点的人，才是其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有独立的思想、聪慧的眼光。

张爱玲的散文世界充满了趣味。她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常有令人捧腹叫绝之语。她对生命意义的悲观反而导致了对生活小趣味的近于过分的嗜好，她对“寻常中的反常”的发现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对俗事谅解的洒脱态度。《更衣记》的末尾，她描绘了这样一幅动态：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冲了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人群，满街人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写到这里，她随笔发挥：“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在这幅习见的情景中，人们通常从童真快乐或游戏危险的角度着想，最多是半夸耀半责备地叹一声：“这孩子，真淘气。”张爱玲所感受的是人生的意义，与大道理毫不相干。与此相类似，她还有一句话：“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烬余录》）这话并不是玩笑，看似无道理，实际上颇能与人的生活体验相印证。她写自己遇急时的情形也要忙里偷闲地描绘一番周边景色（《私语》）；她谈跳舞的姿态和心态的看法会使人们对这种现代男女交际方式有更新更深的理解（《谈跳舞》）；她写香港战争，全是趣味野史，一幅生动的战时淑女图（《烬余录》）；她把公寓描绘成比静穆悠远的乡村更为理想的遁世之所，表现了一个“看透者”的独有心境（《公寓生活记趣》）。她对世俗生活的精细观察是常人不及的，但也因为过分精致，没有悲壮和博大的品格，只是苍凉幽深的美。

当然，张爱玲的精细与随意并不意味着她只有“微观”而没有“宏观”，事实上，她是非常善于从微观中见宏观世界的。比如《中国人的宗教》这篇散文，对中国人的生命观、宗教观的理解之深透绝不亚于任何一篇学术论文。她说，表面上看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佛教与普通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部分是：这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

由于不太想活着的意义而停留在活着就好的境界上。“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懂地**着神秘的可能性的雾，而是一切思想是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由宗教而人生，由人生而艺术，又由艺术回到人生。张爱玲简约顺畅地描绘了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素质。

张爱玲还谈到了中国的“读书人”与“愚民”对宗教的不同态度和共通的宗教背景。中国人的地狱观，投胎的意识，对于棺木的过分热心等，对于后一点，她的解释很妙：

在中国，为人子的感情有着反常的发展。中国人传统上虚拟的孝心是一种伟大的，吞没一切的感情；既然它是惟一合法的热情，它的畸形发达是与其他方面的冲淡平静完全失去了比例的。

在这里，对传统仁义道德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但她并不用“批判”的口气，仍然在随意的铺叙中生发着。比如她谈中国人念念不忘的人生原则“做人”：

然而要把自己去适合过高的人性的标准，究竟烦难，因此中国人时常抱怨“做人难”。“做”字是创造、摹拟、扮演，里面有吃力的感觉。

谈到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张爱玲说，中国人喜欢法律，也喜欢犯法。所谓犯法，倒不一定是杀人越货，而是小小的越轨举动，好在无目的。路旁竖着“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边去。

张爱玲又谈到孔教与民众、外教在中国的情形。在一个宗教没有根底、似有似无、似信非信、互相牵扯的状态下，她这样界定了中国宗教的限度——

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到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思想常常源流到人性的范围之外是危险的。邪魔鬼怪可以乘隙而入，总是不去招惹它的好。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分。在这范围内，中国人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什么都是空的，像阎惜姣所说：“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塌。”

这篇文章发表在《20世纪》第5卷第6期上，编者按说道：“作者神游三界，妙想联翩，无意解开宗教或伦理的疑窦，却以它独有的妙悟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解说了中国人的种种心态。”《中国人的宗教》属于张爱玲早年散文中比较费读者心力的一篇，但仍然是逸趣横生，妙语如珠，既能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又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张爱玲前期散文中有一个关键词经常出现，那就是‘中国’，中国、中国人、中国女人、中国化、中国式、中国气味、中国文学、中国故事、中国的心……几乎比比皆是，出现频率之高，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国人’如何如何，一直是张爱玲所关心所不断讲述的。”[134]在这一点上，跟20年代的鲁迅的杂文，动不动就是中国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他们都有一种世界视野下的家国审视、国民性探究意识。

