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这个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沦陷了。自此至1941年“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为止，上海的英法租界孤立于日占区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孤岛，形势十分险恶。此间大批左翼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纷纷撤离，四处离散。文学创作队伍日渐庞杂，客观上给一些不知名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发表机会。而自五四以来的以北京和上海为北南中心的现代文学格局受到了很大突破。因为战争，上海很多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先后停刊，如《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光明》《作家》等。作家们失去了从容的写作心境，部分作家提倡投笔从戎的前线主义，因此新文学在上海的地盘日渐缩小。部分留居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如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王任叔、唐弢等，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坚持进步宣传，鼓吹正义事业，力所能及地维护和发扬着新文学忧国忧民的传统。但在1941年12月日军侵入英法租界后，他们办的刊物先后被迫停刊，许广平、柯灵等亦遭逮捕，史称“孤岛文学”的这一段历史结束了。

之后的上海文坛，除了部分进步作家的零星之作外，大量充斥的是汪伪政府的和平文学和代表市民生活气味的软性文学。大的书局报社受日伪控制，隐名的小书局和报刊纷纷出笼。当时读书圈子很小，图书销售业较为萧条，沦陷区物价飞涨，经济困难，一般作家难以著书维持生计。更因为在侵略者刺刀下，在日伪特务机关的注视下，人们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发表见解，于是逃避现实，麻木无聊的作品如色情、恐怖、侦探、武打、怪异、掌故、轶事、秘史之类泛滥成灾。软性文学和影剧成为人们的主要精神消费。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也是紧密相关的。这已是抗战后期，抗战文学有一定衰弱。长期的抗战，人们滋长了疲惫心理，疲惫和郁积情绪需要发泄，于是迎合了这种情绪的报刊纷纷出笼。这，正体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相持性。

在上海沦陷区直接受日伪控制的报纸有《申报》《平报》《国民新闻》和被停刊后又强制复刊的《大美晚报》《泰晤士报》。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与汉奸人物有瓜葛，他们有的插手编务发行，但并非都由汪伪政府直接管辖。一般来说，伪政府对报纸控制较严，对杂志相对较松。杂志上也并非篇篇都是汉奸言论，也有一些无关痛痒的以文艺趣味为主的内容。当局对这些消闲性质的报刊，视为点缀其文化“繁荣”的方式，一般不予干涉。屡被后来文学史提及的作家如陈大悲、路易士（纪弦）、袁殊、柯灵、桑弧、周作人等亦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张爱玲的主要发表阵地也是这些。

现将这类刊物的背景作一简略介绍：

《紫罗兰》，鸳鸯蝴蝶派性质的杂志，周瘦鹃主编。原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1945年3月出第18期后停刊。

《杂志》月刊，新中国报社社长袁殊主办，吴江枫主编，上海战事之初即已出版。其内容颇杂，独不涉及政治和外交问题。张爱玲撰稿颇多。

《古今》，散文半月刊，社长朱朴，主编周黎庵，上海古今出版社发行，1942年3月创刊。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大汉奸有文刊载，苏青、张爱玲亦有散文发表。

《风雨谈》，柳雨生主办，1943年4月创刊。柳为文化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出逃大陆，在南洋一带教书写作。

《天地》，文学月刊，冯和仪（苏青）主编。张爱玲与冯有较多联系。

《万象》，平襟亚主办，柯灵主编。它是一份半商半文性质的刊物，且新文艺味较浓，在各类杂志中销量最广。柯灵与爱玲有一段文字之交，爱玲在《万象》上发表了《连环套》《心经》等小说。关于他们的结识经过，柯灵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手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的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的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时，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7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胁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记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说是初见，我对她便不陌生，我诚恳地请她经常为《万象》写稿。[103]

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张爱玲成名于抗战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对的平静，斗争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宣传文学无人理睬，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而纯文学的创作几乎成空白。当柯灵试图编品位较高的杂志而不得不在其他报刊上搜寻好作者，便说明了当时作家队伍的匮乏。张爱玲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做了一个漂亮的填空。

真可谓乱世有奇才，奇才逢乱世。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是乱世为她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是才华使她在乱世中放出了光彩。如果不是当时上海文坛上优秀作家销声匿迹，如果不是当时的纯文学创作领域近乎空白，她的才华完全可能被淹没。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她的出现是一个漂亮的填空。当后人们逐渐把这个空儿看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张爱玲填空的分值便越来越高。

二十四、新作研讨会

1943年、1944年，张爱玲创作到达极盛期。她像一匹马力十足的写作机器，几乎月月有小说刊出。战时上海的杂志多是短命的，所幸的是张爱玲的声名和作品长存下来了。

短短两年时间，张爱玲著述丰富，作品畅销，红极一时。她是作家聚谈会上的座上客，专门讨论其创作的座谈会接连召开，记者的访问记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也陆续出现。出名欲旺盛的张爱玲真的出名了。

1944年2月7日下午3点，张爱玲在亚尔培路参加了中日文化协会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共同出席的还有苏青、潘柳黛等中日作家，座谈会的主持人是事务局长周化人。讨论了中日妇女、文学创作、妇女动员等等问题，直到五点多钟才散会。第二天《申报》以“中日文协举行女作家座谈会——晚间设宴招待小林秀雄氏”为题，对座谈会进行了报道。[104]

3月16日下午2点，在新中国报社内，《杂志》月刊负责人鲁风、吴江枫约请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等举行女作家聚谈会。她们都是当年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当早已成名的那些进步的革命作家因环境恶劣纷纷撤离上海之后，这块新文学的重镇一下寂然，只有少数几位左翼作家孤军奋战。这批女作者大都因寂寞和牢骚而拿起了笔。文学之于她们，不是斗争武器，不是唤醒人们奋争的号角，而是一种发泄和消遣。她们的笔下没有政治、没有战争，有的只是家庭的小悲欢，女人永远的烦忧。大浪淘沙，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中的多数已被历史遗忘，只有张爱玲越来越强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其次是关露和苏青，在此后的文学天幕中有零星的闪现。

在一座洋式住宅的台阶上，错落而随意地摆着十来张椅子，参加者相围而坐，喝茶，嗑瓜子，一片初春的阳光，一种闲适的气氛。主持人首先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缘起，是因为上海的女作家近几年不俗的创作成绩。接着介绍了特别嘉宾，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他有《中国女性文学史》专著，当时正着手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张爱玲亦被他选入。

座谈会主要有7个议题。涉及自己第一个作品的来历、女作家怎样评论女作家、对外国女作家的意见、取材范围、写什么和怎样写、读书与消遣以及对流行作品的批判。席间对张爱玲赞誉最多。有人说初读爱玲小说，惊讶其文笔之老练、想象之丰富，认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作家，不料见面才知道如此年轻。有人宣称只看张女士的作品，其余女作家一般不看，可谓情有独钟。

谈到女作家的取材特点，主持人问道：“有人说，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在座各位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大家议论纷纷，苏青基本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女作家生活范围较小，自然限制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总是比较顺手，又是一个长处。汪丽玲也是这样看，她说：“在这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女**的路线自然比较狭隘。……但研究范围的狭隘，也可能表现得较为精细。”张爱玲大体属于这一派，但她有所纠正。她分析说：“的确女人的生活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改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材料的惟一源泉。”关露和潘柳黛则持反面意见。关露说题材的狭隘与否不能以男女分，而应以作家自身生活经历为标准。她举例说，林语堂的作品并不比丁玲的反映面宽广，法国都德的题材也不比乔治·桑广泛。于是话题又扯到男女作家的不同风格问题。张爱玲认为好的作品应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丽，多愁善感，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谈到“怎样写”的问题，主持人特意问张爱玲：“张爱玲女士写的故事都很动人，不知如何取材？”爱玲答道：“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这个回答颇似鲁迅“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写法。可见，高明的作家自有其相通之处，他们都是观察广泛、概括精当的写人高手。