张爱玲的散文世界有着舒缓的节奏，有着奇异的音响，有着沉郁的色彩。她的琐记与私语，她的谈艺与品戏，全没有大悲大勇，而是舒曼轻柔，淡中出奇。如同她所欣赏的巴赫的曲子，笨重凝固而又得心应手；她对颜色、声音、气味的敏感使她的散文如同在音乐声中徐徐展开的一幅幅繁丽有味的图画；奇妙的比喻更是俯拾即是。有的比喻，如果张爱玲没有用，你绝想不到。有了这样的比喻，你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比喻。而在现代散文家中，熟练地大量地运用着“五官通感”技巧的，当首推张爱玲。

张爱玲的《流言》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优秀之作，与任何一位现代散文名家相比，她都不逊色。她比冰心深刻，她没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气，她比周作人开阔，她没有徐志摩的华丽堆砌，她比林语堂灵隽，她没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尤其在散文创作比较平寂的40年代，她的文明意识，她的人生体悟，她的俏皮风格，她的独特文体，更显得珍贵难得。

《流言》出版再版好几次，甚至汉口也有再版本。系“南北丛书”之一种，汉**通路十八号“大楚报社”发行印刷，印数3000册，定价中储券4000元。再版本之主体内容虽与1944年12月张爱玲兼任著作者与发行者的《流言》初版本一致，但在封面文字与排列方式、目录编排与字体、“画页”顺序内容与正反等方面都存在细节差异，其误植空格、横字斜字、标点字形等差别都说明并未沿用初版纸型，而是重排再版。它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出版的一部特殊的书籍，版权页标注的1945年8月1日，距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和抗战胜利结束仅两周，距8月27日《大楚报》停刊不足一月，距9月18日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汉口中山公园签降也不到50天。它是张爱玲抗战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作品集，也是张爱玲民国时期在上海之外出版的唯一一本散文集。[135]

在《流言》之后，张爱玲还有一些篇幅短小的散文发表在上海的一些小报上。比如：《罗兰观感》，1944年12月8日、9日《力报》；《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1944年12月9日《海报》；《秘密》，1945年4月1日《小报》；《丈人的心》，1945年4月3日《小报》；《天地人》，1945年4月15日《光化日报》。她看中的是小报的浓浓的“生活情趣”中所体现的“都市文明”。在一个聚谈会上，她说：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遍的上海市民，所以我看小报的同时也是觉得有研究的价值的。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有时候漏了几天没送来，就耐不住要跑到报摊上去翻翻了。我也从来不去想到一种刊物应当不应当存在的问题，总之，有这样的读者就有这样的刊物——譬如从前的《古今》，我也是对于它的读者的心理比对它本身更感到兴趣的。小报上有些文章说到我，除了有关我的职业道德的，我从来不去辩正，也不怎么介意，因为大家都喜欢讲讲别人的。我也在小报上写过文章，大约因为体裁不相宜的缘故，不知为什么登了出来看看很不顺眼，所以我想以后对于小报还是就保持着忠实读者的地位罢。[136]

尽管张爱玲生于上海，却因镇日读书，涉世未深，与现实社会难免暌隔。想要融入十里洋场的新环境，她需要走出书斋，与外界多打交道。而为了尽快熟悉都市风尚，免不了多翻报纸，尤其是小报。张爱玲爱读小报。在她心目中，“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这看法略嫌夸张，也未必准确，却反映了她对小报抱以极高的认同感。1945年7月21日，《新中国报》社在咸阳路二号召开“纳凉会”茶宴。席间，《海报》社长金雄白问及张爱玲对小报的意见，张答复说：“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张爱玲对小报的认同感，也体现在她的散文创作中。《私语》写她小时候与父亲同住，“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并且“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诗与胡说》又说，自从路易士发表怪诗《散步的鱼》，遭小报逐日嘲讽，张爱玲竟也“全无心肝”地“跟着笑，笑了许多天”。

《公寓生活记趣》述及一位“开电梯”的人，“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在那次纳凉茶会上，张爱玲进一步重申：“我那里每天可以看到两份小报，同时我们公寓里的开电梯的每天也要买一份，我们总是交换来看。”稍加推理可知，回沪后的张爱玲与姑姑同住，除了《新闻报》，她们也订小报，所以每日闲读，成了忠实读者。[137]

张爱玲还在1946年6月15日创刊的《今报》上，以“世民”为笔名发表了散文《不变的腿》。以美国女影星、美腿女神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为由，漫谈中外对待女性身体尤其是大腿的不同的流行观念以及折射的中外性别文化。

张爱玲既然是小报的热心读者，有时也就会成为它的作者。这些文字，也是短小隽永、令人回味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