会上还就各自的读书和消遣，对古今作家的看法交换了意见。张爱玲还谈到他喜欢的作家有毛姆、赫胥黎和斯特拉·本森[105]。就文学谈文学，没有丝毫政治色彩。大家任意而谈、畅所欲言，时间一过就是好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在座诸位女作家中，张爱玲成就最大，她的技巧常为与会者称赞。她本来发表了不少意见，仍老是被点名，请她对许多问题发表看法。她有一句回答引得大家哄笑起来。她说：“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这倒不是俏皮话，它如实地反映了爱玲的思想特点。她不是那种常能急中生智、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型的作家，也不是那种能不分场合左右逢源的社交型作家。她的特长在于悟，独自的体悟。

这次座谈会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被上海文坛承认的一个标志。也是认识那一特殊时期的女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生涯的珍贵史料。

二十五、“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44年5月号的《万象》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评论文章，署名为“迅雨”。“迅雨”就是以翻译著名的傅雷先生。当时，他正埋头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语名著，他一生也极少写评论文章。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评一位在当时走红的作家，在他的文字生涯中是不多见的。文学修养高深、文学趣味高雅的傅雷，敏锐地看到了张爱玲小说对现代文坛的独特价值。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翻译家的注意力。

傅雷联系新文学诞生以来重题材主题轻艺术技巧的倾向，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小说的意义。他说：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傅雷这句话可以说是正戳到了新文学的痛处。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形势和文学氛围中，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价值的作家本来不多，且处处受挤压。张爱玲踏入文坛前，全然没有受到傅雷所说的那种文坛风气的影响，她以她纯粹的文学态度和职业作家意识进行创作。在傅雷看来，是一个可喜的事件，是一桩难得的奇迹。因此他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成就。认为《金锁记》对技巧与主义之争“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除了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有“最幸运的成就”，还有三个优点。“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燥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第二是作者的节略法（racconrci）的运用……巧妙的转调技巧！”“第三是作者的风格。”它是“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识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

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格。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傅雷给这篇作品的评价相当高。纯正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眼光，使他看到了张爱玲的独特贡献。

也正是因为对《金锁记》作者的创作水准有很高的评价，当他看到张爱玲还写了一些有缺点的作品时，也就毫不吝惜他的批评之语。他认为《倾城之恋》中对两个主要人物心理挖掘还不够深入，作者把笔墨大都用在范柳原和白流苏的调情上去了。“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更严厉地批评了张爱玲正在刊物上连载的《连环套》，认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是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家消遣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

在“结论”部分，傅雷出于对才女的爱护，善意地提醒张爱玲，即使在创作的**期也要边创作边提高，不要被技巧所迷惑，不要太沉溺于旧小说的笔调中。“总而言之，才华是最爱出卖人的！”“文艺女神的贞洁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污辱的。爱护她就是爱护自己。”

傅雷最后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是张爱玲研究史上最早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章。出于对长期以来忽视技巧的倾向的不满，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出色技巧；出于对文坛流行的宏大题材决定论、“题材至上”论的不满，他肯定了张爱玲市井作品的题材意义；出于对张爱玲的爱护，他对张的某些作品也提出了批评，某些措辞还相当严厉。

这篇文章是投给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的。柯灵对傅雷的看法有同感，但他未经傅雷的同意，删掉了其中一段话，曾引起傅雷的不满。在这篇文章开头，傅雷指出新文学技巧的弊端时，曾有一段批评巴金的文字。“我认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106]

编辑删稿，自有他的权力。但也有删得高明不高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傅雷把张爱玲看作与巴金不同类型作家，是相当敏锐的。以如火的笔表达对黑暗专制、家族制度的憎恶，以写作来表达“我控诉”是巴金作品的特点。他一辈子都宣称自己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他从不刻意追求技巧，他是那种不为当作家而写作的作家。张爱玲则不然，写作是她的目的，写作是她的生命本身，所以她在技巧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她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具有自觉的职业作家意识。因此巴金和张爱玲，分属于新文学的两大不同作家群落。前者和老舍、曹禺一样，是民主主义作家；后者和沈从文、钱钟书一样，是自由主义作家。

傅雷的文章在《万象》发表的同时，张爱玲的《连环套》也正在杂志上连载。张爱玲当然很快就看到了这篇评论。对此，张爱玲做出了较多的反应。

她写了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题目就叫“自己的文章”。虽没有在文中直接说明是对傅雷的答复，但实际上确是有感而发。她在文章开头谈到写作此文的原因时说：“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近来忽然觉得有话要说”就是因傅文而起的。

关于题材问题的看法，张爱玲与傅雷并无明显对立。不过她的表述更多的是从人生的角度而不是学理的角度。她说：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张爱玲在这里给自己作品的题材意义找了一个坚实的“说法”，那就是男女爱情生活更能表现人生的繁复，生活的底蕴，不论什么题材，都应该解析人的灵魂，探寻人生的奥秘。她的这一观点，也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一脉相承。谈到自己的写法时，她说：

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沉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从这些话来看，张爱玲对傅雷的批评，有辩解，也有自我批评。对傅雷关于《连环套》的看法，张爱玲也是同一态度。她较充分地谈到了自己对霓喜们的姘居现象的看法，应该说现代中国作家中没有哪一个能像张爱玲那样观察研究过这一现象。《连环套》的题材还是别有意义的。对于傅雷所批评的这篇小说的旧小说笔法问题，张爱玲一方面坦陈自己有意为之的缘由是要与时代氛围一致，另一方面也承认做得不好。她说：“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107]

张爱玲的另一个反应是出版小说集。傅雷在文中劝她：“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辞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傅雷还希望张爱玲这个文坛奇迹有一个好结局。张爱玲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希望趁热打铁，因而听不进傅雷“多写，少发表”的忠告，也听不进柯灵类似的看法，迅速把小说收集为一册，交《杂志》社刊行，书名就叫“传奇”。在前言中她解释说：

书名叫“传奇”，是为了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

张爱玲当初看到《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文章时，并不知道“迅雨”是谁。直到60年代中期，在香港时才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宋淇先生[108]回忆说：

目前为大家所注意的迅雨那篇登在1944年《万象》杂志上《论张爱玲的小说》，引起不少猜测，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

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严谨，不似李健吾的文笔那么散漫啰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呢？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的傅雷。那时的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而且不愿别人知道。单看名字，迅雨和傅雷二者之间倒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可查。

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以后，我告诉她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动摇她对自己的估价。

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109]

宋淇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81年，但是1982年张爱玲给他写了一封信，披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原来当年张爱玲不是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而是另外搞了一个小动作，那就是写了一篇影射讽刺的小说。

1908年生于浦东的傅雷，家道殷实。但4岁时父亲入狱惨死，24岁的寡母将其拉扯大。他性格孤傲、叛逆、暴躁。1927年，母亲只好送他自费留法。临行前，在母亲要求下与14岁的表妹朱梅福订婚。但到法国后，爱上了法国女子玛德琳，写信给母亲要求退婚未果。不久，傅雷发现玛德琳与多人保持恋爱关系，愤而分手，并差点自杀。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同船回到上海，10月，出任上海美专刘海粟校长的校办主任，后为打抱不平和刘海粟绝交。回国后，与朱梅福结婚并给她改名为朱梅馥。朱曾说：“婚后因为他（指傅雷）脾气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难免。”1933年9月，借母丧之机，傅雷正式辞职，从此靠翻译为生。

傅雷待人待己失于过苛。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忍了一分钟，最终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傅雷对张爱玲的作品有弹有赞。但两个人都是很有个性的人，第一次写长篇遭此重创，张爱玲自然会迁怒于傅雷，恰好她与刘海粟妻子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曾是同学，常有来往，得知了成家榴与傅雷的婚外情。

傅雷律己甚严，但幼年丧父，在强势的“女性爸爸”的阴影下成长，心灵深处埋下了对不伦之爱的渴望。1936年底，在考察龙门石窟时，傅雷曾与妓女黄鹂有染。1939年，傅雷与成家榴传出绯闻。

根据从成家榴同学口中听来的绯闻，张爱玲写出《殷宝滟送花楼会》。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成家榴是“殷宝滟”，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除了人物化名，故事完全照搬，还把自己写了进去，名为爱玲，显然在暗示：文中一切属实。据张爱玲说，小说发表后，成家榴十分恐慌，跑到内地匆匆嫁了人，而成家榴自己则说，是因为傅雷的夫人朱梅馥太善良了，自己只好退出。

对张爱玲这一招，傅雷极为尴尬，曾说：“《金锁记》的作者人品竟是这样低劣，真是错看她了。”令傅雷哭笑不得的是，《论张爱玲的小说》也引起左派作家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张爱玲的作品充满“垃圾堆的腐臭”，而傅雷居然大加称赞，因此满涛等人化名发文恶骂了一番傅雷。晚年张爱玲重读了《连环套》，此时她的意见比傅雷还激烈：“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不论曾有多少误会，二人最终取得共识。

她还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个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1982年12月4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披露了她发表于1944年11月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作为列女传之一）的内幕。[110]对此有人进一步分析说，1944年5月，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万象》上刊登；半个月后，张爱玲回敬了一篇《自己的文章》，为评论里批评的那几篇小说辩护；11月，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殷宝滟送花楼会》。时间点如此契合，让人不多想都难。当然，这也可能是巧合，傅雷一边和成家榴分着手，一边写着评论，成家榴转身去找老同学张爱玲倾诉，傅和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种交集。宋以朗就说，张爱玲写《殷宝滟送花楼会》时，并不知道傅雷就是迅雨，张爱玲是后来到了香港才从宋淇那里听说的，她有点惊奇，但也没深究。这种可能也有，傅雷的那篇评论，是交给柯灵发表的，柯灵跟张爱玲交情不浅，《小团圆》里以他为原型塑造的那位荀先生，又特别爱在女主人公面前说文坛掌故，总之有点八卦，那么，他把这个大秘密八卦给张爱玲听完全有可能。[111]

二十六、“向来是惜墨如金的”

1944年9月，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出版。收有《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轻的时候》《花凋》《封锁》共十个中短篇作品。对于出书，张爱玲有一种等不及的欲念。她坦诚地对读者道出了她的喜悦：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112]

战时的上海，物价飞涨，什么都贵，但《传奇》的销路非常好。“初版不到四日，即已告罄，兹再版重印”，《杂志》社在重印的广告中这样宣传说。《传奇》初版封面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为自己作品设计装帧最多的是张爱玲。后来在香港出的很多书，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封面。《传奇》初版封面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姑姑看着充满油墨香味的新书，对她说，你母亲以前最喜欢这种颜色，衣服全是或深或浅的蓝绿色。“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我就是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一点长处都没有，气死人了。”[113]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114]

张爱玲在这个时期，除了是好几个座谈会座上宾以外，还是报刊上被关注的人物。5月的《杂志》上刊登了胡兰成的《评张爱玲》。潘柳黛跟着写了《评胡兰成（评张爱玲）》，把胡兰成与张爱玲大大地调侃了一番。她戏谑胡兰成，赞美张爱玲“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还把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比喻为大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距离太远到不相干。意在“幽他一默”。

6月20日上海出版的日语《大陆新报》的副刊文化专栏刊载了若江得行的文章《爱，爱玲记》。若江得行是上海中文专科学校东亚同文书院的英国文学教授，他评价张爱玲刚刚发表在《天地》第5期的散文《烬余录》：“她用主观、客观及各种手法巧妙的描写了战时的香港的情况，而且，她特别注重生动的描绘主要人物，手法不同凡响。”[115]这篇散文的日语版也在这家报纸上陆续刊载，翻译者是室伏克拉拉。

1944年8月26日，《传奇》公开面世前几天，下午3点，《杂志》社约请部分作家和学者在康乐酒家举行了一次“《传奇》集评茶会”。出席者除张爱玲与《杂志》社同仁外，还有前云南大学教授袁昌硕先生，谭正璧、尧洛川、钱公侠、谷正魁等作家评论家。谷正魁即沉寂，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116]爱玲的女友苏青、炎樱也参加了讨论会。

主持人吴江枫首先作开场白：此次邀请诸位，为的是本社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传奇》问世后，销路特别好，初版在发行四天内全部卖光，现在预备再版，因此请各位来做一次集体的批评，同时介绍《传奇》的作者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对《传奇》一书发表意见，予以公正的不客气的批评。如有缺点，也请提出来。在作者和出版社方面都非常欢迎。

张爱玲脸上泛着微笑，声音很低，谦虚地说：“欢迎批评，请不客气地赐教。”这天她特意打扮了一下，穿着黄色绸底的上衣，蓝颜色裙子，头发在鬓上卷了一个圈，再长披而下。戴着玳瑁边眼镜，搽着口红，显出沉静庄重的神情。大概每一个初成名的作家在举行个人作品讨论会时都是这样郑重而心喜、紧张而快乐吧。

座谈会上，主持人请袁教授发表意见。他谈了三点。第一，张爱玲描写的技巧非常成熟，书中人物呼之欲出；第二，女作者为女人说话，微妙细腻，真切感人；第三，西洋文学往往以长篇巨制作为衡量作者高低的重要尺度，希望作者早日出长篇。

爱说俏皮话的实斋先生用“妙极”概括他的阅读感受。说看她的作品，通篇看有味，一句句地看也很有味，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

新烫了头发，穿着绿底白花旗袍的苏青女士晚来了几分钟。她风风火火地赶来，喘息未定，就被主持人点名发表意见。她急急地用宁波话说：“我不说，我写下来。”于是摸出纸片，在上面写字。写好后，吴江枫替她念出来：“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地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但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佩服她，并不是瞎捧。”她的方言难懂，因此这段妙论只好请人代读。一个作家居然当众对别一个作家表示感服，实属不易。她非常直感地道出了张爱玲小说的魅力，从音乐感与绘画美的角度，指出其佳妙处，敏锐而中肯。在谈到阅读感受时，苏青用“吞读”一句非常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张爱玲的吸引力。

从文而兼商，既写小说也写评论的南容先生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谈道：“张爱玲的小说没有通常的文体滥调，她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班公说他最先读到的是爱玲的散文，没想到小说也如此漂亮。他将爱玲与赛珍珠做比较，认为：“张爱玲是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尽管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话初步涉及中外文学对作者的影响问题。班公还谈到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我佩服她炼字炼句的功夫，我喜欢她的矜持。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谭惟翰分析了张女士小说的三个特色：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张女士制造氛围的手腕很高，二是作品中“凉”字用得特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谷正魁、钱公侠着重谈到作者对变态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这些看法，都接触到张爱玲小说的一般特点。因是座谈的形式，即席发言，也就未能深入。钱公侠后来还有文章谈道：“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层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地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样的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117]

座谈会上，还对张爱玲的具体作品进行了点评。班公对《金锁记》《倾城之恋》评价最高，南容以为《沉香屑·第一炉香》最佳。柳雨生的书面发言中认为：以结构论，《年轻的时候》《茉莉香片》最好；以深刻论，《心经》最为惬意。而《金锁记》比《倾城之恋》还要好。对此，爱玲女士自己的看法是：别人喜欢她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可她自己最中意的是《年轻的时候》，然而很少有人喜欢它；最不满意的是《琉璃瓦》和《心经》，前者浅薄，后者晦涩。真是各有所爱。

那天聚谈会的当事人之一谷正魁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张爱玲那天穿橙黄绸上装，品蓝色长裙，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在当时来说算是“奇装异服”。令人惊异的是她把头发在鬓上绕了一圈，长长地披了下来，遮住半边脸，再戴一副眼镜，望过去只见雪白面庞上两个圆圈和一小团红（搽着唇膏的嘴唇）。她沉静得近似一座玉女石像，庄重得令人起敬。伴同张爱玲一起来的是她的印度女友炎樱，身穿短裤，手戴大手镯，像来自热带的女郎。大家的发言都是溢美之词，称赞张爱玲的技巧和文笔，只有谭正璧谈及内容和人物，很简略。我在会前曾谈过傅雷（笔名迅雨）发表在《万象》上的文章《论张爱玲小说》，他指出张爱玲的作品：“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贫血的感伤情调。”我也读过谭正璧撰写的评论张爱玲的文章：“选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之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为着情欲……总之，作者是个珍惜人性过于世情的人，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然而在另一方面又跳不出情欲的奴隶。”我同意这两位前辈的见解，在茶话会上也就发表类似的意见。

我还记得，有人在会上问张爱玲，对迅雨和谭正璧的批评有何意见。她说：“我有过答复。”

会后，吴江枫告诉我：张爱玲曾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一文。他找出这本杂志借给我看。文章一开始就提出：她只会写“阿妈”“少奶奶”之流的人物，因为她熟悉。她决不愿意写骑马驰骋草原，“野玫瑰”式的女性。前面是对迅雨和谭正璧而发，后面的举例却是针对我的小说里的人物。我怕引起误会，以为我曾读过她这篇文章，所以在茶话会上故意发言对她反击。会后要求吴江枫伴我去向张爱玲解释。[118]

张爱玲成了明星式人物，也有好事者如《杂志》社热心地让张爱玲与其他行业的明星如影星、舞星交往。1945年春，朝鲜舞蹈家崔承喜来上海，与梅兰芳对谈中国艺术，又与张爱玲等女作家聚谈。崔承喜少女时代即在东京习艺，专研东方乡土舞蹈，后在美洲、欧洲巡回演出，反响颇大，被誉为“日本现代舞后”。1941年来中国，在北京办班教授中国学生。这是她第二次来上海。4月9日，在华懋饭店八楼三号室，她和上海的女作家聚会，张爱玲亦应邀出席，她来得最迟，又穿得古色古香，话虽不多，却引人注目。一篇采访记写道，她穿着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如她的性格一般沉静。她老注意着崔承喜，有时像没有听人说话，好像要在崔承喜的脸上找出艺术家的趣味来。在被点名发表“高见”时，张爱玲从各类艺术的共通性出发谈到她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她说：

我觉得在文学上，我们也必须先研究西洋的，撷其精华，才能创进。舞蹈音乐亦正如此。[119]

座谈会后，记者还给崔承喜、张爱玲、关露等合影留念。为了这次见面，张爱玲和胡兰成还专程去看了崔承喜的《无敌大将军》《花郎》等演出。有一次看完戏之后外面下起了雨，他们在戏院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放下雨篷后张爱玲穿着雨衣坐在了胡兰成的身上。回来后，她还这样评价崔承喜：“讽刺也是这么好意的，悲剧也还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讽刺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卓别林的影片算不得的了，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派。近于中国的名士派，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120]

这年7月21日，《杂志》月刊社举办“纳凉会”，地点在咸阳路二号，聚会主角是张爱玲和李香兰，一个是当红的女作家，一个是著名的影星。张爱玲的衣服是用祖母一床夹被的被面做成的，象牙色底子上，加上几朵紫黑色的花，头发长长的披在两肩，发上插着青紫的红蝴蝶。陪同爱玲来的有姑姑张茂渊和挚友炎樱，另外的出席者是日本人松本大尉和川喜多长政。川喜的父亲曾在保定军校教书，据说因亲华被日本宪兵杀害。川喜少年寻父而来中国，随后读北大，又到国外留学。1939年代表日方主持上海中华电影公司，据称有不受日方干预的先决条件。李香兰与张爱玲的会面，就有请一流作家、一流演员合作的意思，撮合者既有日本人，也有杂志社。

李香兰的身份很复杂，她本名叫山口淑子，日本人，出生在沈阳，求学于北京，后以唱歌演电影出名。到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审判她时，人们才知她的真实身份。她主演过日本男子爱中国姑娘的电影，颇有敌伪“和平文艺”的味道，令国人反感。也拍过表现鸦片战争的《万世流芳》，受到好评。这年5月，她在上海举办过三场独唱音乐会，场场爆满。但中华公司的电影业已经停顿了。当《杂志》社人三番五次问张爱玲是否为李香兰写剧本时，张爱玲总是巧妙地谢绝。她的理由是她写的剧本恐怕不合李小姐的个性。但她对未来的东方电影还是有很多的期许，觉得视觉的艺术对东方人是特别的性情相近。

那时的小报对张爱玲的事业与爱情有一些报道，主持人问她的看法，她回答说：“除了有关我的职业道德的，我从来不去辩正。”

又有人问她的恋爱观，她不愿在此多说，只淡淡说道：“就算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你的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吗？”[121]

但在另外的场合，在文章中，在与炎樱、苏青的交谈中，张爱玲却滔滔不绝地谈着爱情……